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草原帝国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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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和各军团之间相离很远时才开始出战。战斗发生在迦勒迦（今卡利米乌斯）河附近〔202〕，这是一条近海的小河，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流入亚速海。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不等乞瓦军到就冲锋，被打败后，只得溃逃（1222年5月31日）。只留下乞瓦王公，他守乞瓦营地三天后，被允许体面地投降。然而，投降后他与他的全体兵士都被处死〔203〕。
　　罗斯人遭到的第一次灾难没有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当时还未来得及率军抵达迦勒迦河，从而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军队。蒙古人满足于抢夺克里米亚苏达克城［今苏联萨波罗什］内热那亚人的店铺（还没有材料证明卡洪的理论，即蒙古人与威尼斯人之间达成过一种协议）〔204〕。者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回到锡尔河北岸草原，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师。


第十三节　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支流、土兀剌［土拉］河畔的营帐中度过了1225226年冬天和1226年夏天。从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在他面前颤抖。他的长子术赤已受命统治着咸海至里海之间的草原，在接近统治末期时他似乎正在执行一种分裂政策。这使征服者深感忧虑；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公开分裂可能发生以前，术赤于1227年2月去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西夏王尽管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却不履行职责派分队去参加攻打花剌子模的战争。据《秘史》记，对于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时，一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嘲讽地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足够的军队，他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举动是不能宽容的。在处理了花剌子模的事务之后，征服者予以还击。并且，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必定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在那里他的将军木华黎刚死于攻金之战），蒙古人直接占有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于1226年秋开始征西夏，同年底占领灵州，1227年春开始围攻西夏都城，今宁夏城〔205〕。“蒙古恐怖”的手段在此也像在阿富汗一样残暴无情地采用了。“居民徒劳地藏匿在山间、洞穴，以避蒙军。田地上尸骨遍野。”在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1227年夏天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扎营。他于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206〕。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一部分唐兀惕人分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Yesui），她在这次战争中曾陪伴着他。
　　成吉思汗的遗体葬于斡难河［鄂嫩河］和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边的不儿罕合勒敦圣山（肯特山），在此腾格里［长生天］曾对成吉思汗说过话。1229年，他的继承者将以蒙古方式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纪念他。按习俗，“他命令为他父亲的灵魂供三日饭菜，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40名美女，穿戴华贵，按《史集》记，她们是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去侍候成吉思汗。除了这些野蛮的效忠方式外，还以骏马作为牺牲。”〔207〕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208〕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209〕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210〕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211〕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212〕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213〕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214〕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后，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穆斯林马合谋·牙剌洼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畏兀儿文］〔215〕。牙剌洼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区的第一位蒙古长官。〔216〕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217〕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耶律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218〕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219〕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鄂尔浑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鹘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220〕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惟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221〕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14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222〕
　　　　注　释　　
　　　　〔1〕今巴格达，元代译名为报达。——译者
　　　　〔2〕据赵珙《蒙鞑备录》：“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译者
　　　　〔3〕伯希和《高地亚洲》（巴黎，1931年）第28页。
　　　　〔4〕丹尼森·罗斯译《中亚蒙兀儿史》（1895年，伦敦）第290页。
　　　　〔5〕乃蛮王被金朝封为大王，故曰大王汗，又讹为太阳罕，或泰阳汗和塔阳罕。——译者
　　　　〔6〕亦难赤必勒格又称亦难赤必勒格不忽汗，这是一个突厥文名字，其中亦难赤意为“值得信任的”，必勒格意为“贤明的”，不忽意为“巫师”，全名之意是“贤明的和值得信任的巫师国王”。——译者
　　　　〔7〕或者像莫斯特尔特在《辅仁大学学报》1934年第9期上发表的《鄂尔多斯地区》一文中推断的那样，写作kereit。《秘史》译成kereyid（上引文第33页）。今写成k'erit。（kerayit一名的字源是keri'e，意为“乌鸦”。《史集》记：“据说，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参看《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册，克烈部。——译者）
　　　　〔8〕伯希和《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9页。
　　　　〔9〕伯希和《高地亚洲》第25页。
　　　　〔10〕伯希和怀疑“克烈”一名是否未被巴赫布拉攸斯录入。
　　　　〔11〕巴赫布拉攸斯《圣教年鉴》III，280—282。
　　　　〔12〕约翰长老的传说，形成于12世纪前期。最早出现在弗瑞辛格的史书中，后来又出现在阿德蒙的编年史中，尤其是出现在于1165年传到罗马的一封信札中，此信札可能是约翰长老致曼苏尔一世教母的，其中约翰长老自称为“三个印度和从巴贝尔堡到信徒托马斯墓之间辽阔地区的国王。”这一传说反映了在中亚和南亚存在有基督教徒。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记》耿昇译本，第130页注57。
　　　　〔13〕关于克烈诸王的基督教教名，参看伯希和《中亚基督教徒》第627页。
　　　　〔14〕马儿忽思，即《辽史》中的磨古斯。——译者
　　　　〔15〕我们不知道喀拉昆·巴查儿的位置，据《秘史》（海涅士，法译本第48页）脱斡邻勒在该地几乎被菊儿罕捉住。我们也不知道库尔班·特勒苏特的位置，在此脱斡邻勒得到也速该的帮助，打败了菊尔罕。参考多桑《蒙古史》I，73。
　　　　〔16〕又译为汪罕。——译者
　　　　〔17〕篾儿乞人（Marit），在《辽史》中是梅里急。——译者
　　　　〔18〕问题在于篾儿乞人是否可能是6世纪拜占庭作家们笔下的Mukri（参考伯希和《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5页）。另一些史家把Mukri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联系起来，即与7世纪和8世纪黑龙江地区的通古斯人相联系。
　　　　〔19〕这是在第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碑文中提到的三个骨利干联盟的推测位置（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98页）。
　　　　〔20〕肃良合（Solang）一名系指高丽人（Coréens朝鲜炫），到元朝后期，蒙古人称之为Solongros，即高丽人。满族人也以Solho一名称呼朝鲜人。到明朝，在1598年的汉…蒙词汇表中则写作Solongro。——译者
　　　　〔21〕Tatar（鞑靼）一名始见于鄂尔浑流域的突厥苾伽可汗碑。《秘史》作塔塔儿。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塔靼、达打、挞笪、塔塔诸译。塔塔儿人在9世纪回鹘败亡之后，曾一度成为北方之强大部族。辽、金史中则称为阻卜，靼焣。南宋人则以达靼为北方诸民族之通称，而又就其离汉地远近，区分为黑、白、生鞑靼三种。草原诸部也因塔塔儿之强大而自称塔塔儿，并以此为荣，后来遂成为蒙古人的习惯称呼。《蒙鞑备录》：木华黎“每自称我鞑靼人”。西欧最早称蒙古人为鞑靼，是出自“Tartarus”一词，意为地狱。帕里斯在1240年的记载中记述蒙古西征军说：“彼等破坚岩，越其群山环绕之乡，汹汹如出地狱（tartaras）之群魔，故名曰鞑靼”。（布朗《波斯文献史》英文版第3卷第8页上转引）。参考《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译者
　　　　〔22〕参考汤姆森《鄂尔浑碑文》第140页。关于ta　tar与Ta…t'an之间错误的语音关系，参看伯希和《谈库曼》第145页。
　　　　〔23〕蒙古人一名似乎最早出现在唐朝：“从唐朝起，中国史书表明，室韦各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下游和兴安岭北部），确实是一些说蒙古语的部落，在它们之中，有一支蒙兀或蒙瓦（Mong…Wu，或Mong…Wa）部，从该名中，我们觉察到蒙古人一名。”
　　　　〔24〕原文是“西北”，应是外蒙古东北。——译者
　　　　〔25〕《谈库曼》，第14647页。
　　　　〔26〕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伦敦，1930年）I．在其他书中，该作者把兀鲁思译成国家，保留该词部落（亦尔坚）的含义，兀鲁思…亦尔坚即国家的含义。参看他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列宁格勒，1934年）第59页和98页。
　　　　〔27〕斡孛黑（oboq），即氏族，是古代（113世纪）蒙古社会的基本因素。蒙古的氏族是父系氏族，每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由于氏族的发展有了许多分支，因而形成许多小氏族。——译者
　　　　〔28〕《秘史》海涅士译本第10页，写作Taiyichi'ut或Tayich'iut。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4页文章。F。冯·埃德曼《铁木真》（莱比锡版，1862年，第168页，194—230页）根据拉施特的记载，列出了尼鲁温和都儿鲁斤部详表。
　　　　〔29〕原文是“西南”，应是东南方。——译者
　　　　〔30〕多桑《蒙古史》I，426，（据拉施特记）；《秘史》法译本第8页写作Onggirat。伯希和记述，在辽史上，在1123124年，弘吉剌惕部和札只剌惕部与蔑儿乞部一起被提到（《库蛮》第146页）。
　　　　〔31〕多桑《蒙古史》I，29。
　　　　〔32〕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页；关于13世纪蒙古封建社会的特征，参看该作者的《蒙古社会制度史》。
　　　　〔33〕那可惕（Noküd），是那可儿（nokor）的复数形式，意为“朋友们”。——译者
　　　　〔34〕别乞（baki）意“僧正”。按萨满教，即大祭司。——译者
　　　　〔35〕参考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50页。
　　　　〔36〕伯希和《关于中亚几个词的研究》III，《谈库曼》载《亚洲杂志》（1913年）第466页。
　　　　〔37〕奥伦格（乌梁海）人脚上也系着刨得光滑的骨制小板，用这种小板，他们在冰雪上行走如飞，以致在战斗时能追上猎物。（卢布鲁克书39章）
　　　　〔38〕蒙古人有两种车辆，qara'utai　tergen也称oljigetei　tergen，是带前座的车子；qasaq…tergen是大型货车，该名至今仍在蒙语中使用。——译者
　　　　〔39〕古列延（kuriyen）即在草原上屯营时，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的圈子。——译者
　　　　〔40〕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4，41和39，128页。
　　　　〔41〕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第41页。
　　　　〔42〕参考O。拉铁摩尔《蒙古史中的地理因素》载《地理杂志》XCI（1938年1月）9。
　　　　〔43〕上引书，第145页。
　　　　〔44〕由突厥语转写成蒙古语的、与文明或口令有关的许多词证实了突厥人对蒙古人保持着相对的文化优势。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学部札记》第20卷上的文章。首先是两种语言发展的比较上，突厥人在知识领域内的优势是明显的。巴托尔德摘录波佩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来说，突厥语比蒙古语发展程度更高些，无论世界上任何地区，蒙古语比已知的最古的突厥语都更古老些。从语音的观点来看，蒙古字几乎还处于与原始阿尔泰字（突厥…蒙古字）同样的高度。”
　　　　〔45〕《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本第149页）：“他们之中一些人被杀，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土敦…蔑年次子海都及其诸子和亲属的俘虏和奴隶；［这些俘虏和奴隶］，祖祖辈辈世代相传，最后传给了成吉思汗。”——译者
　　　　〔46〕《元史》中是葛不勒汗。——译者
　　　　〔47〕《蒙古秘史》海涅士译本（1937年）第6页。在《史集》中海都，海都孙屯必乃都带有汗号；《元史》也说海都曾被八剌忽怯谷之民立为“君”，并称屯必乃为皇帝（卷121《速不台传》）。但据《元朝秘史》，真正统一了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应是合不勒汗。——译者
　　　　〔48〕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第24页。
　　　　〔49〕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81页。在《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