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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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首都警察所督察长兼北区警察局长、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刘海亭（少将）、保警总队第一大队长马广运（少将）、上海警察局驻卫警总队副总队长崔恒敏等。

2月5日，上述人员集中在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家举行紧急会议，解放军江淮军区的代表王虎臣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京沪暴动的方案，最后取得了一致，即以京沪两地已经掌握的警察、保安警察和宪兵为行动主力，在南京的燕子矶为据点发动起义，随后迅即控制清凉山、挹江门和鸡鸣寺，继而占领明故宫飞机场，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逃跑，同时扣留李宗仁等高级军政要员。在上海方面，紧随南京之后发动起义，先占领北火车站，把住交通要津，再号召全市警察起义，干掉局长毛森，接着，便迎接解放军过江。为此，南京北郊警察局长蒋堤，必须占领燕子矶，并将停靠在南岸的船只，放过江去，让解放军顺利摆渡。另外，在南京短时间内出现权力真空的期间，暂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整个暴动计划，设想得不算粗糙，但不幸的是，低估了“毛记”特工组织在南京的活动能力。说巧也巧，吴士文家的邻居秦范五就是老军统的人，现在“毛记”特工系统的公开单位——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职，这一天开门外出，与刚离开吴家的孟士衡撞了满怀，当下唱个肥诺，表示歉意。想不到，孟士衡拾起跌落的帽子，往脑门上一扣，点点头就走了，样子显得匆忙。秦范五凭着职业本能，心里起疑，又觉得孟士衡的脸样，好像在哪里见过。几天后，秦范五隔着窗子，看见有人走进吴士文家，模样极像那天被自己撞落帽子的人，于是，佯装借火，敲开关紧的门，隔着门缝看见了孟士衡，才知脸熟的原因，是因为常来吴家“作客”。

吴士文家是民革的联络点，来这里开会的人实在不少。由于秦范五平时隐蔽得巧，吴根本不知道他的特务身份，这给秦的监控带来了有利条件，几经观察，将诸多疑点向稽察处密报，稽查处根据毛人凤下达的工作要领，重点对吴士文家布控、组织跟踪。到了3月初开始兜捕，不久，民革在京沪两地的主要负责人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士文等相继落网，“京沪暴动”计划最后因群龙无首而告吹。

申城“先行官”

4月20日子夜，中共方面得不到李宗仁的答复，第二、第三野战军于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浩浩江面上，兵分三路，发动了渡江战役。长江防线仅20分钟便全线崩溃。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4月22日，蒋介石从奉化去杭州，在宽桥机场航空学校和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等会晤，商讨如何对付危局。傍晚，李宗仁飞回南京。

第二天南京被攻陷，国民党政府移往广州，李宗仁逃到了桂林。此前，毛人风向南京站、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下达过大逮捕，大破坏的命令，并要他们按自己开列的名单，威逼有关军政要员离开南京，到时不走的，一律逮捕，押往上海处置。同时，在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前，把火车站、码头和水厂、电厂炸掉。当时、由于社长城的“技术总队”不在南京（已去了广州），负责破坏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工兵营，保密局南京站从中配合。谁知，渡江战役一打响，解放军还未到南京，大小特务们便脚底擦油，纷纷往上海逃，止也止不住。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又接受了副总司令覃异之的劝告，没有派工兵营去“造孽”。4月23日，老蒋在溪口表示，将亲赴上海，指挥淞沪保卫战。4月25日，他去母亲墓前拜别，自此永远告离了故乡。与此同时，毛人凤作为老蒋的先行官，于4月23日抵达上海，在南阳路145号保密局办事处召集局务会议。他在会上说：“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一个月。叫汤司令会合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长江构，将上海所有的黄金、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总裁还给了我如下的任务”。接着，毛人凤罗列了四项任务：“一、继续协助汤总司令和陈代市长等办理抢运物资工作；二、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以备应急（暗指撤退）时用；三、集中沪杭甬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再以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工作。”说到这里，毛人凤故意停顿一下，不无自重地提示道：“这是总裁对我们极大的信任。”随后，继续布置第四项任务，即“负责监视上海的大老板，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到香港”。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毛人凤破例没有留大家吃饭，为的是非常时期提倡废寝忘食的赴难精神。会后，大家分头落实执行，进展还算顺利。

先由郭旭拿着老蒋的“批条”（老蒋知道毛人凤的任务很重，需要花钱，特命俞济时通知参谋总长顾祝同，拨出1亿金圆券给毛人凤），到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上海联合办事处把钱领回来。其次，交警总局副局长郭履洲集合起交警部队，负责控制船舶和护运物资。他把所有在沪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登记在册的轮船，统统征用过来，总计3000多艘，经过筛选，发现一半不能出洋，留作“军用”，能够出洋的，全部投入抢运。毛人凤指派亲信担任交警护送部队的总队长护送装船出港。结果，从上海运走的金银物资，除有一艘船遇风沉没外，其余的都安全抵达台湾。对此，老蒋十分满意，认为毛人凤为党国立了一个大功。

第四件任务，即对上海资本家的监视，由上海市政府民政局长陶一珊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负责。执行过程中，不知是谁出了个“金点子”，使毛人凤深以为然。于是，单独召见黄加持，要他做好抢劫老板的准备。“啊？”黄加持一听毛人凤这样说，便想到了盗匪的打家劫舍，不由自主地吃惊起来。

“东西不抢走，反正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共产是剥夺，劫财也是剥夺，与其谦让，不如图谋。”毛人凤的一番道理，说得黄加持点头称是。随后，毛人凤掐算进帐，估计不下于几万两黄金，还有大量的美钞，那可是保密局一两年的开销呀！

“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黄加持更加吃惊起来。

可惜，贪者眼红，馋者流涎，黄加持却不是劫财老手。自去年蒋经国来上海大搞经济统制后，资本家们一个比一个学得精乖；再加上黄加持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对付工运、学运，不要说黄金美钞藏在何处，就连有点家底的资本家躲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临时堕入匪道的一劫，除了特务们抢了些许浮财，敛入私囊外，保密局装经费的钱箱子，没有增添什么“肥油”。事后，毛人凤说起这一节，痛斥黄加持“太不中用”！

总裁“卫士”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当天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等出席。会上，蒋介石训示：“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美国的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5月1日下午、蒋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团以上的“国军”军官训话，声言自己留在上海不走了，“要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全体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

蒋介石训示完毕，轮到汤恩伯代表守军宣誓时，自然又多了一层意思，即誓死保卫上海之外，还要誓死保卫领袖！

在蒋介石抵沪的那段时间里，负责总裁的安全成了毛人凤的一个主要任务。为此，他煞费苦心。大的方面，他要顾忌战局骤变，不能疏忽中共军队的进展神速，以及汤部将士的不堪一击。小的方面，他要考虑腋下生变，前不久“京沪暴动案”的余悸尚未完全消除。于是和蒋经国、汤恩伯反复会商后，决定让总裁住在军舰上，偶尔登陆，也下榻于远离市区、四面环水的复兴岛上，四周的警卫说是由汤恩伯和毛人凤协调安排，事实上，毛人凤承担的责任更直接一些（因为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同时还负有监视汤恩伯的责任）。

常言道：怕什么，有什么。正当毛人凤提心吊胆地防备出事时，一个瓮中捉蒋的预谋已在悄悄地进行。领导此事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他在老蒋抵沪之前，曾通过陆久之、蔡叔厚对汤恩伯进行过策反（看来，汤恩伯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并非只是丁名楠一路），希望汤能在解放军大兵压城的时候，反戈一击，把蒋介石抓起来，但未成功。于是，又通过策反组长王亚文等，秘密串通张权，制定新的捉蒋计划。

张权，河北人氏，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北伐时当过师长，后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抗战时期，当过河南省警备副司令、代司令、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队中将总队长。抗战胜利后，受陈减排挤，仕途上渐呈滑坡之状。

但此人素与中共有来往，早在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安插王亚文当张权的秘书，一直干到1944年。1948年张权因为反对内战，辞职闲居上海。王亚文接受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同张恢复了联系。自此，张权秘密为中共工作，并以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弄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此时，沙文汉让张权出山，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间，除了张的政治态度以外，还有许多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比如，驻守上海的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机械化炮兵团驻吴淞炮兵第51团团长刘仲权、第51军军长刘秉钺、青年军230师师长方懋楷、摩托车团团长钟勉、第182师师长王挽危等，都是张权的旧部下或老同事，如果张权能说服他们起义，计划的实施就有了相当雄厚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上述人员陆续表态：愿意接受张权领导，伺机起义。与此同时，王亚文也在蒋介石时常乘坐的”永兴”号军舰上物色了一个内线。

1949年5月12日，中共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沙文汉决定成立上海起义军司令部，司令张权，政委王亚文，司令部的地点设在吉祥路121号，起义时间为5月16日上午10时。按计划：驻守浦东的230师方懋楷部向解放军投诚，策应起义；驻市区的钟勉摩托车团就地出击；炮兵51团沿西体育会路向瘟藻洪、张华滨冲锋，配合解放军卡住吴淞口，夹击月浦、杨行一线之敌；李锡祐率132师进行接应，其他部队见机行事。此外，一艘与张权单独联系的军舰开到吴淞口沉船设障，使蒋军其他军舰不能出去，郑振华则利用打入空军的便利，组织力量破坏江湾机场，使飞机无法起飞。接着，张权利用手中掌握的6张通行证，亲自率领精兵一支，强攻四川路警备司令部；王亚文则争取在海军中发动，一举擒获老蒋。

5月14日，距离起义的时间只差两天，第132师的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在接受李锡祐将军布置的任务后，获悉了起义的时间，马上向毛森告密。两天内，张权、李锡祐相继被捕，关在福州路警察局，受尽折磨，李锡祐的手臂和大腿全被打断，一句口供也没有，虽说起义的各部队长没有暴露，但预谋的计划只能放弃。

5月16日，毛人凤由澎湖列岛来上海，听了毛森的汇报，当场吓出一身冷汗，事后想想，又为自己庆幸。亏得事先已将总裁的行踪隐入秘密状态，所以，老蒋于5月7日换乘“江静”号军舰去澎湖列岛的事不为外界所知。

到时候，即使张权的计划如期实施，他们也根本捉不到蒋介石。

5月21日下午6时，张权、李锡祐被枪杀。告密有功的张贤升为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师参谋长，并由保密局一次性发给奖赏5000块银元。可惜的是，“党国”不济，好梦难长，张贤于1953年被我公安部门捉拿归案，于1957年判处死刑。

三管齐下

在上海期间，毛人凤为了避免重蹈南京的旧辙，逼迫和绑架军政要员去台湾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毛人凤开具的名单，公秘单位联手行动，确有不少高级军政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社会贤达，或被迫出走香港，或被硬行弄到台湾，当然也有躲过去的，其中军统的“技术总教官”余乐醒就是一个。余乐醒在军统的资格，属于初创时期的那一波，他是沈醉的姐夫，当年沈醉步入军统，就是余乐醒介绍的。早先，余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留学过苏联，抗战胜利后，他和过去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关系”恢复了来往，为此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毛人凤不知怎么，听到了一些风声，十分吃惊，特地叫沈醉探询过。这一次，毛人凤开具的逼走绑架名单中，就有余乐醒。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原站长刘方雄去香港做生意了，王继任站长）回忆，毛人风曾对他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才带人冲了进去，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相对而言，潜伏工作布置得稍稍扎实一些，具体的方式就是两次会议中提到的“双层布置”与“复线潜伏”。由于这一类活动进行得十分隐蔽，很难作出面上的统计，暂且摘录沈醉、王方南回忆中的两个片断，以窥全豹。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重庆接受了徐远举的“复线潜伏”理论以后，也想在上海组建“地下军”，以实行“潜伏”与“游击”相结合的模式。当时，沈醉正好来上海领取云南站的经费，问毛人凤，尚有好多武器怎么处理？年初，沈醉曾接受毛人凤的指令，着手编练一支“行动总队”，专门用以实施“应变计划”，在中下层特工眼里，它的性质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日本的敢死队，所以在抽调人员时碰到了困难，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原先配备的美式武器便闲置起来。眼下，毛人凤有意组建“地下军”，一听沈醉说到武器，大感兴趣，马上表示就地储存起来，待共军占领上海后，再取出使用。沈醉根据毛人凤的指示，买了两口棺材，运到保密局设在南市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棺材后面的木板橇下，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随后在稍大的一口棺材内，放入10挺汤姆生机枪与数量充足的子弹，再用长钉将棺材封死，抬到汽车上，送注停厝灵枢的四明公所，一次付清两年的停厝费。为了日后辨认方便，根据武器的谐音，他在棺材前竖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汤吉祥老太太灵位”几个字，意思是汤姆生机枪放在这里安全。另一只稍小一些的棺材，装入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第二天早上送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个乱坟地里埋好，立上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毛玲是毛瑟与勃朗宁的谐音）。

一切安置妥当后，沈醉叫人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拍成照片，余下的武器一部分带回昆明，另一部分打包装箱，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的名义寄放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然后，沈醉把储存武器的地方连同存档的收据、照片一并向毛人凤交复。

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头而去。王方南一看就明白，毛人凤近来一直在单独接见秘密潜伏的特工，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随后，王方南、王仲青上楼走入毛办公的房间，见总务处长成希超也在。

毛人凤劈头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王说：“都弄妥了，只是褚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身问成希超，还有钱没有？成说，还有100多块银元。毛人凤即令全部交给王仲青。接着，毛人凤对二王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自己马上要去台湾，你们在上海要维持到最后时刻，必须做的工作不能轻易放弃，当站长的不可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应该最后撤退。旋即又问玉方南，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没撤？王说：“还有十几个人，与几个家属。”毛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王说：“上海站本来准备一只小火轮停在黄浦江，但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另找交通工具。”毛人凤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一面说，一面写了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王方南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接洽。

毛人凤又说：“船只停在吴淞口处，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到舟山，再转往台湾。”毛见二王精神不够振作，便打气鼓励说：

“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市，先来的是军队，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们仍可逃走。”讲到这里，毛人凤看了一下手表，回头关照成希超准备动身。二王表示要为毛送行，毛人凤说不用了，再三叮嘱要把撤退前的工作做好（包括潜伏），于是握手告辞，毛人凤和成希超坐车去了飞机场。

上面的二则回忆，一则发生于4月，一则发生于5月末，可见，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毛人凤一直没有中断过潜伏工作的布置，而且大多是在背靠背，互不通气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毛人凤在上海期间，干下的第三桩秘密勾当，是指挥毛记特工系统的公秘单位，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名单主要由保密局上海站、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上海市社会局、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提供，涉及的“嫌疑犯”，大多为进步工人和学生。

逮捕行动从4月26日开始，参加的除淞沪警备部队外，还有稽查大队警察、交警总队、中统上海办事处等特工组织，总计逮捕了3000多人。行动之前，毛人凤传达了老蒋的指示：“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大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接着，毛人凤加以诠释，认为：总裁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不但打击了敌人，还能起到尽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的现实作用。与会的特务头子们心领神会，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也随即开始，直到5月末撤出上海期间，据毛森汇报，共杀了1300余人，这是毛记特务组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群“毛”重聚首

5月底，毛人凤来到台湾，见着了军统“五毛”中的“二毛”毛万里、“小毛”毛钟新，大家互诉经历，居然各有一番撞击地狱之门的惊险过程，听得毛人凤咋舌不已。

4月里，戴笠之母戴兰氏病逝，毛万里作为毛人凤的代表去江山老家奔丧着实忙碌了一阵。万万没有料到，中共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