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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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让他们及时休息按时吃喝，一副仁将的派头。效果很好。休息时组织他们演练“八阵图”。他平生没掌过这么大的权，没管过这么多的人，现在，他能统帅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实地摆八阵图，比用果核摆，那情形与感受不可同日而语。

他直感到权力的作用，能运用权力才可能用众，能用众才能做大事情。

这个短短监工期结束后，循惯例，他担任实职，２９岁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云南和另外一两个地区特别，是边民生事的多发点。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里的人，也有临时的差遣。他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刑部部属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以愿为，而多才者之所以愿为也。

也是只要难而能获便算得其所哉。这个人好强，总怀着不遇盘根安别利器的胜利意欲，像曹操征乌桓闻敌增而益喜一样，想脱颖而出的人总是把难题当机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内耗。庸人以耗为业，在耗中占够他们小算盘能算出来的最大便宜。因为他们那条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别无能为，或者说只有在耗时，他们才算个人数儿。王接着说：

然而纷揉杂沓之中，又从而拂抑之，牵制之。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这虽在论政，也是在论学：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祸败就得损害理法。这个“惕”字就是心念一动。人生所有问题都系于这心念一动。这是区别海燕和企鹅、鱼龙变化的关键点。身心之学就是要解决心念怎么动的问题。

这年「庚申」十月，他被派去提督狱事，他在《重修提牢厅司狱记》大诉其苦：所谓提牢厅是全国的总监狱，每个月都要一名主事去当值。1500年十月，正好轮到他。我们看到这个能干也肯干的人另有其名士派的一面，差不多象袁宏道诉县令之苦一样。这时，他一点也不象诸葛亮。他自言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应付酬酢，况且来让干这种多是非的工作，真感到疲顿憔悴，麻烦透了。秋绝之时，人怀疑惧，多变故不测之事。－－他在面对不想干的事儿时，他也是个怕事的。他感到这份皇差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

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要让他当一辈子这样的小官僚他是个下等“企鹅”。按步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他找不到半点意思。

他到刑部的第二年「辛酉」八月，就派他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官职不高，但是中央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当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时，他就高兴，也高效了。他的学生为了凸现他的仁义心肠，说他“所录囚多所平反”（《年谱》）。

在弘治十五年春在淮北办完公事后，他上了九华山。

这是他生平三上九华山的第一次。这个平生以山水为课程的人，一到了山水之间就活了，就诗性复归了，心态也自然，诗兴也浓厚了，说不定在政治与山水之间，他还真从感性上是个自然派。现保留下来的这次的记游诗赋有二十六、七首。每到一地都诌两句，什么无相寺、化成寺、李白祠、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

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最能反衬出小官僚日子的无聊。反衬出官场不过是座“围城”。用力博得一第，原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的情绪还在不稳定期，忽而九天忽而九地。上边务疏时，他刚跨进“城”兴头十足。观政时也捕捉到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做“第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５．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炫）（书）（网）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６．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７．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