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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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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年至1948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录。
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老弱病残的掉队人员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对此毛人凤非常不满意，曾愧疚地对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回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于是，针对解放区情报工作开展不利的薄弱环节，毛人凤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毒招。他通过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决定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对解放区实施渗透潜伏。当时，天主教在北方有个华北工作督导团，归主教雷震远领导。此人本来就是个多重间谍，与保密局关系密切。接到毛人凤的工作指示，立即在督导团下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公教青年报国团”，后来改称“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归保密局情报处指挥，秘密从事解放区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个组织以地区为单位，分层建置，一直深入到城镇乡村，追布平、津、冀、鲁、晋、绥、察等省市，拥有成员130多名，其中还有外籍教徒。
“公教青年救国团”成立以后，对解放区耳聋目盲的情况有所好转，搜集到的情报一下子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最令毛人凤振奋的是：在侦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难点上，有了意料不到的进展。1948年暮春，正当保密局陕西站的特务们还在关中瞎忙之际，中共中央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当地有个天主教堂，曾被中央机关借用，恰巧让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米二海发现，立即汇报给“公教青年救国团”保定分团的头目吴雅阁，吴再转报“报国团”秘书长刁化仁。刁是保密局的专业特工，当即电告局本部，毛人凤欣喜若狂，怀着向老蒋补过的心情，面谒“领袖”。蒋介石听罢，眼光大亮，决定令华北“剿总”负责对平山实行大轰炸；由保密局负责绘制平山地区的地形图。不久，米二海绘制的平山县、郭苏镇等地的中央机关、工厂、仓库分布图，逐级转上，最后由保密局送到华北“剿总”。
1948年8月，华北“剿总”当局派出大批飞机，对平山实施了大轰炸。
轰炸是在夜间进行的，投掷之准，令中共方面吃惊，断定是有潜伏特务提供了情报，专门立案侦察。查了多日，没有结果。到了10月初，国民党空军又对石家庄和灵寿地区，实施了大轰炸，目标直接瞄准党的机关、物资仓库等要害部门，这又是“报国团”两个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提供了情报，并在实施轰炸的那天，于地面发射信号，指示目标。
平山、石家庄挨炸，给解放区造成了惨重的物资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群众，尽管中央机关免遭损失。但由于清查潜伏特务的工作没有进展，中央领导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之中。
10月里的一天，华北“剿总”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迅速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奔袭西柏坡，任务是聚歼设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机关。为此，老蒋亲飞北平督阵，毛人凤激动得心跳不已。因为这份情报又是保密局潜伏渗透的结果。当时，担任奇袭任务的是整编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受命之后，将此内容透露给了同乡同学刘时平。刘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益世报》的采访主任，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接受中共华北城工部的指示，专门前来刺探蒋介石赴北平的意图，一听到如此骇人的消息，马上向上级汇报。在骑兵12旅到达之前，就实行了紧急疏散，让毛人凤眼看到手的殊荣顷刻间化为乌有。此后，在潜伏渗透的反共记录上，再也找不出令他振奋的记录。
阴谋策反费尽心机
与潜伏渗透的失败记录一样，运用阴谋策反的手段来贯彻反共内战的主旨，毛人凤同样有小得大失，愧不敢言的负疚心情。但就不畏险阻的坚决态度而言，他的反共决心是不容怀疑的。
早在戴笠时期，毛人凤就有过从事策反工作的经验，并且还当过“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如今为适应反共斗争的需要，策反工作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显得格外重要。为此，他特意在第二处（行动处）设立了策反科，专门从事对策反活动的运筹和实施。策反科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地还设有策反站，根据就近实施的工作原则，各谋其事。从事策反的人员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中共叛徒。比如，在抗战期间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叛变投敌的原八路军115师教导旅旅长、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曾是毛人凤寄予很大希望的王牌，被任命为保密局天津站的一级中校流动组长、“津浦北段策反专员”。第二类是中共方面的被俘人员。当时，国民党把一些战场上负伤或掉队的解放军被俘人员集中到武汉，纳入所谓的“和平爱国团”（其实跟集中营相差不多）。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和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毅夫在那里挑选一批人，带回南京受训，许下种种好处，然后派回解放区或游击区，从事策反工作。第三类是从国民党营垒中反戈出去、投奔共产党的人员。
但从策反的效果看，毛人凤颇觉惭愧。就拿他寄予厚望的“王牌”邢仁甫来说，发展了几个“通讯员”，其实是打进策反部门的中共地下锄奸人员。
在一次伏击战中，把以邢仁甫为首的中共叛徒集团一网打尽，“邢策反”一直关到解放后，被判处死刑。第二类策反人员也是如此，一旦回到了解放区或游击区，大多跟泥牛入海一般，期望做到的事没办成，通讯器材和联络人员倒赔进了不少。第三类策反人员中，同样有令人沮丧的事例。比如在中共河南军区工作的牛子龙，原来是军统的耳目，后来因为有同情中共的言行，被关进了军统在西安的看守所。有一次，他趁看守人员不防备，劫夺警卫的枪枝，击毙了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奔解放军。毛人风看重牛与军统的渊源，以为许之官位金钱，既往不咎，便能把他纳入到从事策反活动的行列里来，结果好梦亦幻，牛子龙没来，派出的联络员和电台，倒是有去无回。
当然，也有成功的事例，只可惜绿豆芝麻，说出来不壮底气。比如，1946年初，原西北军将领郝鹏举在山东起义，投奔解放军。事后，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鲁南绥靖区、保密局都对他开展过诱降工作。一年后，即1947年1月27日，郝鹏举在海州宣布叛变，并诱捕了中共派往其部队工作的老红军干部朱克靖等人，于是各方面都向老蒋请功。当时，保密局成立不足半年，毛人凤很想在老蒋面前表现一番，便让老潘帮着叶翔之整理了一份材料呈报老蒋，说这次策反成功，主要是保密局通过郝的西北军旧部吴化文做了工作，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惜的是，没等老蒋裁定谁是主要的立功人员，郝鹏举的部队于2月7日，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不久，吴化文又在山东宣布起义。这个曾被毛人凤引为立功见证人的96军军长，如今背叛了老蒋，吓得毛人凤再也不敢提策反郝鹏举的事了。
又如，1947年初秋，一个直属南京保密局本部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成功地策反了大连船舶管理处（相当于海关）副处长姜盛三。当时，大连处在苏联驻守、国共争夺的特殊环境下，由于中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苏联驻军的“中立”态度，国民党势力被迫转入地下，于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实际上就是东北解放区的一部分。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大连作为重要的港口，老蒋急欲夺回，一方面派出以东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进入旅大，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该地，组织国民党的残存势力，从事反攻倒算和破坏活动，但很快被“民主政权”粉碎，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诸如“爱民会”、“铁血青年团”等均遭重创。
1947年起，毛人凤开始调整对大连解放区的特工战略，成立了一个直属南京保密局本部的策反行动小组，公开的招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航运调查组，专门从事对大连解放区航运情报的搜集和进行策反活动，这个组的组员徐钰麟就潜伏在大连船舶管理处。
不久，有两艘装满物资的机帆船“胜华号”与“德胜利号”将由大连开出，往朝鲜从事贸易活动。徐钰麟与姜盛三策划后，姜自告奋勇代表政府押运。途中，姜杀了其他的押船干部，转道驶往天津。
成功策反姜盛三的事件，立即被保密局引为“骄傲”。当“胜华号”、“德胜利号”开进塘沽港时，特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姜盛三被任命为直属策反组的组长，授以中校军阶。接下来，大连港口检查所的所长孙世文也被策反成功，他们（包括混入大连市民主政府当科长的策反组织员吴海涛）与姜盛三里外勾结，先后裹胁了几十条机帆船叛变投敌，使解放区蒙受了一定的物质损失，但对形势影响并不大。
1947年仲秋，姜盛三到南京接受奖赏，他所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扩充为保密局天津特别站，下属三个潜伏组。虽然阵容壮大了，却没能做出更多令毛人凤满意的事。
鉴于上述种种得不偿失的教训，毛人凤对策反的热衷态度开始转变。据沈醉回忆，自1949年蒋介石下野前后起，毛人凤才彻底死心，再也不往“策反”上下功夫了。因为，大势将去，诱惑别人的资本不足，谁还肯“弃明投暗”呢？
武装反共不遗余力
自1947年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军事斗争成为反共的主战场。毛人凤除了在提倡情报方面积极配合军事行动外，还不遗余力地把号称“袖珍王牌军”的特工武装，直接投入战场。
所谓“袖珍王牌军”其实是老军统的武装底子。最早由戴笠搞“苏浙行动委员会”时组建起来的，名曰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后来，美国人插手特工，搞中美合作所。戴笠野心膨胀，趁机抽调大批忠救军骨干，交给美国人训练，全部配发卡宾枪、汤姆生机枪、UD机枪、左轮枪、火箭炮等美式武器。
当时，美国准备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曾指望忠救军能起到接应配合作用，因此，训练较严，队伍战术素养也比国民党其他军队高出一截。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加视这支武装为至宝，诩之“袖珍王牌军”的美称。然而，阳寿有限，一命归西，军统开始大分家。
按照戴笠生前的考虑，这支特工武装编人了交警总局，只是总局长的位置让郑介民的亲信吉章简占了。尽管副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以及下属18个交警总队、4个教导总队的头头，大多是老军统分子，但落在郑局长关照的广东派名下，根本就不让毛人凤沾边。
毛人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戴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眼看这支武装旁落，耿耿于怀。1947年初冬，郑介民角逐失利，丢了保密局长的头衔，吉章简跟着倒霉，总局长换成了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当过别动军总指挥的周伟龙。此人虽是湖南派的元老，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在“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下，多少要听一点毛人凤的招呼，更何况，副局长马志超跟毛人凤有特殊的交情，加之局本部二处处长周康之类的毛派分子从中协调，从1948年夏季开始，交警总队陆续被投入正面战场。先是在苏皖战场，投入两个交警总队；继而淮海战役打响，又有两个交警总队被徐州“剿总”调离陇海、津浦铁路，放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对此，周伟龙十分伤心，他本想保留这支武装，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因为，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各路诸侯大多为保存实力而避重就轻，谁也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工面抗击解放军，充当炮灰。由此，足见毛人风在执行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上的坚定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毛人凤忌讳周伟龙在交警总局扶植亲信，搞独立王国，并且暗暗向国防部次长刘斐靠拢，出现了离心倾向，于是使出派兵作战的棋子，既削弱周伟龙的力量，又讨好了老蒋。这种说法可以设定为一种原因，但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毛人凤珍惜戴笠的“遗产”。
此前，郑介民把二厅系统拱手让给侯腾，毛人凤曾痛心地说：“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眼下，即使忌讳周伟龙，也不至于将戴笠精心培植的“袖珍工牌军”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这不等于也在败坏戴先生的事业吗？其次，毛人凤一直在交警总局扶植自己的力量，企图通过马志超牵制周伟龙。既然作为一项心计幽深的谋略，毛人凤当然希望完壁归赵，绝不会使出两败俱伤的笨招。后来的事实表明，周伟龙被剪除后，交警总队仍旧源源不断地开往战场，便是一个反证。因此，从主要的思想动机上看，应该理解为毛人凤藉此向蒋介石效忠，以期通过与众不同的英勇行为，突出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共决心和坚定无私的忠诚。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与周伟龙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路。
未久，战事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周伟龙生怕毛人凤继续督促交警总队奔赴正面战场，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办法——拟呈国防部，要求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此议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批准，终于让周伟龙从“剿总”手里争回了对交警总队的直接指挥权。接下来，杂念上心，开始打小算盘。当时，程潜已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正和湘军元老唐生智等人暗通声气，准备应变（即接受中共方面的争取，俟时机成熟宣布起义）。原先在保密局本部倍受冷遇的张毅夫（已改名为张严佛）
也附合程潜，力争湖南军、警、宪、特系统的“湖南派”同仁共走投明之路。
周伟龙闻风而动，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挂上钩。与此同时，免去了紧跟毛人凤的钟化明文化专员的职务，削去了毛派分子郭展洲、周文新等人的带兵实权，随时为响应程潜作好准备。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奉化老家做幕后指挥。毛人风为表示忠贞，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去浙东担任警卫老蒋的任务。周伟龙此时已心怀异志，竟把“淮海战役”的“剩余物资”——两个死里逃生、残缺不全的总队调到宁波。接着，毛人风又命周伟龙积极配合汤恩伯组织京沪杭大防区，将交警总队调往京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周伟龙当然不愿意，表面上虚与委蛇，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克勋兼任司令的“京沪铁路司令部”，暗地里却把部队往浙赣线移动，尽量靠拢程潜，随后去苏州公园路3号一栋小楼房里，召开由亲信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第二天，准备转道上海，乘飞机赴衡阳。
周伟龙离心离德的举动，未能躲过毛人凤的眼睛，1949年2月6日，周伟龙于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执行任务的正是“浙江三毛”中的毛森，带了4个彪形大汉闯入客房，一左一右将周伟龙挟定，由毛森当场宣读蒋介石电谕，称：“周伟龙骄傲跋扈，图谋不轨，着即扣留。”随后锁上脚镣手铐，送往杭州，再押解台湾，于1950年被处死。
关于周伟龙的被捕，还有另一种说法，称周乘火车到上海的第二天（2月5日），接到毛人凤的电话，邀其6日上午10时，到毛的家里吃饭。周应约前往，吃过午饭后，两人聊到下午2时左右，周起身告辞，毛人凤送到楼梯口便说：“不远送了。”周独自下楼步入客厅，见毛森已带人恭候在那里，一左一右将周挟住，然后宣读老蒋电谕。当时周伟龙曾回头高呼：“人凤，人凤！”但楼上已渺无人迹。
关于周伟龙的死，也有别的说法，认为是毛人凤下的毒手。上海解放前夕，毛派人送一听茄力克香烟给周伟龙，周抽了一支即被毒死。这种说法通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有人证实：周伟龙于1950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害为止。
于是引出一段后话。1986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程星龄、唐生明等参加过湖南起义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中央统战部将周伟龙作起义人员看待。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宣布，列为133号提案。同年12月22日，中央统战部办公厅（86）提案字第25号通知：“经查：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明相继行事的进步表现。解放后，其家属因受周伟龙影响而被判处徒刑的，我们建议有关法庭从宽处理，对尚未就业的孙女，已建议新疆就地照顾安置工作。”总之，周伟龙一去，毛人凤指挥自如，他让新局长马志超将交警总队分成两批，一批（计第2、第5、第6、第11、第12、第15、第18）计七个总队，外加水警总队，集结上海，组成所谓的上海守备兵团，由马亲任指挥，毛森任副指挥，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战役。另一批大约三个总队，由亲信周文新带到福州。后来。除却周文新带的一部分人逃到台湾外，交警总队基本都交付给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事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人凤与戴笠的不同，他效忠老蒋必忠于老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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