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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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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干部团是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的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关”，是娄山的关，也是中国革命的难关，是惊险难越的，但终于越过了。
会议是有准备的，准备的重点是说服和争取当时在中央领导中最有实际领导权的同志，而这种政治思想工作是在由瑞金到遵义8000里路的80天左右行军和休息中进行的。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由反对毛泽东转到拥护毛泽东，这是180度的转变，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建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坚决推辞了。毛泽东建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3同志组成3人小组代表党中央领导军事行动，这样就避免了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又体现了集体领导和党内团结（中央书记未改选，军委主席、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都未动，这是有利于团结的）。
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郭化若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而他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了。他高兴地东跑西奔找老乡筹粮，忙了一天，晚上痛痛快快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令他惊奇的是脚后跟的溃疡痊愈了。创口好了，再也不痛了。他不由得大喊起来：“我的脚病好了。”干部团的同志开始很奇怪，知道后也都为他高兴。他在脚后跟溃烂的情况下行走了8000里，吃了多少苦啊！郭化若脸上挂满了泪花。他擦了擦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的忍耐和毅力感动了上帝，所以病一夜就走了。”
遵义会议后，我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急夺泸定桥，在15倍于我的敌人堵、追、截、围中，摆脱了出来，把敌人甩在6天行程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是军事指挥艺术无比高超的表现。
干部团一般走在大部队后面，参加一些后卫掩护战斗，只土城战斗打得激烈一些，伤亡了几十人。当时强行军时间多，但大家精神愉快，仗也打得很利索。
一渡赤水走得最远，走到扎西，走了约13天，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的原定计划，集结扎西待机，设法调动敌人。
二渡赤水，是发现在贵州东北面的敌军兵力空虚，我军即二渡赤水，急攻娄山关，消灭王家烈贵州武装8个团。王家烈由此丢了贵州省长，这给地方实力派很大震动，他们开始害怕红军了。
接着直奔遵义，击溃敌吴奇伟两个师。当敌人以为我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时，我军迅速向西北上，三渡赤水。这次打起火把夜行军，但过了赤水只走两天，即在鱼岔、铁厂（在古蔺县城东）停止。敌军一见我又向西北移动，误以为我们又将在宜宾附近渡江，即调全部机动部队平行追击。这时恰好蒋介石到了贵阳（好在他在前线，反应快）。
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我调动（云南龙云部早已调离昆明，乌江守军吴奇伟纵队已离乌江北上）。我军立即紧急地隐蔽地四渡赤水。这时敌军打着火把大举向西北急追，我们主力则悄悄地向东南急进，在贵阳省城东不远处过了乌江，并派出小部队向遵义佯攻。过乌江时和以后，还沿途布置了几次佯动。一是在清水河架桥佯作向湘西二、六军团方向行动，二是派小部队向贵阳城佯攻（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无兵可调，只好让龙云部队守卫）。
然后，沿贵阳至昆明大道以南的山区向西急驰前进。这回是急坏了云南地头蛇龙云，他怕红军占领昆明（昆明和越南的铁路相通，当时法国是由共产党参加的人民阵线掌权，敌人怕我打通同河内的联系，取得法共的外援），更怕蒋系部队进占了他的老家。龙云急调回他的部队，昼夜兼程赶回昆明守城。我先头部队也派了少数部队在城外10多里地方佯攻一阵，而主力则分3路向北急进。左右两路到达金沙江边时由于渡船过少或流急而不能过江，只在中路以干部团第三营为前卫星夜急进到了皎平渡，得了六条较大的渡船（每船约可容一排，并修好一条破船。于是左右两路之一、三军团，除三军团之13团从洪门渡过江外，均调到皎平渡来，总部和一、三军团主力都只有这一渡口。当即多方大力动员当地船夫帮助，七条船日夜不停地摆渡，渡了六昼夜，才将全军渡完。第九军团另走一路，他们倒是得到较多船只，从容渡过了江。这样，等红军全部渡完时，敌追兵才赶到江边。我军战略机动的巧妙，把敌人甩在六天行程以外，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红五军团文工团在渡过金沙江后，演出了一个短剧叫《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日夜奔走，追到江边，毫无所获，只捡得一只破草鞋。事后郭化若同毛泽东谈到这段历史，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样厉害罢了。”
二○、毛泽东可不是石达开
过了金沙江，前面还有条大渡河。这中间是少数民族区域，有三派奴隶主控制这个区域，都有反动武装。从前石达开就因在此地区稍作逗留，以致被清兵袭击，全军覆没。蒋介石大肆鼓吹，说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
长征队伍行至少数民族区域边界时，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干部团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六月初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大家都穿着衬衣，郭化若坐在一个土墩上，摘下帽子扇着风。陈赓走过来说：“总教官，是不是安排点活动呢？”当时红校有边行军边教学的任务。郭化若思考片刻说：“请大家讨论一下红军会不会蹈石达开的覆辙，为什么？行不行？”陈赓表示同意，大家立即开展了讨论，发言很踊跃，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的结果是红军绝不会像石达开那样，原因是有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定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毛泽东不是石达开，红军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军。
由于我军派刘伯承与三派中较好的一派首领谈判，以送枪和现洋买路，借路通过，不住宿该地，保证不惊扰为条件，达成协议，饮血酒为盟，部队乃急速通过。通过后留下2个步兵连，由总部卫生部政委率领在北端界上展开工作，第二晚即得到电讯，由于一些同志不警惕，遭到袭击，被残杀无遗。
我军过了少数民族地区，赶到大渡河边之安顺场，只有两条小渡船（能容四五，当时河水流速太大，惊涛骇浪盖船而过，显然无法渡过全军。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到河边观察。郭化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情况，毛泽东冷静地说：“我们不是石达开，但我们要走的路许多是石达开没有走过的，前面困难还很多。”中央决定红军一军团一个师和干部团仍在此赶渡外，其余全部沿河向泸定桥急进。
两岸部队昼夜不停，夹河跑步，险夺了泸定桥（一昼夜走二百四十里），全军顺利地过了大渡河。
过了大渡河，翻越天全、芦山，往北就过夹金山，这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郭化若曾写过一首诗：
海拔六千米，途中亘一山；
冰天又雪地，行人叹路难。
夜来狂风奔怒吼，雹飞如弹又如斗；
风雹扑人人欲倒，坚持勇进更抖擞。
上山前指战员都喝了姜汤，但由于身上只穿单衣，到了山脚下就感到寒气袭人，越往上走冷得越厉害。到了山顶，冻得浑身发抖，加上空气稀薄，迈步十分艰难。
郭化若当时还带一个营掩护卫生部行动，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称为“五老”，也随卫生部行动，郭化若还有照顾“五老”的任务。但“五老”精神抖擞，也使郭化若很感动。
下了雪山，在一个山坡上休息，没有开水，只好吃雪，郭化若拿出一包糖精，每人分几粒，把雪拧成团，撒上糖精，大家称“冰淇淋”，吃得津津有味。
毛泽东、刘伯承等一行人过来了，毛泽东和“五老”一一打招呼，并说：“前面快到四方面军的地盘了。”
徐特立给了毛泽东一块“冰淇淋”说：“蒋介石要你当石达开的梦也破灭了。”
二一、毛泽东交给郭化若一封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军力量大增，本来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可是张国焘倚仗自己领导的军队人数多，看不起中央。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陕川边时只有二三万人，到了通南巴，依靠通南巴和川东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和贫雇农的积极参军，才有新的发展，四方面军人数最多时达到8万。张国焘贪天之功，以此威胁和反对中央，想当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坚决不给，后来由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给张，张才勉强接受。张国焘最怕和胡宗南打仗，主张退到西康、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妄图在贫瘠边远地区建立独立王国。这有点像《风尘三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虬髯公的思想，争不到中原皇帝，就宁愿到沿海小岛上去当土皇帝。
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并做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松潘守敌为胡宗南部（约一个师），孤立无援，攻城虽不免有伤亡，但打下松潘，一、四方面军都可不经草地向北直上川甘边，可大大减少人员伤病。但张国焘怕胡宗南，而红一方面军自愿承担攻城任务，并决定统一归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命令已下达了，第二天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定，他一个人坚决反对，不肯打。结果失去了战机，只好改绕毛儿盖地区大草地边上通过。
这是一片大沼泽地，“半天云雨半天晴，处处软泥处处坑；失足坑深不知底，无人无法助攀登。”不但这边天云雨雷电，那边晴天化日，而且顷刻之间这边天和那边天会互换过来。地上到处有陷坑，只有请人带路，沿一条小路可以前进。茫茫无际草地，我军只走了一个角，用了5天半，沿途看见用树的枝叶搭的棚子内，遗下许多病伤员；郭化若还看见一匹马陷进泥坑，一动不动，永远不会再起来了。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拟定迅速北上，进攻夏河流域，消灭蒋敌主力于洮河的战役计划。
规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3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组成，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个主力军组成，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上。
党中央和干部团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进入巴西、阿西一带，等了10多天，到8月底了，左路军仍未赶上来，其实左路军走不多远，张国焘就借口前面有河不能徒涉，中央电复派工兵前往架桥，他仍拒绝北上，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全部南下，他还秘密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情况万分紧急，毛泽东当机立断，半夜从巴西出发，脱离险境，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大、干部团北上，沿包座河上游向东北方向行进。干部团驻扎在一座大喇嘛寺内，当天上午紧急集合出发，在路边休息待命。等到下午见周恩来满脸怒容走过来，对宋任穷说：“走，出发。”干部团立即跟着出发了。郭化若猜想可能中央又出了什么问题。部队通过了卡岗寺敌人的封锁线，翻过了两座山，连夜行军80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宿营。第二天继续北进，当爬上一个山坡时，有几个骑兵通讯员，边跑边喊：“陈昌浩政委命令，部队停止前 进！”开始没人理他，接着红大教育长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高喊：“停止前进！”部队出现混乱，有的说：“陈昌浩算什么，这是周副主席命令走的。”这时李德和李特吵起来了，李德扭住李特要见毛泽东。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半山坡出现了，他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挥舞，高声喊道：“愿意跟党中央北上的跟着走，愿回去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原干部团的指战员高呼：“我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原四方面军学员有的停下来了，其他同志继续前进。李德松开了手，李特气势汹汹地走到毛泽东跟前，用质问口气说：“没有总司令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还要走？”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李特又对正在行进的部队大肆煽动说：“北上是右倾逃跑，你们应该停止前进，不要上当。”原干部团的同志都骂他“放臭屁！”
郭化若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他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的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郭化若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将这封信交给他转交，这是对他的信任，并没把他当“托派”。他说坚决完成任务。原四方面军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大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郭化若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把信拿出来，工兵营长听说是毛主席叫转交的，立正用双手捧过去。后来郭化若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讨论了北上的战略方针，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机智英勇地夺取了腊子口，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然后攻占榜罗镇，翻越六盘山，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我军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二、毛泽东重视办抗日学校
郭化若回忆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时期。
1936年以后，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延安出现了一个大办抗日学校的新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大办抗日学校的新局面呢？
一是因为红军经过东征和西征，开辟了陕甘宁边区纵横800公里的新区，创造了比较稳固的抗日前进基地，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预计到全国抗战局面开展后，需要大量的干部；
二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干部队伍有了很大变化，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培养的大批干部经过长征数量大大减少，因而补充了大量的新干部；
三是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犯右的和“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上都造成极大的危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批判与清理。
为了提高老干部，培训新干部，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开办各种政治、军事学校，组织干部坐下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除“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依据形势发 展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重视大办抗日学校。这样，在延安，我党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20余所学校，在环境艰苦、物资缺乏、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为抗日战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1。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
郭化若长征前在“红大”任教，长征时在干部团。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9月，张国焘搞分裂，四方面军南下，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又分开了。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整编改称陕甘支队，干部团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战到达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郭化若任训练处长。1936年2月，中央决定原干部团的一部分教职学员与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组成红28军，作为“红军抗日先锋军”第3支队，由刘志丹（军长）、宋任穷（政委）率领，进行东征。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由袁国平担任，校址在瓦窑堡。
当时郭化若对任训练处长是有想法的，“托派”帽子没有摘，连党员都不是，感到开展工作有困难，不如当一般教员。一天郭化若去找毛泽东，见他正在同周恩来商谈工作，他迈进门坎的腿又缩了回来。毛泽东像看出了郭化若的心事，叫住他说：“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 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要注意总结点军事教育经验。”周恩来也说：“你是去办抗日的学校，很重要嘛，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听了主席和恩来的话，郭化若还有什么可说呢。
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到达陕北后抓得更紧。1935年冬，我党领导了全国“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路线，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红军准备东征与日寇直接作战，部队进行扩编。这样，培养军事人才就显得更为迫切。毛泽东、彭德怀在1936年2月10日和13日两次发电报给一方面军，要求扩大教导队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清査因缩编等原因降级使用的人员，把他们重新提升起来。党中央、毛主席把办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作为训练抗日战争急需的干部的基地，多次指示要把学校办得更好，并规定教学活动一定要围绕抗日救国这个中心来展开。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下辖一个步兵营，一个地方干部营，一个特科营，还有一个骑兵科。步兵营下属两个军事连和一个政治连；地方干部营共有3个连；特科营设有工兵连和重机枪连。学员有营团干部， 也有连排干部。郭化若到训练处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总结点经验。当时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教材和训练器材异常缺乏。长征前搞了一些教科书和教案，长征途中遗失了一些，另外，面对抗日形势，作战对象和条件都有变化，有些已不适用了。怎么办？一是翻译外国的，一是编写自己的。当时翻译国外的主要有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野战条令、参谋工作、野外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军战斗纲要等。郭化若发动教员根据我军一些作战经验，组织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工兵等教材。政治教材主要用马列原著，也编写了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中国革命问题等教材，当时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编写了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加强红军与友军的团结、加强红军与陕北地方政府及苏区人民团结的教育提纲，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在训练器材方面，发动大家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单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材和沙盘、施放烟幕、显示目标等训练器材都是土造的。同时改革训练方法，采取操场练兵和野外演习为主，沙盘作业、课堂讲解为辅的方法。如战术课，为了使学员掌握夜间山地遭遇战、埋伏战、游击战等战斗中的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侦察的战术手段，一般都在野外边讲边练。射击训练在缺乏实弹射击的情况下，就组织学员精练瞄准、击发。当时还有“瞄三角”的练法，把枪放在三角架上对准小环靶纸中心，连瞄三次，每次在靶中心点一个点，以检查是否正确。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开学不久，党中央就决定以这所学校为基础，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并立即着手筹备。2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中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尽心竭力要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已经临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布告中还对招收学员的条件、毕业后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叙述：学员性别不限，年龄16岁至28岁，文化程度至少高小，但在抗日游击队或义勇军中当过干部的文化程度不限。毕业后愿由学校分配的，即分配适当的抗日工作，愿到别的抗日军队、抗日地方政府、义勇军与游击队工作的，由学校发给路费，介绍前往。布告发出后，各级苏维埃政府、抗日红军部队、抗日游击队对此都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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