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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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二、杀杨度等十三名鼓吹帝制的祸首以谢天下；三、筹备登基大典及用兵费用共六千万元，由袁世凯及那十三人的私产赔偿；四、剥夺袁氏子孙三代公民权；五、按《临时约法》，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六、除国务外，文武官员仍按旧职，但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军都督指令。
袁世凯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和西南议和。但因为称帝，他的北洋系在短短时间由铁板一块而几乎分崩离析。现在袁世凯能依靠的就是段祺瑞了，可他对羽翼已丰的段祺瑞又很不放心。段祺瑞深知袁世凯心理，得不到充分信任，就拒不出来。

袁世凯无奈，同意他所有条件，段终于答应任国务卿。一上台，段祺瑞立即将政事堂改回国务院，国务卿改回国务总理，并撤销统率办事处、总统府机要局和军政执法处。这番景象，跟当初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清朝所有大权都落入其手时几乎一模一样。
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做为，这时的袁世凯，在心里大骂段祺瑞“别有用心”之余，是否也在感慨报应不爽？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又受致命一击，他的大将、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茗竟也向他宣布独立！
袁世凯彻底被击倒，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死去。
十三

辗转病榻的袁世凯，一定在想着他这一生。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总统，他表现出了怎样的盖世谋略，走过了一条多么眩目的风云之路；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到最后，竟会以一个小丑的形象谢幕！
后世提起他袁世凯，不会说他有雄才大略，不会记得他曾有所做为，甚至也不会立即提到他在对手如云的乱世能走到制高点的能耐——首先想到的竟是：袁世凯啊？知道，他拼死拼活，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然后淹死在全国人的唾沫里——八十三天，哈哈！
更加想不到的是，本可以走上现代宪政道路的中国，因他袁世凯的皇帝迷梦，从此要走多少弯路；如果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的不是那顶应放在博物馆里的皇冠，那他在中国历史上该有怎样的千古重量！
最后岁月的袁世凯是什么心情？后悔？羞愧？恼恨？恐惧？绝望？沉浸在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黑暗深渊中的袁世凯，是否在责问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放着好好的大总统不当，那么多人拉都拉不住地要当这个皇帝？或者在无声地愤怒呼喊：我不就是当个皇帝吗！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不都是做了皇帝吗？！
他的心头到底回荡着什么样的声音，没有人知道。

死去之后的袁世凯，尸身肿胀，所有衣服都无法穿上，家人情急之下，想到他那件称帝时所穿的大龙袍。取出一试，确实可以穿上。于是，身败名裂在皇帝梦上的袁世凯，在咽气之后，依然穿着他心爱的龙袍。
段祺瑞终是感恩之人。万众唾弃的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仍以元首之礼厚葬，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公职人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在财政万般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五万银元为丧葬费，由河南营建墓地。这个墓园占地一百四十亩，花两年时间才完工。
秋风起时，衰黄的墓草瑟瑟抖动。

闹剧与挽歌：“辫帅”张勋复辟（1）

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一年多以后，民国再次发生了一次复辟事件。

袁世凯复辟，因其实力强大，蓄谋充分，人们一般把他的复辟称为“丑剧”而不叫“闹剧”，这里包含了袁世凯称帝虽然胡闹，但却是民国史上一次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其行为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叫人不敢小视之意。
而发生在1917年夏天这次复辟，却是一个地道的闹剧，就好比一出戏演得好好的，忽然一帮小丑冲到舞台上，把正经演出的人踢到台下，张牙舞爪向观众宣布自己才是主角，自己带来的剧本才是正戏；大家正瞠目结舌的当儿，这帮小丑喘的气还没平下来，忽然哗啦一下被扫个干净。当时国人对此啼笑皆非，外国笑掉大牙。
做为民国最大闹剧的这次复辟，就是著名的“辫帅”张勋复辟。
讲这次复辟，首先就要讲这个张勋。十分热爱清朝皇帝、一提清帝就眉飞色舞的阎崇年老师对“张勋复辟”这个提法十分不满，在电视上讲课时特意加重语气强调：“应该叫‘张勋兵变，溥仪复辟’！”在他老人家心里，张勋又不是“我大清”皇帝，有哪门子资格“复辟”？复辟的是宣统爷嘛！
这样讲的话，似乎是要严谨一些。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闹剧叫“张勋复辟”一点也不错，因为当时溥仪同学只有十二岁，正在师傅们的督促下趴在桌子上写他那些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作业，哪来的复辟能耐？梦想复辟的前清遗老的确有一些，可在民国成立以后都是落花流水，毫无把梦想付诸实践的可能。袁世凯搞复辟期间，这帮人开始兴奋了一把，以为是要把溥仪再又扶上皇位，不料称帝的是袁世凯自己，根本没皇室什么事。他们大失所望，悻悻而退，对袁世凯完蛋怀着十足的幸灾乐祸心理。

没有这个张勋，就绝对不可能有这幕闹剧。溥仪重温了十二天的皇帝梦，遗老们大振了十二天精神，全国人民傻眼了十二天，全拜张勋所赐——张勋就是这次恶性复辟事件的行动主体。
这个张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江西奉新县赤田村人，幼年家贫，无以为生，就到离他家不远的江际头村一个姓许的人家当书童，许家的主人是当时任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张勋当了好几年书童，觉得毫无出路，就灵机一动，假造了许振伟的推荐信，偷盖了老许的印章，跑去投奔清军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的长官见此人持总督推荐信而来，不但立即批准入营，还格外关照；而张勋入伍后也任劳任怨，忠勇可靠，就一帆风顺地升了上去。1895年到袁世凯手下任管带，1899年任总兵，到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这样的大人物了。
许振伟后来知道张勋从军是假造了自己的推荐信，但那时张勋已经得志，许振伟岂好追究？就做个顺水人情，承认此事。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是实心眼，也有些憨厚，传统的信条，他样样顽固遵守。辛亥革命之时，清王朝已墙倒众人推，多少掌权带兵的人一夜之间就反了水，可他绝不。他认为自己受了如山皇恩，哪能背叛？江浙联军攻打他守备的南京，成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把南京光复；而此期间，张勋满城盘查，发现剪了辫子的一律处决！
南京之战中，还有这么个趣事。张勋那时已五十七岁，妻妾成群，却又新买了一个苏州美女为妾。张勋为她取名“小毛子”，十分宠爱，众人皆知。败退徐州时，张勋仓皇失措，没顾上小毛子，致使小毛子在下关被民军捕获。陈其美闻知，想出一个很损的主意：他建议把小毛子押到上海张园展出，参观者每人次收钱四角，这样估计可以筹集军费十万元！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相反，命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把小毛子送到离徐州很近的宿县，还给了张勋。
失掉小毛子的张勋烦躁不已。他其他的姨太太早对小毛子一人夺宠醋意大发，这下小毛子落入敌手，于是个个都跑过来争宠，正在郁闷的张勋张开五指，将众姨太一顿暴打。又有参谋长来报告江防兵伤亡情况，张勋极不耐烦：“丢了几营兵算什么？老子把小毛子丢了！”
得知民军把小毛子送回，张勋喜出望外。虽然和敢造皇上反的民军是生死对头，但他有恩又报恩：为感谢归还小毛子，他把从南京劫持来的十四辆机车、八十辆客车归还津浦铁路局。这些车辆后来在南北之战中为南方革命军还发挥了不小作用。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
这样的做法，当然为他在家乡赢得了“活菩萨”的口碑。每年正月初一，大批的江西老表都去给张勋拜年，津浦铁路局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他们准备专列。张勋对来拜年的老乡殷勤款待，大宴三日；老乡们临走，带上大包小包土特产不说，张勋还每人给一百大洋的压岁钱——一百大洋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十七个大洋！
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各地县知事（县长）的就有四十七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说按表演水平付酬劳，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六百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在民国已成立六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复辟的事来。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和立场，并等着大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会荒诞到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铁蹄入关之后，多尔衮以年幼的顺治皇帝名义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黎元洪。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

还是徐世昌老滑，为避免争端，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以他为元首，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约法》　。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应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沾不上边儿，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职有权，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

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处竟是慈禧太后当年囚禁光绪的中南海瀛台！黎元洪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成了袁世凯手里的光绪。
自知失势的黎元洪只能夹起尾巴，当着这个名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实则啥用不管的副总统。袁世凯见他老实，也乐意和他搞好关系，在称帝期间，为得到他的支持，还叫一个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二人结成亲家。
北洋系一贯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特别是段祺瑞。段祺瑞极具个性，他精悍能干，叱咤军界，是北洋第一大将；又工诗善画，酷爱围棋，文化程度远高其他老粗军官；而且段祺瑞毕生清廉，两袖清风，视钱财如粪土，还以一句“你哪是当官的料，我还是给你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吧”打发走了前来求官的农村弟弟。自负有才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