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的大明-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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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应熊似笑非笑问阮大铖道：“阮大人，你也认为朝廷应送数百万两银子给满清，借满清的手灭亡贼寇？”

　　阮大铖点了点头道：“借满清灭亡贼寇，这确是上策。”

　　吴应熊很失望，阮大铖在历史上是以知兵才上位的，看来这南明的朝廷文武，真的多是沽名钓誉软弱无能之辈，难怪历史上南明会亡得那么快，这群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你们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吴应熊铁青着脸，道：“李自成早已失去民心，根本不足为惧，满清今后才会是我大明真正的大敌。你们真以为多尔衮攻打李自成是为先皇报仇么？幼稚！满清灭亡李自成后，如果没有史可法那样的督师坐镇山东，不用一个月他们就可以从山东杀到南京，你们却一个个还在这窝里斗！鼠目寸光！”

　　众人被吴应熊的突然发怒和这一番话吓了一大跳，窃窃私语。

　　吴应熊这时平复了一下心情，道：“诸位，洪武皇帝朱元璋太祖出身布衣，聪明神武，报济世安民之志，十五载而成帝业，驱逐蒙元，一统海内。你们可知是何原因？”

　　大殿里又是一片安静，吴应熊说：“太祖创立大明基业，关键就在于文臣武将，团结一心。你们看看你们，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斗了一辈子，还没斗够么？太史公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而朋党，朋党之争就是这亡国的妖孽。汉末党锢之祸让传承了五百年的大汉王朝，不复昔日雄风，逐步走向衰亡；晚唐牛李党争，加深了中晚唐的统治危机，最终把盛唐王朝推向了灭亡。你们回头看看中国史书吧，以史为鉴，外戚与宦官的尔虞我诈，寒门与士族的阶层差异，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区分，守旧与革新之争……哪一朝的党争，不是你死我活？亲我者君子，疏我者小人。这江南之地，数千万民众，要是丢了，你们就有罪于国家，有愧对历代祖宗！你们一个个冠冕堂皇站在朝上，攻击别人，你们自己就那么干净吗？你们骂别人是小人，你们自己就是君子么？你们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看谁比谁干净！！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才几个月哪？你们忘了？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哪有时间去谋划大明的未来？”

　　吴应熊这一席话，说得南京的文武百官都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朝堂上的争议渐渐平息！

　　吴应熊最后说道：“本丞相希望各位臣工，食君之禄，就为朝廷分忧，眼睛多向前看，多向外看，今后少一些内斗，多一些骨气和智慧，和满清的多尔衮去斗！”


第七十七章　招贤榜


　　平息了南京朝堂上的党争，吴应熊很快查出了攻击阮大铖的幕后人物，正是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

　　此时，钱谦益正为自己摆平了江南的商业税问题而沾沾自喜，想要邀功。

　　吴应熊却并不买账，因为大明的商业税税率很低，三十税一。而且吴应熊在各地专门设置了征收商业税的税务稽查所，明文规定，只要商人足额交税，各地官员不得再有任何刁难；偷税漏税者入狱，没收家产。

　　商人们专心做生意，付出并没有比以前增加很多，推广起来并不困难。以前只是东林党人阻挠才没收起来。

　　为了彻底平定江南的党争，吴应熊将阮大铖免职，抄家，得白银上百万两，黄金十万两，全部充当军饷——因为吴应熊很快查清楚了，阮大铖当兵部侍郎后编了《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上百人被捕入狱。

　　为了以示公允，吴应熊将南京因受党争而入狱的数百人全部释放，这其中就包括三十四岁大才子的黄宗羲——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黄宗炎、黄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他有参与署名，所以被抓。

　　一时间，江南士子对吴应熊刮目相看，民心大快！

　　吴应熊趁热打铁，将钱谦益也免职，然后在江南推行新儒家运动——江南繁荣的经济和生产力，已经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必须来一场思想革命，不过，大明现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路要一步步走，不能从封建社会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必须先打牢思想基础。

　　吴应熊不想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决定从革新儒家文化开始，他派人在江南贡院贴了相府的“招贤榜”，凡是对儒家思想有新见解的人，都可以到南京的国子监报名，经过吴应熊的选拔，可以进入吴应熊的相府当幕僚，这“招贤榜”还在《新江南日报》上刊登，并特别注明了应征“不问出身，无需功名，不念过往，唯才是举”！

　　能进入吴应熊的相府当幕僚，在封建社会相当于一步登天，一时间，江南的士子们热血沸腾了，尤其是那些没有考取过功名的，再也不管什么钱谦益和东林党，争相报名。

　　最后，短短十天，报名的读书人多达一万人。

　　吴应熊亲自出题，题目就叫《儒家的变迁和未来》，每一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不限制，要求考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吴应熊亲自带着满云龙等禁军监考，选拔幕僚，在这次考试中，三十四岁的黄宗羲、三十一岁的顾炎武、二十五岁的王夫之、三十三岁的方以智等七十二人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显示出晚明社会的思潮其实已经很进步。

　　黄宗羲在他的答卷中，提到了税费改革，他称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积累莫返之害”。

　　在文章中，黄宗羲反对大明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

　　在文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具体的赋税主张：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挑灯夜读黄宗羲的文章，吴应熊的心情顿时大好，开心笑了——看来大明还真是人才济济，当即将黄宗羲圈定为招贤榜的榜首！

　　同在一起阅卷的阿九公主看吴应熊笑了，问道：“吴公子，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吴应熊道：“为我大明人才济济而高兴啊。钱谦益之流，罢官也就罢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黄宗羲的文章激情澎湃，吴应熊手不释卷，继续往下看，黄宗羲的思想还真是先进：在文章中，黄宗羲还专门列出一章谈《学校》。他认为学校中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另外，黄宗羲还在文中提出要“限制君权”，他在文中说，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不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这黄宗羲真是胆子大，看来经受过牢狱之苦，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将生死看得透了，竟敢提出限制君权。”吴应熊笑着对阿九公主说。

　　“还有这样的狂生？”阿九公主接过黄宗羲的文章，一看，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黄宗羲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否定掉了。

　　“这样的人，如果在先朝，恐怕早死了一百遍了。父皇不会容下他。”阿九公主说。

　　“是啊，光是设立宰相这一条，就够他掉脑袋了，真想立即召见此人！”吴应熊说，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

　　黄宗羲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阉党）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他说得确实有道理，皇兄任命你当了宰相，现在大明一派中兴之象。不过，他是有先见之明还是阿谀奉承？”阿九公主笑着问吴应熊。


第七十八章　七十二贤人


　　阿九公主笑着说黄宗羲的文章或许有阿谀奉承之嫌。

　　吴应熊知道她是开玩笑，说：“我看他不像这种小人，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说，牢狱对有些人来说，是个思考的好地方。你看，黄宗羲的文章里，还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士族高官子弟凭借家族权势以不正当方式胜过平民，并建议丞相的幕府扩大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的，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的人才，还有上书言事者等。这正是本丞相下一步要做的事。还有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都很实在。”

　　“这么看来，是我错了，黄宗羲确实是一位经世致用的难得人才。”阿九公主说。

　　圈定黄宗羲为招贤榜的榜首，吴应熊将招贤榜上的第二名给了三十一岁的顾炎武，从他的文章中，吴应熊看出，顾炎武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因为顾炎武自二十七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学识比较广博。

　　顾炎武的文章，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赚钱论”四个部分，他针对以前南京的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吴应熊看了，也觉得他的建议十分中肯。

　　在文章中，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富于民”。他也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顾炎武在文中还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在文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说得真是太好了，这顾炎武也是难得的人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大明人人懂得这个道理，那大明中兴，指日可待。”吴应熊对阿九公主说。

　　“天下兴亡，不仅匹夫有责，我们女子也有责。”阿九公主认真道。

　　“哈哈，确实，听说现在四川还出了个女将秦良玉呢。”吴应熊笑道：“你们女人将来也能顶半边天呢。”

　　说完，吴应熊继续看文章，在文中，顾炎武也和黄宗羲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在文中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还不讳言“财”“利”，在文中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

　　“想不到，明末中国就有如此思想的文人。”顾炎武的这些观点和吴应熊的看法一致，这些言论和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比密尔的观点早了两三百年。

　　顾炎武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也印证了吴应熊对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判断，吴应熊在江南推行新政的信心更加足了。

　　而且，顾炎武作为明末的大思想家，吴应熊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他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

　　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却屡试不中。自二十七岁起，就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六年夏，以捐纳成为南京的国子监生，他本来已经不走科举仕途，看了丞相吴应熊的“招贤榜”，才果断来参加选拔。

　　招贤榜的第三名，吴应熊给了三十三岁的方以智。从方以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天人、礼乐、律数、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

　　方以智确实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

　　更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在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吴应熊觉得方以智也是一个难得的通才，可以大用。

　　而且吴应熊知道，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忠肝义胆，在历史上也都是抗清英雄，可以重用。不像有一些人，学识不错，但人品不行，晚节不保，比如钱谦益、侯方域等，这类人吴应熊是绝对不会选入相府的幕僚。

　　吴应熊在选拔中，不拘一格，凡是有一方面的特长的读书人，他都选入相府，比如王夫之，他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反对“生而知之”，在文中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

　　吴应熊尤其是看重王夫之的“人性论”，他在文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也就是说，好人也可以办坏事，坏人也会办好事。别看这只是认识论上的一小步，意义却很重大，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容易掉进一些概念的陷阱，认为人性总是好的。中国人总是期待出个圣人，挥一挥衣袖，告诉人们“天道”，提倡以德治国，这对几千年来的社会稳定功不可没。王夫之提出人性的好坏，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情景，这样就会让读书人摆脱那种非君子即小人，非黑即白的无意义争论。

　　此次选拔，吴应熊百里挑一，一共选了七十二人，定为新儒家的七十二贤人，在《新江南日报》上公布七十二贤人榜，以及他们的文章，宣布将他们纳入相府的幕僚团队。

　　夜深了，屋子里高高的火烛摇曳，柳如是得到新儒家七十二贤的名单，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子龙。

　　陈子龙的文章，也很不错，从明末的政治、军事、赋役等，谈到了农田、水利、学堂文化、典章制度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试图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风气。他的文章“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尤其是农事，尤所用心。因为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成了《农政全书》六十卷。

　　吴应熊在招贤榜中就陈子龙排在第十位，这让柳如是感慨不已，思绪万千。

　　陈子龙对柳如是来说，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爱过恨过痛过，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放手了，回不去了，柳如是不想再去触碰那份心中的永远的痛——陈子龙的妻子张氏大闹她闺房的场景历历在目，他的妻子张氏十分优秀，通诗文，工女红，且很会持家，倒不是那种因为爱吃干醋而反对陈子龙纳妾的人，相反她曾经替陈子龙纳了一个良家子，张氏反对柳如是的原因不外乎柳如是的身份，她是倡家女，自然不能入正经人家的门。

　　而其实在纳妾这方面，妻子的态度虽然重要，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决定权，要是陈子龙非要纳柳如是为妾，也没人能阻挡，但陈子龙虽然他年轻时曾诗酒风流了一段时间，但是该去博取功时就会去，该抛下儿女私情时他也很毅然地抛下了。陈子龙并不是晏几道柳永那样的人，他的诗文依然是严正博雅的，他太珍惜羽毛，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一点的污痕，也绝对不会为了柳如是奋不顾身。

　　“也罢，过去了的记忆，就让它永远过去，抓不住的感情，就让它随风飘逝！”柳如是算是看透了男人，尤其再次经历过钱谦益把她送到宫中这一段，她叹了一口气，心里暗自下决心：”今后，要嫁就嫁一个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或者哪个男人也不依靠，只靠自己！”


第七十九章　情敌郑成功


　　吴应熊在江南推动新文化运动，重用了“招贤榜”上的七十二位新儒家代表，江南读书人的治学风气一时大变。

　　有一个人听说陈子龙、方以智等昔日的伙伴都受到重用，阮大铖也倒台后，急匆匆地从济南赶回了南京，此人就是侯方域。

　　侯方域是明户部尚书侯恂之子，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他得罪了阮大铖，跑去投靠史可法才躲过一劫。

　　侯方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