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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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cc＇，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炫），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经过“3·17”重庆会议，“毛记”特工系统大潜伏的计划更趋具体周密，当毛人凤得到蒋介石按“应变计划”行动的指令时，大潜伏已在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实施阶段，比如苏南成立的“太湖游击纵队”，湖北站搞的“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广西站把十万大山的土匪拼拢来，号称“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等等；都是“复线潜伏”的具体实施。

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