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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教父戴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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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情世故上，戴笠几乎全部照搬杜月笙的做法。比如，每与人交往，必先对其做全面的了解，掌握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作风品质、嗜好、弱点、隐私等，然后根据需要，有备而发、有的放矢。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武松，山东大汉由此也往往喜欢以“二哥”自居。由此，戴笠每遇山东籍的各色人等，必谦恭地称呼对方为“二哥”，以博取对方好感。
戴笠的两位江湖师父，王亚樵已经被他杀了，剩下的这个杜月笙正如日中天，势力逼及上海各界，是个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
戴笠自上海混迹时就与杜月笙有交往，但在杜月笙的心目中，他是没有分量的，以前的客气，正是杜月笙的处世手腕—对谁都礼貌、敬重、不蔑视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这一点，跟蒋介石过去的卫士长王世和恰恰相反。
如今，杜月笙既落在自己手中，戴笠暗暗盘算了一番，自言道：“南阳梨阿拉，戴雨农就用你惯用的手段玩玩你！”
这时，沈醉来到办公室，给戴笠倒了一杯茶，转身要走。
戴笠手势打住，问道：“后来，杜月笙找你没有？”
沈醉道：“找了，我按处长的吩咐，说没见着你。”说到这里，小声道，“这些天杜月笙天天派人来找处长，每次都留下一大堆礼物。”
正说着，三五个穿着唐装的人提着大件小包进来了，一见戴笠，倒头便拜，齐声道：“戴笠处长万福，师父要我们向您老人家请安！”
沈醉小声道：“这些就是杜月笙的徒弟。”
戴笠向沈醉递了个眼色，沈醉会意，道：“处长，你们谈，我先走了。”
沈醉离开后，戴笠突然对杜月笙的徒弟道：“啊呀，我忘了吩咐沈先生办一件重要的事情，诸位请坐，我去去就来。”
沈醉说：“这个杜月笙，也太不懂规矩了，既要求人，为何自己不出面？”
戴笠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江湖上的做法，先派下人试探，等有了眉目，再进一步。好了，不要说这些，我们在外面随便走走，等他们走了以后再回去。对了，你抽个时间，把他们带来的礼品全部奉还。”
沈醉点头答应。此时，一只麻雀从头顶掠过，戴笠忙从腰上拔出手枪，装腔作势瞄准，却并不射击，直至麻雀翻过另一座房子，才把枪收回来。
戴笠爱手枪，在军统局是出了名的，身上经常挂着两支手枪，时刻不离，连洗澡都要带进浴室。他爱抚地在枪管上吹了一口气，道：“这支枪质量很好，使用手感适宜，枪管短，不碍事，携带也方便，而且杀伤力强射击准确，我用了好几年，从没发生故障。”
沈醉见戴笠谈枪，记起军统局都传说他是神枪手，便道：“听说处长枪法很好，在香港追捕王亚樵时，他的手下都是神枪手，双方对阵，处长一抬手就打死几个，吓得他们灰溜溜地逃到梧州去了。”
戴笠藏好枪，不以为然道：“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刚才那只飞鸟是可以打下的。但这里是市区，子弹穿过飞鸟还有杀伤力，会打伤人。唉，真想打打枪，可惜这里没有靶场。”
沈醉道：“警备司令杨虎家里有靶场，处长要不要去？”
戴笠摇头道：“杨虎是青帮头子，和杜月笙关系很好。现在去，他肯定为制造厂的事替杜月笙说情。”
两个人说着又折了回来，贾金南一眼看见，忙过来道：“处长，杨虎先生来访，已等你多时了。”
戴笠摇头苦笑道：“到底还是躲不了。”
戴笠话音刚落，杨虎已从办公室里走出，打着拱手道：“雨农兄，久违久违！”
戴笠害怕杨虎说出替杜月笙求情的话来，抢先道：“杨虎君是不是想替杜三哥求情呀？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委员长亲自过问，这案子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呢！”
杨虎一愣，算保住了面子，打着哈哈道：“哪里哪里，我是专请雨农君去敝处喝茶的。走走，这点面子应该给我吧？”
戴笠见推不掉，只好上了杨虎的车。
杨虎的家在上海环龙路，一下车，几个打扮妖冶的女人一拥而上，将戴笠扶了，捶背的捶背，扇风的扇风。
戴笠早闻得凡去过杨虎家里的达官，无不被他的热情所感动，看来此话一点儿也不假。
除了戴笠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客人，都是目下上海的闻人名流，只见他们一个个被女人簇拥，一样受到优待。
一会儿，戴笠就被这些女人迷住了，还想更进一步放肆，一位客人小声对他道：“你知道这些女人是谁吗？她们都是杨虎的小妾！”
戴笠急忙停止胡来，恰好杨虎路过，脸上更是红一阵白一阵地尴尬。
杨虎走过来，小声道：“雨农兄放心玩，不瞒你说，我杨虎之所以在上海能有今天的地位，全仗这些姨太太会交际应酬，关键时刻还肯牺牲色相为我打通关节。”
戴笠听得呆了，难怪杨虎在上海滩有如此气派，原来他靠的是这一绝招！
戴笠后悔没有把叶霞翟带来，让她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正想着，只见一位身着长衫的文人打着拱手来到戴笠面前。
身旁的杨虎向戴笠介绍道：“这位是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杜先生的法律顾问。”
戴笠一愣，嘴里客套道：“久仰久仰！”
章士钊道：“杜先生知道戴先生到了上海，在家里特备水酒，恭候大驾光临，差我去请。闻得戴先生到了这里，于是立马赶了过来。”
戴笠见章士钊一身书生气，便直言道：“我知道杜先生请我是何用意，刚才我已经直言对杨虎兄说了，章先生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章士钊面露尴尬，杨虎忙打圆场道：“雨农兄刚喝了几杯，可能不胜酒力，章先生且回去转告杜三哥，他的酒留待以后再喝。”
这时，杨虎的一名小妾跑过来拉了戴笠的手，嗔道：“刚才我要你少喝几杯，你偏不听，这不，你醉了嘛！”
章士钊这才保住了面子，急忙告辞。戴笠的鼻子发出马一样的哼哼声。
杨虎又道：“雨农兄，有句话且容我说完。”说罢，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这里是三十万元支票，杜先生托我转给你。其余我就不多说了。”
戴笠正要拒绝，杨虎的小妾偎过来勾住他的脖子道：“戴先生，你总得给我老公一点面子嘛。”
戴笠一和女人说话，再大的脾气都会化掉、再硬的决断都要软了，道：“这事是委员长亲自过问的，我实在做不了主。”
小妾道：“做不了主我们也不会逼你，只是我老公领了人家的差，总不能又要他自己退回去。在场面上混，男人家的面子是最要紧的，求你把支票收了，转一道弯，你可以把你的难处直接跟杜先生说嘛。”
戴笠被小妾伶俐的嘴说得无话可说了。
从杨虎家回来已是深夜，一进门，沈醉迎上来道：“处长，杜月笙的礼品我们按您的吩咐退了。”
戴笠说：“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沈醉没有走，道：“还有，杜月笙火气很大，把退回的礼品全部毁掉了。”
戴笠一惊，道：“嗯，有这回事？”
沈醉上前一步道：“是的，是当着我的面摔的。”
戴笠一阵冷笑，得意道：“没想到杜先生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沈醉退下去后，戴笠掉头来到大街上，拦了一部出租车，直奔杜月笙的住处。
杜月笙是有名的夜猫子，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精神特旺，见戴笠来了，忙从烟榻上翻身起来，打着哈哈道：“雨农兄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失敬！上茶……”
话音甫落，一帮丫鬟端来了热茶、水果点心，待戴笠落座，又替他捶背。
杜月笙拈起一个梨子，“啪”地一下打开一把水果刀，几圈旋转，一个梨削好了，递给戴笠，道：“雨农兄深夜光临……”
戴笠把梨放在茶几上，从兜里掏出那张三十万元的支票，递给杜月笙。
杜月笙脸上的肌肉在灯光下抽动着，牙齿也咬紧了，戴笠的登门退款，意味着自己将要上断头台。他再也无法自制，举起了水果刀。
第三十章 西安事变 戴处长冒死救主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月笙，道：“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退礼品、拒绝赴宴，为的是免得招人攻击诋毁、授人把柄。你倒好，还托杨虎送支票给我，难道我们的交情是三十万元就可以买到的吗？你自己收好，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月笙心里一热，叫道：“拿酒来！”说着，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见状，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两人喝了血酒，结拜生死兄弟。
就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当成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使杜月笙对戴笠刮目相看，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的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自此，杜月笙成了继胡宗南之后，戴笠的第二个知己。
戴笠从上海归来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调往北方，与红军作战，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军校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陕西人，立即将其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没有文字见诸书面。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果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这次蒋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站一级的组织，单是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有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有三十个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三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围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仅次于共产党。
这段时间，因戴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追杀王亚樵等诸事，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因此进展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戴笠的妻子来南京治病，经检查，确诊为子宫癌晚期。这时候，戴笠已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尤其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于是，在带妻子毛秀丛去上海治病时，也把叶霞翟带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准备等妻子一死，正式迎娶叶霞翟。
戴笠在毛秀丛重病时突然良心发现，亲自去广爱医院看望。当毛秀丛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亏了，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戴笠听后，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速速出了病房，觉得和这种土气的农妇简直无话可说。为此，他决心把叶霞翟培养成摩登的贵妇人，准备等她在杨虎家中学完礼节再送往美国留学。
几日后，毛秀丛在上海广爱医院去世，由儿子戴藏宜扶棺运往江山保安乡安葬。
此时，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军统局和多名女青年发生性关系。其中，浙江警校毕业的赵蔼兰、周志英最能给他带来激情和亢奋，他经常把两人带在身边，整日和西北方面的军人周旋，千方百计以财、色、官等手段收买和拉拢他们。
戴笠使出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报的艰难。
在一个社交场所，戴笠偶然发现杨虎城派到南京的办事处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于是心生一计。
乍一看，向友新并没有沉鱼落雁之貌，但也楚楚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风月场上的高手，一眼便看出向友新是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后，马上请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出面，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参加舞会，由此，戴笠结识了向友新。
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热，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达到后，又利用他的特务优势，对胡逸民进行调查、盯梢、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经常光顾烟花柳巷，最近又将一位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娇。
戴笠装出无限同情的样子把这些告诉向友新。向友新拿着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不禁醋海翻波。戴笠趁机道：“他既然心中没你，你不如加入我的军统局，专搞他的情报！”
向友新爽快地答应下来，成为军统局的正式特务，自此，西北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戴笠手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办法，让他的亲信同乡毛人凤做交通员。
旧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陋习，古语云“帮亲不帮理”，可见乡党情结之根深蒂固。戴笠自当上特务处长以后，也免不了把大批大批的宗亲姻戚、同窗同乡网罗到手下。
这些乡党中，几个最出色的还是不能令他满意，周念行博学而太迂腐；王满臣聪明有余，老辣不足；张冠夫过于忠厚；毛万里虽有勇有谋，但额角太突，容易树敌。一次，毛万里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自恃是“老板”的同乡，对王孔安很不客气。戴笠教训道：“毛万里这个万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们！你怎么不学学你五哥遇事多思考？”
毛万里顶撞道：“你怎么不叫他来？”
一句话提醒了戴笠，当时，恰好黄埔好友叶彦世向他求职，于是戴笠下定决心，派人把在崇德县任秘书的毛人凤叫了出来，安排他在浙江警校任文书。
和其他江山同乡比起来，毛人凤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计，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圆滑，尤其是那一套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特务处元老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培养毛人凤，不会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戴笠在叫毛人凤出山之前，已作好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军统局交给毛人凤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凤，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剿共，把枪口调过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凤根据旨意，认真搜集有关西北军和东北军相处方面的情报，结果发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关系很差，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恶感。
戴笠得知，马上指使西北区的特务们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转而又想，张学良、杨虎城也是十分狡猾的家伙，他们会不会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监视呢？
特务工作最好是多点怀疑心，想到这一点，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凤：重点注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人物关系。
这一招果然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凤很快发来一份急电：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层接触频繁、关系密切。近日，张学良、杨虎城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把这份情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惊，并指示：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事隔两天，向友新、毛人凤又传来密报：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戴笠得此紧急情报，立即飞报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吗？”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也没用，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就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碍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别人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镇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纸电文道：“戴处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或特务处的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认为一旦打起来岂不要了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争吵激烈，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拒绝参加会议。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混乱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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