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同志去参加党的会议，交纳党费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党的教育，党的监督，党组织中的温暖，是那样诱人，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回到了党的组织内，真像从零下几十度的严冬突然进人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7年来，遭旁人的白眼倒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出答案，常常使郭化若彻夜难眠。郭化若出身穷苦，当他了解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就决心跟党闹一辈子革命。在党的教育下，他由朴素的阶级感情，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在黄埔军校时，曾因成绩优异，蒋介石两次手令要他当秘书，他都拒绝了，他只愿听从党的指挥。北伐战争失败后，他向组织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当途中受阻未赶上起义时，他又从上海搭船往汕头追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莫斯科学习，那里环境比国内安全舒适，但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从事艰苦的、实际的斗争，因此，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战斗。他到中央根据地后，恭恭敬敬地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办事，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进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各方面也有了进步，升任为一方面军代参谋长，谁知突然一落千丈，竟被开除了党籍。究竟违犯了党的哪条党规党法呢？没人给他说得清，他自己也想不通。一月月，一年年，这些问题缠绕着他，压抑着他，甚至使他常常从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郭化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他站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绑的红军干部。毛主席认出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长的周昆。　“你是周昆！怎么搞的？”毛泽东问。“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泽东又说。保卫队人员马上松了绑。郭化若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到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周昆这种遭遇，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泽东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郭化若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当时郭化若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使他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毛泽东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被抵制了，他的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的希望。

洛川会议之后，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先给他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电报稿。郭化若想，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毛泽东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郭化若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他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多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泽东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毛泽东亲自过问郭化若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给郭化若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郭化若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给他“松绑”时，他不禁想起毛泽东给周昆松绑的情景，自己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泽东给解开的吗？他想毛泽东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郭化若深切地了解，毛泽东非常关心人民，联系群众。当年的延安尽管物质条件极差，街上的房屋也破烂不堪，然而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对毛泽东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泽东也如此钦佩呢？有一天夜晚，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汇报了近期来访者的反映之后，诚恳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泽东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郭化若回忆说，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毛泽东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二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郭化若的党籍恢复后不久，有一天，他正在考虑撰写“抗日游击战争战术”问题的文章，王稼祥找到他说：“郭天民同志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由你接替他的工作，任军委一局局长，怎么样？”郭化若指着摊开的资料说，主席要我写文章呢。王稼祥说：“我请示过主席了，我是借你去一局工作。”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军委一局就是军委参谋部的作战局，是管理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抗战开始时，军委参谋部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是合在一起的，对外叫后方留守处，对内称军委参谋部，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1938年春，军委参谋部与留守处分开办公。军委参谋部设的一局和　留守处的参谋处，业务是一样的。郭化若1928年到红4军工作，先在纵队当参谋、参谋长，后在红4军任参谋处长；组建红一方面军后，又曾任方面军的参谋处长、代参谋长；现在又任一局局长，可谓与参谋业务有不解之缘。不过抗日时期的参谋业务与红军时期已大不一样，通信手段改善了，业务范围扩大了，分工也越来越细了。红军时期，中央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也不过几万人，作战地域仅在赣、闽、粤部分地区，作战对象亦只是国民党军队，且技术装备相对落后，因而参谋业务简单一些。抗战后，我军人数迅速增　加，作战地区不断扩大，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全国到处都有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作战对象除了日军，还有伪军、顽军；日军武器精良，部队机动快，战场情况变化大，我军作战还需同友军协同，参谋业务复杂起来了。红军时期设一个参谋处，军委参谋部则设好几个局，一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最多时参谋人员30多人，还感到人手紧张。郭化若虽然曾是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但到军委一局工作后，并不感到委屈，而且处处感到新鲜，感到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1。毛泽东称赞郭化若“官”当得不错

郭化若回忆说，当军委一局局长，是在中央首长眼皮底下工作，是为中央首长决策服务。要切实了解和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作战情况，要摸清敌、伪、友、我军的情况，不间断地为中央及军委首长　提供作战决策依据，要迅速地措词严密地起草各种电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战斗或战役号令、通报与报告，准确无误地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指示，收集部队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这里是指挥中枢，24小时都得醒着，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刻也不能马虎，他一到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38年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一局的工作量更大，任务更艰巨。

10月间，国民党军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11月又丢弃广州，纷纷溃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淡水、惠阳地区和东莞、宝安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海南岛建立红军游击队（琼崖纵队）。之后，又令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这对后来粉碎日寇对敌后进攻做了战略准备。但上述游击队的组建和部队的调动都是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许多电报是由毛泽东、王稼祥签发的。军委一局不仅要保障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还要从战略上监视敌伪的行动，及时向部队通报敌情，以保证部队行动的安全。在当时，我军情报的获得主要靠前线部队提供，无线电侦听及地下工作者送过来。传递手段也只能是电报、电话和信函，一局工作量之大和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各部队在其根据地内基本上是分散的独立作战，了解情况困难更多。为此，郭化若是想了不少办法的，鉴于信函往来速度太慢，电报又受文字限制，内容相绉简单，他曾向总部建议采取“请进来”的办法，由各部队派人来延安谈情况，后来经军委首长同意搞了一次。为了不影响作战全局，按晋西、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山东部队的次序，分批派人来延安，每批间隔20天，结果一次汇报用了　4个月才搞完。这样做，情况了解具体详细，但要了解全面情况周期时间太长。郭化若还建议用“走出去”的办法了解情况，后来也实践过，在情况紧急时派人下去，带着军委首长指示，指导各地解决一些紧迫问题。总之，在当时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很难找到最理想的办法，郭化若和一局的同志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每日对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态势做分析研究，每周要做小综合汇报，半月做大综合汇报，每月写出书面综合报告。书面报告有情况、有分析，附有略图。书面报告均送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对此军委领导是很满意的。许多报告军委首长都　做了重要批示。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日军把主要兵力压向解放区战场。1938　年11月20日、21日，日寇的飞机两次轰炸延安，投弹150余枚，炸毁房屋209间，伤亡150余人。党中央及军委机关由延安凤凰山迁出，党中央迁杨家岭，一局随军委机关迁驻王家坪。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革命力量发展的恐慌，不顾国家民族大局，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先后调集80多万军队配合日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不履行合作协议，连很少的一点军饷也不发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非常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

面对严峻的形势，怎么办？毛泽东1938年12月12日在抗大干部大会上说：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939年2月，毛泽东召集延安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又说：何应钦不发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解散回家吗？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毛泽东还表示他也要参加开荒。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党政军民各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抗大在罗瑞卿的领导下行动最早，人均开荒2　—3亩，　两个多月开荒达二万亩。全校还取消炊事员，由学员自己轮流做饭，把炊事员集中起来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创办“抗大农庄”，开荒种地。　毛泽东夸赞“抗大农庄”路线是最好的，并给抗大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当时住在杨家岭。他在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一清早，还未睡觉，就荷着锄头出门开荒。挖了一会儿，回窑洞办公，办公一阵，又出来挖地。有一次郭化若去送电报，见毛泽东在挖地，便说：［小说网·。cc］“主席，你领导全国抗战，工作重要，就不必参加开荒了，我们一局为你代耕吧。”

“不，我要参加开荒。”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只开一亩地，不多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决不要人代耕。”

过不多久，毛泽东根据少年时代种田的经验，认为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认真一量，一亩有余。后来他亲手种了许多蔬菜，长得都很好，还常用来招待来访的客人。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各根据地军民很快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热潮。为了指导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使大生产运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边区人民还办起了纺织、化学、造纸、火柴等小型工厂，商业也有了发展，延安城也变得繁华了，还建立一个新市场。边区政府一位负责经济的同志找毛泽东给新市场门楼题词，毛泽东忙，便推荐郭化若，他说：“郭化若同志的字写得不错，还是由他写吧。”郭化若在主席授意后，给市场门楼上方写了“延安新市场”五个大字，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笔者1992年去延安，还去原来的新市场看过，门楼上面横匾已不见了，两边的立柱还在，刻在柱子上的对联字迹清晰，郭老的字体，一见便知，但署名是“毛泽东题”。我问过郭老，为什么要署毛泽东的名字，他说本来是请毛主席写的，我当然不敢署自己的名字。

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是突击队。1940年2月10日一局起草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发给各战略区，要求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结合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要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全部敌后的路军、新四军都开展了生产运动。一局制作了生产情况统计表，以在南泥湾垦荒屯田的359旅成绩最显著。军委一局的同志也在王家坪驻地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羊，做到生产、值勤两不误。郭化若还发动大家动手改造环境，整理营区，建起了篮球场。参　谋长滕代远也很高兴，批给一局70个银元，　在附近的桃树林建了　个文娱活动场，置办了石桌、石凳，修筑了围墙。每逢周末就可以　开展球赛和其他文娱　活动。后来一局协理员肖赤弄来一架留声　机，有时便在场上开个舞会，中央首长也有来参加的。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周末舞会，郭化陪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他看了后说：“唔，你这个官当得不错嘛。”

2。毛泽东说：一局的文章做得还可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营垒发生严重的动摇与分裂，汪精卫公开投降，反共顽固分子则专与抗日军民作对，制造各种摩擦。　　　　　军委一局不仅要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指示掌握部队反摩擦作战情况，还要起草各种文电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说理斗争。

1939年初，各地摩擦问题增多。中共中央致电蒋介石，指出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必须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向全党发出指示，要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将领谈判，一面坚持自卫立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由于日寇的挑拨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局部武装冲突越演越烈。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摩擦中局部武装冲突处理原则的指示》中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我方的警告和克制，遂调胡宗南等反动武装合围边区，不断制造流血事件。11月间，国民党六中全会确定改“政治限共”为“军事限共”原则，摩擦事件急剧增加，年底导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央军97师朱怀冰部入河北，顾祝同与韩德勤部从河南、苏北袭击新四军留守处。阎锡山则在山西制造晋西事件，在永和地区进攻决死第2纵队，残杀了6个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并杀害了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

面对顽军的猖狂进攻，我各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立场，进行英勇还击，迅速打退了国民党军发动的反共高潮。为了解决“晋西事变”，打击反动势力，发展抗战力量，一局作战科长叶楚屏，参谋吴昌炽、赵镛立即随同滕代远参谋长前往晋西北前线，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统一了该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决死队的作战指挥，击退了顽军的进攻，迅速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但他们几位在完成任务后只有赵镛回参谋部工作，叶楚屏进延安马列学院读书去了，吴昌炽留在前线工作，滕代远改任“前总”副参谋长，军委参谋部参谋长由王若飞接任。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并未捞到便宜，于是又阴　谋制造更大的摩擦。为了做舆论准备，1940年决定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并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企图在会上攻击叶剑英，打击和削弱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军委一局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为叶剑英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起草《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稿。全文约2万字，针对国民党指责八路军“防地私有”、“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的谰言，集中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作战问题。发言稿指出：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战的重心，坚持　抗战，必须同敌全面斗争。华北敌后是一个整体，各地与晋冀鲁察绥　等省的党政军民配合，军政民一体才能坚持抗战取得胜利。八路军　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是抗日的需要，完全符合“委员长”（蒋介石）关于“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指示，怎　能说“防地私有”？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以极大的牺牲获得辉煌战绩，两年中与敌作战2689次，歼敌日伪军9。9　万人，缴获步枪2万余枝，轻重机枪400余挺，炮1000余门，破坏交通1170余次，破坏铁路1300余公里，公路2400余里，车站316个，　炸毁桥梁387座，击毁汽车2000余辆。八路军的战绩，为人称道，受到嘉奖，怎能说“游而不击”呢？冬季攻势，正值华北敌军残酷“扫　荡”晋察冀等边区，尽管八路军正展开反“扫荡”作战，仍抽出15。2万兵力，按统帅部命令、部署发起攻势，毙敌）9万人，生擒1300余人，缴战马1600余匹，八路军伤亡8000余人。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材料称，日寇对八路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证明八路军的冬季攻势作战，是坚决勇敢的，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是摩擦问题。发言稿指出：各同仁提出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完全同意。但正确解决首先应从政治、战略上确定几个原则。即不扩大摩擦。本军与友军的许多摩擦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意见的分歧和奸人挑拨未及时解决产生的。解决分歧及其产生　原因，应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对敌。把八路军当异军是产生摩擦的根　源。解决产生根源，政策上应一视同仁。本军与友军目前的摩擦，是大敌当前全民族抗战中暂时的局部现象，有意把局部摩擦扩大为内　战，是做蠢事。文章还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阐明了河北、山西和　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的真相，指出：关于河北摩擦问题，是河北省主　席鹿钟麟进冀，特别是张荫梧（河北民团指挥）和特务在鹿钟麟周围　起作用，并把八路军的建议与做法当作攻击目标时，摩擦就强化了。　他们向本军进攻，有许多缴获文件可资佐证。张荫梧把八路军作为　伪抗日军攻击，鹿钟麟没有停止张荫梧部的进攻；鹿钟麟直属的第4　纵队侯如镛部也同张荫梧一起进攻本军；张荫梧部还与皇协军、真正　的伪军联合进攻本军，有照片作证；鹿钟麟不能公正解决本军与张荫　梧部摩擦，最后与张部一起进攻本军。这就是河北摩擦的真相。至　于排挤鹿钟麟委任的县长，实为任用众选贤能的干部还是任用贪刮　民财腐败无能干部的问题。大敌当前，民众自然以能否担当起抗曰　任务而决定拥护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