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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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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年2月28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由重庆警察局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密局通讯员。1948年初春，李克昌的一个“红旗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跟文城出版社的店员陈柏林结识。陈是中共地下党员，禀性单纯、轻信，很快被那特务伪装的进步迷惑，愿意介绍他加入组织，并且还让特务住进了文城出版社。不出几天，特务便发现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发行点，同时，还接到陈柏林的通知，说是领导同志妥当面见见他，碰头地点在观音岩红球坝的某工厂内。结果，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被埋伏的特务抓获。经过一天一夜的酷刑拷问，任达哉叛变，供出了他的直接领导杨清。杨清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招，写下绝命书。然而，百密一疏，就在他暗暗买通监狱的一个看守，委托他送信到新华路老成公司去的时候，被徐远举发现。徐根据这个线索，包围了老成公司。经过严密搜查，查出了大批《挺进报》，还查明了杨清的真实姓名叫许建业。随后。
采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来一个，抓一个，其中包括中共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刘德惠、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等。刘被捕后，经不起诱逼，供出了他所领导的工运、学运、《挺进报》发行机关、华蓥山武装组织等大量情况。至此。徐远举才知道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于是密电飞报南京，毛人凤额手称庆，急命叶翔之飞渝，亲自指挥大搜捕。接着，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江竹笃、中共重庆沙磁区委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华蓥山农民武装领袖邓兴酆、《挺进报》印刷机关主持人陈然、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委员成善谋以及中共川东工委、川西工委、川北中心县委、重庆市委各区的学运、工运组织的重要成员相继被捕。其中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成都市工委委员骆安清、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陆续叛变，又牵带出许多同志和线索，导致大搜捕从各中心城市往县乡蔓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杨益言、罗广斌同志根据这一素材，写成名震中国文坛的小说《红岩》，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白色恐怖的状况。
4。所谓＇周镐“通共”案＇
周镐，原是军统老资格的特工，曾经担任过武汉站站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广东省督察、南京潜伏站站氏，挂少将军衔。因与戴笠关泵不睦，周镐长期得不到重用。抗战时期，毛人凤慕其才识，推荐他当了南京潜伏站的站长，工作很有成绩。抗战胜利后，周镐由于接收过程中的擅自行动，受到了戴笠的严厉处罚，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年3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他加入组织。1946年8月，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由中共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送来党员证和由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发的华中军区京、沪、徐、杭特派员委任状。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新编第二路军孙良诚部，争取让他脱离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投向人民。为完成任务的方便，周镐主动向毛人凤要求恢复工作。毛问他想干啥，周说，最好去上海负责佛教训练团。毛人凤爽快地答应了。对此，周镐还以为毛人凤念旧，讲交情。其实，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特务盯了梢。原来，“三工委”出了内好，名叫刘蕴章。早先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南京沦陷后，无所事事，整天泡在茶馆里混日子，徐楚光把他发展成地下人员，混入汪伪海军政训处，当了处长。眼下，国民党锋头正健，惯以钻营的刘蕴章便暗暗地靠上了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特工。由于刘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又十分机警，没有引起同志们的怀疑。他利用工作的便利和同志们的信任，巧妙地为保密局提供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材料，其中也包括徐楚光与周镐的“不正常”来往。毛人凤高度注视，直接指定由第二处正副处长叶翔之和黄逸公负责侦伺。1946年11月下旬，徐楚光从武汉到上海，下榻南京饭店，陆续召见“三工委”的骨干成员，布置任务，刘蕴章、周镐均在其列。汇报中，周镐说，策反工作正在进行中，已与孙良诚部派在南京的办事处主任谢庆云约好，11月28日下午同去宿迁（孙良诚的总司令部设在那里）。想不到未及成行，毛人凤已下达了逮捕周镐的指令。
周镐当天被捕，夫人吴雪亚（也是中共地下人员）立即把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烧毁，同时通知了徐楚光同志。徐有着20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稍一分析，断定刘蕴章出了问题，立即隔断与刘的联系，马上安排“三工委”总部成员30多人，全体撤往湘鄂赣地区。一夜之间，“三工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刘蕴章慌了手脚。迫使毛人凤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周镐身上。
周镐是何等道行，负责审他的叶翔之有多大能耐，尽在谱中。因此，当叶翔之问他是否认识涂楚光时，周一口承认，说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外加打入汪伪时的同行，非但认识，而且熟得很。叶又问，最近在京沪等地与你见过几次面？周说，不下三五次，仅为叙旧而已。接下来，再问他“三工委”的事，周镐两眼一翻说，什么“三工委”，听也没听说过。叶翔之知道周镐在避实就虚，但拿不出证据，有气只得闷在肚里。就这样，反复审了几次，毫无名堂，审讯人只好把案卷退回二处，要求附上证据报核。
第二处的底牌就是刘蕴章，他虽知道周镐与徐楚光有来往，切切实实的证据却拿不出一条。再加上与他联系的共产党分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到哪里去发掘新的线索，只得眼巴巴地看着立大功的机会变成了僵局。与此相反，周镐的主动性却渐趋加强，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偷偷给妻子吴雪亚塞了条子，让她去找自己在特工系统中的几个老关系。接着，便有人找毛人凤说情。毛人凤碍着面子，苦于无奈，同意下达“提前讯结”的手令，并在公文上批示：“如无重大罪过，应予从轻论处，因其在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1947年春节前夕，周镐“无罪”释放，仍然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暗中他又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时，徐楚光已带人远走湘鄂赣，与周镐联系的同志换成郭润身，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工委”）。周镐向郭表示，要继续对孙良诚进行策反。郭同意了，但提醒周镐，保密局明里放了人，暗中的监视有紧无松，今后的行动要格外当心。周镐牢记组织的提醒，行动十分谨慎，一直未敢前往宿迁找孙良诚。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蒋恩赐良机。原来，老蒋听到了风声，说孙良诚有私通共军的嫌疑，于是下达手令，要周镐以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的名义，前往宿迁调查。
老蒋的考虑，本有根据。他知道周镐在抗战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参议，派他去不扎眼。但他却不知道，周已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毛人凤一见手令，拿不出阻止的证据，只得执行。1947年夏，周镐顺顺当当地前往宿迁。一见孙良诚的面，便把老蒋派他来调查的底细和盘托出。孙良诚原是西北军出身，属于杂牌，听周镐如是说，离心倾向更加明显，当即拱手求教。
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两黄金，作为本部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经过。9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两和棉花等物资，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年12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2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号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出卖了30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宁海路19号。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炫…书…网）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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