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拱之对郭很了解，在莫斯科就认识，她认为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打成托派是错误的。她不仅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郭的活动，而且还向郭化若透露王明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情。这就使王明的代理人很恼火，开除了她的党籍。这位正义凛然的女性，虽然后来党籍得到了恢复，但建国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瘫痪了，在病床上躺了27年，于1972年与世长辞。

郭化若从方面军的代参谋长到红大的教员，又被开除了党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想到毛泽东说的要经得起考验，又振作起精神。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1927年12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人井冈山不久，就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4军后，扩大了教导队，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1年6月22日，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办好红军学校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的几个红军学校都办不成器，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政指挥人才。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还强调“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郭化若把去红校任教当作是执行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去完成。他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补习文化。当时红校的校长何长工也把郭化若当教学骨干，让他在红校教学中发挥作用，缺什么课就叫他教什么课，他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射击等课程。后来办了高级干部班，又让他教高级班。1933年冬，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郭化若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从此他潜心钻研，逐步成了军事教育专家。红军学校的条件虽然极为艰苦，但教员和学员的工作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正课时间教学活动很紧张，课余时间开荒种菜，蔬菜基本上做到半自给。第五次反“围剿”时，有的学员几个月甚至半年不领津贴费，不少教员或学员每天节约2至4两米，支持战争。教员的工作虽说是繁重、枯燥、单调，但看到一批批学员毕业时精神焕发地走上前线，内心感到莫大安慰。郭化若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创办各种军事、政治学校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运用办学形式培养人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记住毛泽东关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的临别赠言，一心一意扑在军事教学工作上。

一七、毛泽东上东华山养病

1932年7月间，蒋介石调动50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同时对中央根据地进行防御性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正在信丰、南雄边境一带休整并筹款。苏区中央局7月15日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规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三军团一个军团能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这当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

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红军应先攻打守军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道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经实地考察，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7月25日以周、毛、　朱的名义致电中央局，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同时向中央局提出“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为总政委”的建议。

8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开了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也召开了兴国会议。中央局经过争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并决定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随后全方面军从兴国、于都两地开拔，到达乐安附近。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进攻乐安、宜黄的命令，17日中午，攻克乐安，20日夜攻下宜黄，22日向东进攻，23日占领南丰，三战皆捷，取得很大战果。

8月24日，红军进抵南城近郊，按原计划应攻打南城，但这时发现敌人已集中3个师17个团兵力在此固守，对红军攻城不利，毛泽东等前方军事领导人主张改变计划，放弃打南城，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及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为目前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南城内外险要工事硬攻未易得手，决改为暂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工作几天”。但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改变计划，认为“主力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而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面以迷惑敌人。”他们下达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指示，造成红军许多被动。周、毛、朱虽一再打电报陈明情况并要求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直到9月26日后方中央局仍不同意变更计划，也不同意举行中央局会议。

为了革命利益，前方军事领导人决定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再向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

《训令》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四次“围剿”　的策略，是以优势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对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积极准备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尽快向中央苏区实行大举进攻。中央工农红军为要造成粉碎反革命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消灭敌人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战场。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1师为掩护部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和训练。军团要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并将所到的地方制成书面报告或图表呈报给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

《训令》把反“围剿”的正确战略具体化了，勾画出了反“围剿”的战争蓝图，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基本上是按这一蓝图展开的。但是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这个《训令》，认为“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并突然决定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借《训令》发难。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州举行会议，以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攻打赣州本来是错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代理人却说成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攻下来则是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所致。攻打漳州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进占漳州，“延迟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他们还批评毛泽东在江口会上提出向赣东北发展是对中央“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批评周、毛、朱、王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坚持赤化乐、宜、丰地区主张是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指责《训令》是“等待主义”，“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会后，中央局下令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第三次被排挤出红军主要领导岗位。毛泽东请病假上东华山养病，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住在东华山一座小庙里，红校离此不远，郭化若得知后，便去看他。毛泽东还不知道郭化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当郭化若谈到这些问题时，他感到吃惊和不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人的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他不相信郭化若是坏人，当有人提出郭化若有托派嫌疑，要变动郭化若的工作时，他曾说过：“化若同志到红军工作3年了，一直接触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都没出么。”现在他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说：“共产党人有两条原则，一是相信党，一是相信群众。”这句话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此时这样说，既是安慰郭化若，也是安慰他自己。

此后，郭化若常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郭化若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新的认识，感到郭化若对许多大事的看法很深刻，切中时弊。他当时有病，除了参加地方的一些会议和搞些调查研究工作外，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只要郭化若一去，总是坐起来与他长谈。

贺子珍那时也没有工作，在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对郭化若能经常去与毛泽东聊一聊特别高兴。有一次她在收拾照片，还叫郭化若挑一张留作纪念。郭化若挑了一张她与毛泽东的合影。当郭化若准备收藏起来时，贺子珍又想抢回去，说：“换一张吧，合影的只有这一张。”郭化若自然是不同意了。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她现在与我是相依为命。”由于郭化若与毛泽东在忧党、忧军、忧国、忧民上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谈到深夜。郭化若还写过一首诗：西风落叶总无情，谁夺燕军乐毅缨？小寺却非楼百尺，更深听雨夜清新。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瑞金，临时中央书记秦邦宪兼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实际上全部代替了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全面推行，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糟。郭化若常给毛泽东通报一些他所了解到的红军的、红校的及中央局的情况。

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歼敌3个师，是个战役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反“围剿”开始时，临时中央命令进攻敌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久攻不克，红军反有被敌优势兵力围于南丰城下的危险，才改变打法。随后，敌军第52、59两师从他们的战略基地出发向前方战略展开，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管区行动，丝毫不知道我军主力正集结在他们前进道路的侧翼，所以他们是处在完全“不意”和“无备”之中。我们红军将领对这样的敌人在自己面前通过，哪有不想在运动中歼灭他们的道理？不是哪一个人主张打，而是大家都主张打。东黄陂的歼灭战和草台冈的歼灭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两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当郭化若谈了上述观点后，毛泽东说：“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这次反‘围剿’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是对的，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1933年5月，蒋介石即开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临时中央却不做反“围剿”准备。9月敌军开始进攻，临时中央仍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重兵扼守的据点，连遭失败后又转为处处设防的军事保守主义。正在这时候，11月，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这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的19路军在淞沪战后被蒋介石出卖，派到福建，引起该部官兵愤慨所采取的行动，即“福建事变”。19路军一面派人同红军联系，同时也同两广反蒋势力联系，以造成闽粤沿海联盟。蒋介石异常恐慌，击掌顿足，举止失措。曾哀叹“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我党我军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策略正确与否，对第五次反“围剿”胜败是至关重要的条件。郭化若曾就福建事变问题去向毛泽东讨教，毛泽东主张真诚地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反蒋，把我们的红军主力突进到闽浙赣皖广大地区，既可以在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威胁蒋介石统治腹地，粉碎敌之“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又可以从进攻福建的蒋军背后猛击之，可能时协同19路军前后夹击。这样，一方面红军多了一个同盟者并肩同蒋军战斗，19路军正规部队33个团，约有5万人；另外蒋介石抽调兵力进攻19路军，“围剿”根据地的兵力就会有所减少，减轻我军的正面压力。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却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冒充人民与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听我军许多将领要求出兵支援19路军的建议，坐视19路军的失败，丧失了大好时机。1934年7月8日，博古（秦邦宪）在马列主义研究会上作题为《为着实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的演说，歪曲地引用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论述，竟说：“19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一步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屠杀工农兵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郭化若听了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气。他认为这位在某所红色教授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下子就担任中国革命的全国领导，嘴里背诵着列宁的词句，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推行的是“左”得出奇的路线，这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如果付诸实现，中国革命就会被断送。

敌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用来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加上周围配合的共100万，采用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但并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政治领导、军事领导以至组织原则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因为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临时中央主张分兵把口，两个主力军团分开使用，堡垒对堡垒，短兵突击。先既不出闽浙赣皖，不援助福建事变，后在敌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稳步推进时，又不以主力出湖南中部，调动进攻江西的敌人到湘南而歼灭之。两计不用，自然只有走向失败。眼见红军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红军行动越来越被动，而毛泽东的病情也日益加重，郭化若忧心如焚。

一八、毛泽东的两个按语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接连失败，便只有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了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宋任穷。当时为了坚持苏区的斗争，留下一部分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尽管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人还在搞宗派，在红军离开瑞金时，乘机甩掉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人。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都被甩在苏区，结果被敌人杀害。红校的某些人开始也想留郭化若在苏区，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要他工作，拟定长征名单时才“榜上有名”。

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离开瑞金县九堡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干部团编有1、2、3营和特科营、上干队。郭化若编在团部，因为陈赓要他做参谋工作，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营报告，都是郭化若的事。陈赓对郭化若说：“你曾经是一个方面军的代总参谋长，被分配来做团参谋，委屈你了。”但郭知道这还是陈赓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器重。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有人管的。干部团不少人自身难保，谁敢多接近他呢。出发前发放服装就把郭化若落了。他问陈赓能领衣服吗？陈赓说当然应该有，并亲自去跑了一趟，但发放完了，没有了。郭化若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他的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跟上队伍，拼命走下去，停顿是没有出路的。忍受多大的痛苦也不必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困难中。他咬紧牙关跛行了8000里，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倘使当年战死或者掉了队，那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后来郭化若到延安时向毛泽东诉说了这段情况，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还提到过，末后按语：“悲惨呀！”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实行逃跑主义，长征一开始很乱很被动。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郭化若说有，又没有。说有，是指秘密准备大搬家，连石印版也要搬走；说没有，是说在路上没有打仗的准备。到湘南可战而不能战，只是退却逃跑。行军中不很好组织前后左右掩护。战略转移的方向是毫无道理的，要到湘鄂西和二军团会师，那里地区比中央苏区较小而不是较大，群众工作基础比中央苏区较弱而不是较强，兵力也很少（约六七千，在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到那边，难道敌人就不来“围剿”吗？

大搬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过湘江时准备不足，组织不好，指挥不当，损失过半，红军由八万锐减到三万。蒋介石判明红一方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布置了数十万人的大包围圈。如果红军照原计划北上，确实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直到将被消灭的大祸临头时，坚持错误主张的中央领导同志才在黎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原来北上的计划，决定向敌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前进。黎平会议可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对郭化若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对郭化若，还有萧劲光、宋时轮等的行动开头都派人监视。郭化若记得一天下午快到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轻重机枪扫射。陈赓派一个参谋带一个营去把敌人轰走，没有成功。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同宋任穷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郭化若，但郭化若未露声色。陈赓又说：“哪个去？”大家都没有回答，郭化若便问“我去行不行？”陈赓马上回答：“那当然可以。”郭化若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他走在前面，敌人枪响后，郭化若叫他卧倒，他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他的左腿穿了一个窟摩，只好叫人背他下去。郭化若指挥大家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并指定一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下去了。他们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这一仗之后，据说再没派人监视郭化若了。其实开始时，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1933年3月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对这段历史怀疑，派人去查询，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陈赓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专门告诉过郭化若。郭化若当时说，你的问题这样快就搞清了，我的问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不过毛泽东一直是信任郭化若的，长征开始郭化若也是随干部团行动的，走在部队的后面。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的工作忙起来，往往晚上工作到深夜，然后同战士睡在一起。他怕早上醒不来，要干部团特科营每天叫他起床，这任务实际后来就落在郭化若身上。郭化若发现毛泽东有个习惯，早上起来后洗漱完了不吃早饭就上路，等走了几里路之后才掏出饭来吃，当然饭早凉了。当时已进入寒冬，这样常吃凉饭怎么行呢？郭化若就找警卫员商量，警卫员很为难，说这是主席的生活习惯，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郭化若每天早上到附近村庄找老乡要上一水壶热米汤，交警卫员塞在背包夹层中背着，主席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米汤了。这样做大约有个把月时间，一直到遵义。毛泽东对这件事自然印象很深，到延安后还常提起，末后按语：难得的一片心啊。

一九、郭化若的脚病突然好了

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干部团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