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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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突击好手，薛仁贵的行动再一次取得了成功。在乌海附近的河口，猝不及防的吐蕃军大败而逃，仅被唐军夺走的牛羊就超过万头。获胜后唐军进驻乌海，一边休整，一边等待与郭待封的会师。

面对主帅的安排，郭待封当面称“是”，心里却一个劲地嚷着“不”。薛仁贵走后，他更是一手遮天。为了表现“老子就是不听你的”英雄气概，他公然违令，没有把众多粮草等物资留在大非川，而是全部带着随军一起向乌海挺进。他一边走，还一边想：哼，把粮食留下，轻装前进，倒是跑得快了，可你吃啥？！呸，就这水平，还大总管呢！

吐蕃方面得知乌海失守后，立即派出了以论钦陵为首的增援军队，日夜兼程向乌海前进。

而同时，由于携带的物资过多，加之青藏高原上稀薄的氧气，郭待封的军队只能缓缓前进。郭待封倒也不急，一路悠哉悠哉，他不知道，他将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郭待封还没到达乌海便遭到了吐蕃军队的突袭。此次对手有二十万之众！

唐军对此毫无防备，阵型大乱，吐蕃人的剽悍、凶猛更是远超他们的意料。而作为主将的郭待封，满脑子里除了怎么让薛仁贵不爽怎么来外，竟然想不出真正有效的退敌策略。

主帅计穷、士兵疲惫，唐军崩溃了，郭待封大败，率军逃回了大非川。此一役，唐军死伤固然很多，但最严重的后果却是全军赖以生存的粮草物资尽数落入了敌手。

薛仁贵日夜翘首企盼着郭待封，不想等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噩耗”：郭违令不遵，行军缓慢；遭遇敌军，大败，粮草尽失……最后，他等来了吐蕃大军。

接连的失利让薛仁贵所部从上到下的情绪都跌入了低谷，粮草的丧失无异于釜底抽薪，让人对前景产生了怀疑。面对着优势敌军，薛仁贵纵有通天之能也无可奈何，只好且战且退，准备退回大非川，凭借地利阻挡吐蕃的进攻。

论钦陵确实是个人才，他觉察到了薛仁贵的意图，判断出对方粮草已尽，决定一鼓作气，好好地打个漂亮仗。于是，他要求吐蕃进一步派出增援部队。凭借着高达四十万的兵力，将唐军驻守的大非川围了个水泄不通。

唐军缺吃少穿，士气低下，根本无法抵挡吐蕃的攻势。身为一代名将，薛仁贵也只能扼腕叹息，不知此时的他是否也想起了当年楚霸王那句“此天亡我，非战之罪”呢？

经过惨烈的战斗，十多万唐远征军非死即伤，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和阿史那道真勉强逃脱。面对已无力挽回的败局，他们只能前往论钦陵的大营请求停战。

论钦陵胜券在握，也显得比较大度。他明白薛仁贵此行虽名义上是谈判，实质是已承认失败。二人很快达成一致：双方同时停火；大非川由吐蕃军控制；吐蕃方面释放所有被俘唐军，并提供必要的饮食与衣物；薛仁贵率军退回唐朝境内。

对于此次战败，《新唐书》还来了一段诸葛亮式的描述，说是薛仁贵在战败后仰天长叹：“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懂，反正大意是上天是有规律的，这种时候不适宜打仗），不应有事西方（那你干啥不早说呢？），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这么说，打仗前莫非要仰观天文，俯测八字，不吉利就不打了不成？）。”

大非川惨败的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惊。李治和武后又惊又怒，下诏派大司宪（监察部长）乐彦玮前往查实，并把三个败军之将披枷带镣地押回了京城。

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天下没有只赢不输的将军，但打败仗了还是免不了要受罚。毕竟将领的职责是取胜，输得如此惨烈，毫无疑问是追究领导责任的。好在三人之前都立有军功，保住性命不是问题，至于官位，那已经是很高的奢望了。

不过，牛人就是牛人。薛仁贵并未就此沉寂，战功卓著的他依然是皇帝心中的不二良将，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大非川之战，直接后果是吐谷浑被吞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同时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就此被终结，直接影响了西域诸国对唐政府的依附程度。

此战过后，吐蕃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武装扩张，而改用蚕食战略。对此，唐政府曾多次出兵干预，双方再次进入了大战没有、摩擦不断的相持阶段。

数年后，曾经架起汉藏友谊桥梁，又直接导致唐吐双方剑拔弩张的吐蕃实际统治者——禄东赞与世长辞。长子论钦陵（因在西域、大非川等战役中，战机把握到位，作战果断勇敢，被吐蕃国内尊为“战神”）继承了父亲的职务，几个弟弟又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禄东赞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吐蕃。

第九章　武家继承人的自我毁灭

咸亨二年的一个深夜，武后寝宫。

伴着蜡烛那飘忽不定的火焰，武后在纸上奋笔疾书着。一旁侍候的宫女们虽然看不见纸上的具体内容，但皇后因为气愤而略带扭曲的面孔却是清晰可见，忽明忽暗的烛光更是让这张面孔多了许多的煞气和狰狞。她们不敢交谈，顶多也只是眼神的默默交流，心中祈祷着主子不要将气撒到自己的头上。

显然，武后写的不是什么散文随笔，而是一份言辞凌厉的奏章。

她之所以怒气满面，是因为她在倾尽全力控诉一个人，一个她的至亲。

而这个亲人，已经令她忍无可忍！

这位牛人便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被毒死的魏国夫人的哥哥、法律意义上武家的嫡系后代——武敏之（贺兰敏之）。

说到武敏之，与他的姨妈武后有着许多的相似，比如美貌（史载他“年少色美”）、聪慧（一眼就瞧出妹妹是死于非命），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只是在心态和忍耐力方面，他却要远逊于他的姨妈。

当初武后将几位哥哥赶出了京城，“恩赐”贺兰敏之姓武，将他作为了武家唯一的后人。后来他又顺风顺水地当上了弘文馆学士，捞了个又有地位又清闲的美差。虽说当年魏国夫人暴死的时候，武后对他颇有些忌讳，但一来他长的帅，嘴巴甜，二来武后自信能够把这小子调教好，因此给他的恩宠只增不减。

但武敏之的想法不一样。

虽然凭借与皇后的关系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与权力，但或许一切来的都太容易，在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武敏之看来，给奶的未必是娘。他了解武后，深知她对皇帝一度宠幸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深感不满，妹妹之死与她难脱干系。尽管他还没有实力与皇后对抗，但却并不妨碍他对皇后的敌意，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叛逆的行径。

母亲死后，武敏之几乎就再无人约束，过分溺爱的环境造就了他桀骜不驯、放纵不羁的狂野性格。世间的道德、伦理之类在他看来都是可笑的教条，骗骗书呆子还可以，对于本大爷，哼哼，一概无视！

武家男丁了不得，武家的几位女眷，更是让人不得不直竖大拇指。

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养尊处优，在尝遍天下美味，穿遍绫罗锦缎后，中年丧夫的杨氏难免要饱暖思淫欲，琢磨着搞几个男人来享受享受。

杨氏的想法，从人性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接下来的事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居然勾搭上了自己的亲外孙武敏之！

前面说过，武敏之年少英俊，风流倜傥，风貌足以打动天下任何一个女人，自然也打得动外婆。加上武敏之素来不忌惮俗世的约束，两人很快便以“外孙探望外婆”的名义住到了一起。而当时杨氏已过八旬，而武敏之则不过二十刚出头。

享受了年轻人“新潮服务”的杨氏对武敏之自然是万般宠爱，时常在女儿面前提出要给他加官晋爵。武后对此惊世骇俗之举虽也有所耳闻，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而且母亲也乐在其中，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武敏之替自己尽孝吧。

有了武后的默许，武敏之更加肆意妄为。身为皇亲国戚，又是超级帅哥，他在长安的交际圈中如鱼得水，无数的女人心甘情愿对他投怀送抱。不过武帅哥可不是随便的人，他交往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老来艳福不浅的杨氏去世。作为武家的法定继承人，武敏之该为杨氏守孝。然而，守孝期间，武敏之依然我行我素，穿着日常的衣物，在府内供养大量的歌姬舞女，夜夜笙歌，纵情作乐。

武后是个孝女。她下令从宫中拨出不少顶级衣料和财物，让武敏之为杨氏打造佛像，做法事超度。对此武敏之是当面应承，头一转就把这些赏赐全部折现用于消费。

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武后最疼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曾带侍女前往外祖母杨氏家中玩耍，俨然半个主人的武敏之也没有放过她们。

对于此事，《旧唐书》的记载是：“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这条记载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句读，更直接一点说，是标点。

前面还好断：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

最后也好断……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关键在中间。

如果说逗号在“宫人侍行”的后面，可以理解为太平公主的侍女们被武敏之逼奸；

可如果将“宫人侍行”的后面换做句号，问题可就严重多了，因为主语就变成了“太平公主”，也就是说，武敏之的下手目标是太平公主！而那时的太平公主，不过仅仅五六岁！

《新唐书》的记载比较明确：“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由此可见，武敏之糟蹋的是“宫人从者”，而且是“悉逼乱之”，也就是说侍女们无一例外都被武敏之享用过了。

司马光老先生在《资治通鉴》里则压根不提这事儿。不知是否担心相关描写会让皇帝产生不良想法……

结合后来的事情看，太平公主应该没有遭到武敏之的毒手，否则以武后的脾气恐怕早就亲口把武敏之的肉给一块块撕咬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武后的耐心已经濒临临界点，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全面爆发。而武敏之也继续不负她望，很快便干净利落地引爆了那根致命的引信。

太子李弘大婚了，太子妃裴氏美貌端庄，很讨李弘的欢心，一对新人正甜蜜地享受着新婚的喜悦。

可是在宫内的某处，李弘的父亲正憋着一肚子的怨气，而李弘的母亲，更是双拳紧握，怒发冲冠。

只因为太子妃裴氏并不是最初所指定的那位！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正值豆蔻，家族出身都很不错，且知书达理，品貌双全，不少名门望族都曾上门提过亲。

但后来却再没有人上门提亲了，因为知道杨小姐有了一位身份尊贵的未婚夫——太子李弘！

对杨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且不说太子日后就是皇帝，光凭为人宽厚和才识过人这两条，就已经是个理想的佳婿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家人天天都是乐得合不拢嘴。

武敏之也得知了此事，英俊性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这个猎物，够分量！

于是乎，武敏之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终于得手。

正史都称武敏之是用逼迫或暴力奸淫了杨小姐，然而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杨小姐是未来的太子妃，只有太子动得，这是世人都知道的理儿。武敏之虽然骄纵，但也只是帅哥一枚，没听说过身怀绝世武功，更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杨家，再径直闯进杨小姐的闺房使用暴力吧？

如果说武敏之是用“你不让我见她就让你明天丢官杀头”之类的话来威胁杨思俭的话，恐怕也很难有什么效果。就算武敏之是皇后的亲戚，能够通过皇后来决定杨思俭的富贵生死，那么把太子妃拱手让人也是板上钉钉的死罪，满门抄斩的可能性极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杨思俭敢冒这个险吗？更何况，作为父亲，有几个人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人糟蹋？

所以，我认为武敏之是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先是接近，进而诱骗了涉世未深的杨小姐。情话绵绵＋男色诱惑，可怜杨小姐就这么上了道儿。

不管过程如何，总之武敏之是成功地抢在了李弘之前成为了杨小姐的第一个男人。

对于这种大事，杨思俭没有多余的脑袋来承担后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报告给未来的亲家。

“噩耗”终于让武后全面爆发了。不过火归火，章法却没有乱，当务之急是赶快更换太子妃人选，接着才是找小畜生算账。

于是才有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武敏之不是傻子，他完全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也知道皇后姨妈翻脸和吃饭一样频繁。但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虽然一表人才，虽然身份高贵，虽然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的女人，但自从母亲和妹妹死后，他再也没有感觉幸福过。

和外祖母的苟且之事或许是双方都有意向，而太平公主的侍女们和险些成为太子妃的杨小姐，甚至那位年纪尚幼却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的太平公主则是武敏之报复行动的牺牲品。你武后不是最宠爱太平公主么？你不是为太子挑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媳妇么？你不是觉得我不错，想让我这个本姓贺兰的人来继承你爹的香火么？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亲妹妹被你毒死的人将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

我要让你关注和疼爱的人一个个在我面前痛苦地倒下，让她们代替我把切肤之痛一点一点地传递给你，让她们在你那还来不及愈合的伤口处再大把大把地撒上盐巴，这不比一刀杀了你还要痛快么！

当然，我最后很可能会死，但那又怎样？自打我那可爱又无辜的妹妹惨死，而你这个真正的凶手却可以快活地逍遥法外后，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活着的唯一目的，便是败坏你武家的名声，不断击打你铁铸的灵魂。在尽我所能地羞辱你后，我便可以平静地离开这个污浊的人世。

在给李治的奏章中，武后列举了武敏之的以下罪状：

一、与外祖母荣国夫人乱伦。

二、贪污皇后拨付的锦帛。

三、逼迫强奸了太子原未婚妻杨小姐。

四、外祖母死后不但不守孝，反而酒色不断，严重有伤风化。

五、调戏太平公主并奸污其侍女。

在罗列了上述罪行后，武后向丈夫表示，此人不配做武家的后人，也不宜再留在京城。

自准太子妃事件发生后，李治已是恨得牙痒，但忌于武敏之的身份又不能“擅自”处理。这时的李治，由于长期的习惯，已经对武后从宠爱、信任演变成了逆来顺受，缺乏主见。

既然老婆发话了，那么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咸亨二年六月，李治下诏，勒令武敏之恢复贺兰姓，同时将他放逐至雷州（广东省雷州市）。途径韶州（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当地官员用马缰绳勒死（另一说是自裁），就此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据其后出土的墓志铭文记载，贺兰敏之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客观地说，贺兰敏之的死确实给武后带来了相当的冲击。无论她有多强势，亲信之人的背叛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贺兰敏之后，她已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按照唐朝的制度，大臣和后妃们给皇帝的奏章是不是要公开，但归档、保管是一定的，武后敢于在奏章中揭露如此多的丑事，可见她不怕被人知道，也不难看出她的愤怒。

或许有人会怀疑罪状中有诬陷的成分，可武后犯不着往死去的老娘身上泼脏水吧！拉自己的老妈、女儿和未来儿媳妇一起下水，就为了诬陷一个外人　？＇…＇若是如此，这笔买卖也亏大发了！

第十章　天皇天后

贺兰敏之已是过去，对于武后来说，把握现在才是关键。不客气地说，自打武后垂帘听政，这政务大事都必须有她的点头才能最终敲定。与此同时，李治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不得不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武后处理。

看过《高宗本纪》或是《资治通鉴》的细心朋友不难发现，自打泰山封禅之后，李治便开始不断巡幸外地，最初是数月一次，后来竟几乎发展到一月一次。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李治喜好游山玩水，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天也一定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舒服。

李治的每一次出巡，作为正妻的武后都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留下太子李弘监国，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政治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虽然武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但整个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仍然是病榻上的李治。所有的人，包括武后的权力都得借助于他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便是谋逆，便是造反。

在李治看来，身边的宫女、太监，包括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是工具。唯有武后，才是病痛中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他带来温暖。对于武后，他一直心存感激。

留守太子李弘，颇有乃父当年的风采——宽宏厚道，礼贤下士，满口圣贤之言。平日里李弘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若是有些不那么合乎礼数的行为，只要别人说一句“子曾经曰过……”，他就立刻敛容答谢，改过自新。

可以说，李弘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有问题。

一则是他十分喜好读书，很崇拜教导他的老师和其他饱学之士，认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所以监国时他就常常把大权交给这些大员，自己则深入一线考察调研，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是好事，但作为领导者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不妥，毕竟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领导者应该多方听取汇报，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就算李弘不吃饭不睡觉，每天走访十户百姓，相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则李弘继承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光荣传统。不仅无力缚鸡，还像他父亲一样时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在他年轻，不至于一生病就动弹不得，但比起爷爷李世民来就差很多了。

对于儿子的做法，武后是有想法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早已把天下看作是丈夫和自己两个人的。李弘作为未来的皇帝，怎能整天只关心张家收了多少谷子，李家的母猪又下了几头小猪之类的芝麻小事，而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给外人呢？

同时李弘的身体也让她十分担心，照顾李治已占用了她大部分的精力，而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以后可怎么得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做了许多份内和份外的事儿。以她的性格，很难说脑海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换做我当皇帝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这些年里，她在处理政务时已开始显露出要大权独揽的意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又改年号了），李治下诏，对祖宗（上至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李渊的高祖父，下至老爸李世民）及其正妻全部换上了新尊号。这本无可厚非，反正人都死了，给俩头衔也没啥。

但末了拖着的一句倒很是耐人寻味：为避免日后使用“先帝”一词时指代不明，当今皇上两口子将使用专门的称谓：“天皇”、“天后”。

这个理由实在无聊。“先帝”绝不止一个，也没见哪个皇帝因为担心被搞混而非要专门再起个称谓的。

再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事实上“天皇”还不如“皇帝”。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天皇”，他和同为传说中人物的“地皇”、“泰皇”并称“三皇”。

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过三皇，勋超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够体现自己的牛X，就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意思是“皇”和“帝”要合起来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这才诞生了秦始皇帝。

李治倒好，逆流而动，主动退回到“天皇”。大臣们不少都心中有数，可看到皇帝夫妇，尤其是皇后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唉，有些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上元元年，武后上疏，提出了政治建议共计十二条，全部被李治所采纳。其中有两条建议尤为值得关注：

1。中国人讲究孝道，父亲去世儿子要服丧三年。建议修改为：母亲去世，即使父亲健在，做儿子的也同样要为母亲服丧三年。

2。京官工作辛苦，工资却多年没涨。建议提高所有八品以上在京官员的薪资待遇，具体加薪的幅度由财政和人事部门协商后报批实行。

前者的推广较为顺利，因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本就难分高下，尽孝也不该有所区别。武后这样做便是要借用法律的形式把服孝制度化，凭借国家强制力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后者的施行就更加顺利了。给公务员加薪，可是让官员们皆大欢喜的事儿。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谁给咱们大伙谋的福利啊？不是皇帝，是皇后！啊，看来皇后对大伙还是不错的。于是，就这一下子，许多人都记住了皇后的好。

不管武后是有心还是无意，仅这两项措施便为自己笼络了人心，捞足了政治资本。

此外，武后还积极效仿前夫李世民，面向社会各阶层海选人才，组织编写了《列女传》、《臣轨》等书籍多达一千卷以上。在当时，这批武氏门下的文人们便被统称为“北门学士”。

当然，招纳他们可不仅仅是为了探讨文学或著书立说，在国家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