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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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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郭化若说来延安迟了，没赶上听主席在抗大讲哲学课，主席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郭化若不大理解，主席解释说：“你看，我花3天4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郭化若临走时，主席说：“你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如果学习哲学有什么体会，也来给我谈谈。”
9月间，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读到了总政宣传部印发的毛主席在抗大讲授哲学的记录稿，他爱不释手，反复研读。这个稿子一开头就讲哲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军对战，分析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和它们发生与发展的根源；接着讲辩证唯物论，指出辩证唯物论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强调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指出辩证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和最完备的哲学科学。
在这一章里毛主席详细地分别阐述了：唯物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接着讲唯物辩证法。可惜讲义稿打印出的只有“矛盾统一的法 则”一节，后面就没有了。
在唯物论辩证法一章开头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辩证法诸范畴，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他说：这些范畴有些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研究过的，有些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揭去过去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外衣，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论中重要成分，同上述根本范畴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时，只整理了唯物论中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法则”，改称“矛盾论”。《实践论》和讲课时的记录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一些数字上、举例上、解说上，做些文字的修改。《矛盾论》则比原来讲课记录稿，有较大的修改，主要删去的是第二节中：“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其中包括对“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解释和批判；还有一些不很重要的举例和解释也被删去。但主要思想，段落安排则完全按讲课的内容保留下来。增加的地方，主要是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中，做了较多较深刻的阐述。对“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则有增加的，也有删削了的。经过修改，不但保全了原稿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内容上、逻辑上，都大有发展和提高。光彩倍增，令人景仰。《实践论》发展了“反映论”，《矛盾论》提出了“辩证法的宇宙观”，并且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它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照列宁的说法，这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矛盾论》中许多精辟的论述，许多哲学命题，可说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特别是“矛盾特殊性”更应看作创造性的发展，它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极其重大的贡献（既然各国革命各有自己特殊情况，就不应照搬硬套外国的经验，而应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没有一门科学能像新哲学这样，既能解释个人的一切，也能解释世界的一切，又能解释中国革命的一切。郭化若读了《记录稿》后，获益匪浅，他去找毛主席谈了自己的体会，毛泽东高兴地说：“像你这样读，这样理解，我就不折本了。”
2。郭化若问毛泽东：给你搞个钟来好吗？
洛川会议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猛发展，继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后，经国共两党谈判，湘、赣、闽、浙、鄂、豫、皖等省边界14个 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中国的抗日事业，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每天一早机要科给他送来许多电报文件，主席通看一下摘要，对急需答复的，立即拟写批复，如果要答复的文件多，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那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访问的名流学者天天都有，毛泽东都一一接待，亲切恳谈，时间多安排在夜间，一谈就是到深夜，有时通宵，客人舍不得告别，毛泽东也畅谈不倦。然而毛泽东就是在这样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的情况下，仍坚持挤时间读书。初冬的一天早上，郭化若爬山回来，太阳刚照到毛泽东窑洞前。见毛泽东已坐在太阳下看书，郭化若便走过去说：“主席，您起得真早。”
“我还没睡哩。”毛泽东说。
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郭化若半晌说不上话来，深为毛泽东废寝忘食的读书精神所感动，便说，“主席，给你搞个钟来好吗？”
“不，不要钟好！ ”毛泽东非常干脆地回答，“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如果有人约你谈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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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秘书到时间喊我。”
有一天傍晚，郭化若随同三四个老同志来看毛泽东，正好毛泽东工作告一段落站起来休息，便和大家闲谈。天黑了，毛泽东叫搞饭吃，大家也没有推辞。延安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毛泽东也和大家一样，就是吃几两肉也有严格限制，不许多买，更不许给他炖鸡吃。因此有客人来，只好多炒两个鸡蛋，再加一点延安仅有的红萝卜之类的蔬菜。大家在等着开饭，毛泽东风趣地问：“人为什么每天要吃三顿饭？吃一顿饭不行吗？我就常常一天只吃一餐。”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好。一会儿，饭开出来了，四个菜、一个汤、一大锅米饭，客人们自然而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不大言语地吃着饭，有的吃两碗，有的吃一碗半。大家看看菜，都不大好意思下筷。毛泽东则保佩而谈，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当前情况和将来工作也都谈到。毛泽东看看大家都吃完饭放下筷子，便问：“都吃饱了吗？”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吃饱了。”毛泽东说：“还有许多菜哩！菜里有营养。”他这才大口地吃起饭来，把盘里的剩菜吃光。其实他每餐规定的菜，已被大家吃去了一半还多。毛泽东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从井冈山时期同吃红米南瓜起，就一直是这样的。但主席工作学习耗费的精力比一般战士不知要大多少倍。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酷爱读书。他曾给郭化若讲过，学生时期喜欢读介绍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战役的书，读研究农民战争的胜败得失的书，他读过记载历代战争中争夺战略要地的《读史方舆记要》、诸子百家中各种政治、哲学著作。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思考。他的领悟力、记忆力和批判吸收能力，都比一般人强。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他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党内是很杰出的。陈毅在“七大”前，同毛泽东交谈过井冈山斗争问题。谈后找到郭化若，告诉他谈话的大略内容。他说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形成了 一个体系，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等等，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使之更加完美。历史的实际正像陈毅所说的那样，当时毛泽东已牢牢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如强调阶级分析、社会调查；重视贫雇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明确指出红军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特点等。他和朱德都一再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点点本钱，不能丝毫大意，打不赢就走。毛泽东又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多谋善断，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人。毛、朱会师树起红4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3千余人。转人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3万余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经过艰难惊险，几经曲折的奋战，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毛泽东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组织，总是出敌意外，真可谓妙计祌兵。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不自满，到了延安，更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著作。他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接着他又说：“李达还寄来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后来延安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的书逐渐多了起来，毛泽东在百忙中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联系革命实际，认真地研究阅读。他自己说较多地读列宁的著作，这大概是要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对民主革命和由此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使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在理论上多方面发展马列主义的成就，是和他学习中联系实际、刻苦钻研、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人们多说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过程，依我看同全世界各国革命的历程比较，中国革命还算是顺利的。当然这种“顺利”，与毛泽东精通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于革命实践是不无联系的。
3。毛泽东对郭化若说：很好，我要请客
1938年11月，党中央、毛泽东转移到杨家岭办公。有一天郭化若去向毛泽东请教几个哲学问题，毛泽东说：“你去问艾思奇吧，他是专家。”停了停又说：“我想找几个人开哲学座谈会，你算一个，再找几个，到我这里来，每星期座谈一个晚上。”郭化若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但他当时并没有理解毛泽东开座谈会的意图。
此后一段时间，每星期三晚上，便有七八个人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围着一支蜡烛，漫谈马列主义哲学。会由毛泽东主持，每次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毛泽东坐着静听，不发言，也不插话。他发现和培元讲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知识和唯物辩证法诸法则通俗易懂，会后推荐他去抗大讲哲学课，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可惜的是这位青年哲学家，后来在延河中游泳时脚被陷入石缝而淹死了。这个座谈会开头参加的人都是毛泽东秘书处的秘书或干部，谈的只是一般哲学常识。消息传开后，有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也自愿报名参加，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由于参加座谈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办公室挤不下了，地点移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个大而深的窑洞内，中央组织部还准备了简单的面食招待。毛泽东仍然每次都参加，直到移到枣园办公后才停止。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干部都踊跃报名参加座谈会，这时郭化若才意识到毛泽东召开座谈会，是他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方式，而且正适应了广大干部的迫切要求。
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主持，具体工作叫郭化若做。新哲学会用什么形式宣布成立呢？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新哲学年会，艾思奇、何思敬都表示拥护，分别去请人做报告并邀请各方人士到会。愿意来听报告的人不少，起码200人左右，而做报告或讲话的人则你推我让。最后请了几位同志来讲演，新哲学年会毕竟开成了，约开了三四个半天。开完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主席高兴得站起来说：“很好，我要请客。”
第二天在西北饭馆摆了几桌酒菜。费用是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交付的。人们都满面笑容而来。毛泽东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年会的成功，并宣布新哲学会的成立，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毛泽东还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并和每个人碰杯，大家都受到极大鼓舞。
由于毛泽东发愤深人地学习和坚持不断地联系革命实际的研究，所以他对于马列主义哲学能有高深的理解，并能吸收进他的著作中和应用在革命领导的实践上，对马列主义哲学做出新贡献。他把唯物论辩证法这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用通俗、易懂、易记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点的试验面的推广”、“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分为二”、“要抓住主要矛盾”、“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这样就把哲学思想和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了。
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我到后来才逐渐地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各综合大学的文科都有哲学系，社会科学院中有哲学研究所，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早已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当年希望扩大新哲学会使更多人来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遗愿，早已实现。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正引导我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4。毛泽东对郭化若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在延安开展学哲学群众运动中，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倡导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1937年下半年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列哲学著作，同时又得到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帮助，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逐步运用这些基本观点去说明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1938年1月，他写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基本方针》 一文（发表在《解放》第28期上），1939年7月又写了《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一文（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7期），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情况，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40年8月，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又做了《军事辩证法浅说》的讲演，把唯物辩证法引人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发展规律，以及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的全面性与战术的局部性，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毛泽东对郭化若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军事辩证法浅说》分为两个部分，11个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战争的辩证唯物论。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军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说 明战争是随着人类社会一同发生而不可消灭的，是人类 天性的产物，有的 还说现代战争与资 本主义制度无关， 不可责备资本主义制度，有意掩盖战争的本质与政治目的；有些人反对抗战中进步，他们保守甚至倒退，口头上或许承认“政治重于军事”，但实际在投入英美集团、直接投降日本与继续坚持抗战三条交叉路口徘徊，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借口“训政时期”，不给自由，限制抗日军民的活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不承认战争规律，或者把它看成千古不变的东西等等。针对这些情况，郭化若着重讲了4个问题：一是战争的本质。阐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不因战争给予人民以灾难而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以“进攻”、“防御”来区分战争性质。我们反对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二是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战争对经济又有反作用力。否定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唯心论，只看到经济对战争的决定作用，看不到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或否认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则是机械唯物论，都是要不得的。三是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现代的民族战争，不能离开民主革命，否则不能胜利。坚持抗战必须与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相联系，从这一点说，政治重于军事。战争离不开政治，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之中。既要反对轻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作用的单纯军事观点，也要反对把政治与战争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颠倒的错误。四是战争发展的规律。战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现象，它随阶级的发生而发生，随阶级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军事与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联结与相依存，就是战争的发展规律。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战争前途是可以预测的，战争规律也是发展的。依据与把握战争发展规律，定出指导战争使向胜利方向发展的法则，就成了正确的战略。我们既要反对否认战争规律可能认识的不可知论，也要反对认为战争规律千古不变的机械论。
《军事辩证法浅说》，第二部分是讲战法的唯物辩证论，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研究抗円战争的打法问题。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不同，因此，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规律之外，还应看到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寻找特殊的战法。郭化若从战略战术上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之全局性与战术之局部性关系，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等7个方面谈了些看法。他认为否认战争规律的差别性，抄袭外国操典，或照搬古代兵法，结果是要失败的；否认战争规律的同一性，忽视前人血的经验，夸大自己的片面经验，也是要碰钉子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进行的正义战争，与外国一般革命战争不同；抗战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北伐战争及苏维埃时代的国内战争不同。敌人虽然强大，但有许多弱点；中国的力量暂时弱小，但是有人多地大等许多优势。中国抗战有其特殊环境与特殊规律，因而也应产生特殊的战法。中国抗战是必定要胜利的，但胜利需要长期艰苦斗争才能取得。要从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以进步的民主政治灌注于民众中，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这个报告把当时抗战中发生的军事上的争论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分析，批判了以蒋介石、阎锡山为代表的军事上的唯心论，对于全民族团结抗日起了推动作用，1941年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又出了单行本。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著作，对全党全军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军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郭化若回忆说，这次讲演，我仅仅是对毛泽东有关军事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的收集和注释。
二四、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抗日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深感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人民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仍然静悄悄在那里生活。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人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种政治动员不足，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加上当时通讯工具不发达所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必须积极宣传抗日，深入进行政治动员，他对这件事抓得很紧，郭化若留有极深印象。
1。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要多写一点文章
1937年底，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结业的时候，张闻天对他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毛主席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主席那儿报到去吧。”郭化若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既能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还能住那么高级的房子。当时延安的住房很紧张，由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华北和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捷报频传，威震全国，各地来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骤增，抗大的住房就更加困难，凤凰山一带的窗洞已容纳不下，只好分散到蟠龙、庆阳等地去了。他却住得如此宽敞，实在不好意思。毛泽东却对他说：“住得宽一点，是为了给你一个好的写作环境。我们要向全国宣传抗日，你要多写一点文章。”
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郭化若交代任务了。他说抗战全面展开后， 全国各阶层思想很辟跃，除了失败主义者散布的“亡国论”和性急的朋友议论的“速胜论”外，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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