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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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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干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炫｝高｛书｝涨｛网｝。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
若皇帝为零，则这个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成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好皇帝。自然他也曾传旨廷杖过大臣，因他不亲政，旨意均由内官传达，许多求官的人便来贿赂可以接近御玺的可以在传奉官的名单上添加姓名的内官，传奉授官，这种来路极正但超越了政府从天而降的官，即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所抨击的乱了国家“名器”的那种外门邪道的官。这种授官方式是对国家宪政的公开践踏，皇帝开这种后门，是对把大门的公开蔑视和戏弄。在群臣的抗议下一次就罢免了五百多，可见多么滥。弘治即位，还能罢黜两千多，僧道官一千多，其实还没有清查完。皇帝为零，繁殖了大量不想当零的人众。幸亏，成化遇上两个好内官：怀恩和邴吉。要冒出个刘瑾，则成化朝就是正德朝了。
弘治十七岁（1487年）即位，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他让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情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说“你可以走了。”弘治换上他在东宫时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又采纳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成化朝的佞幸，真起到了争取人心的作用。但很快，他就学他老子，不上朝不召见大臣议政。奏章批发均由内官，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他跟他老子一样崇信道术。1497年3月，迫于阁臣之议，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议，说与先生们商量。徐溥等拟旨，呈弘治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他老子26年前接见大臣后的又一次，以至满朝称为盛事。
主权虚位，中介便还得发达起来。传旨的太监的品质便至关重要了。弘治依靠的是李广，李以道家符和烧炼丹药取悦弘治，接受贿赂，引荐官员，李畏罪自杀后，从他家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米，白米百千石不等。弘治不解，问：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他还不知道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知道实情后，依然命阁臣撰文赐祭。你说弘治多么〃厚道〃罢。
他的宽厚性格还引发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在明朝所有的皇帝中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能够耐心听取严厉批评的了。《孝宗实录》显示，所有有抱负的官员，或出于真心或仅仅是为了出风头，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儒家经典和伦理道德，给他灌输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政策观念，几乎是纠缠不休。熟悉中国历史的文官知道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谁也不肯放过机会。王阳明归山又复出，也有留恋这难得的宽松期的意思。他在主试山东时大胆言论也有这个背景。但孝宗是个难得的〃好人〃（譬如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到了一夫一妻的皇帝），却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英主。
看《孝宗本纪》他除了按“礼”四时祭祀，完成天子这一象【炫｜书｜网】征性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同意治理黄河，编修了《大明会典》。会典的颁行，意义重大，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的沿革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还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还因会典编成而升官。成化在东宫时，王华即是其讲读官，算是东宫旧人，华事三朝，唯孝宗对他算有知遇之恩。他升为礼部右侍郎后，仍兼日讲官。因为皇帝认为他“讲释明赡，故特久任。”弘治末年，对他“尤加眷注”，他在进讲时，常常劝皇上勤圣学，诫逸豫，亲仁贤，远邪佞。皇上则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对他颇有好感。惯例是给皇帝讲课前，须先演习，仍会张慌失错。华则从不预演，又讲得“条畅”。有一次，上已幸讲筵，而当直的讲官突然晕倒，大家公推华应急，华从容开讲，比平时还“条畅”。当时内官李广正贵幸，唯王华敢引古讽今的加以批评，“诵说朗然，开讽明切。左右闻者皆缩头吐舌，而上悦闻不厌。”并获得皇帝的“赐食”嘉奖，内官对王华说：“连日先生讲述明白，圣心甚喜，甚加眷念。”王华感恩，自庆知遇，越发讲得剀切。皇帝也勤加鼓励。为王华作行状的陆深大发感慨：弘治若不早死，王华会当上大学士的。
王华若能当上大学士，阳明可能就不会有不被理解不被重用的苦闷了，然而也只是可能而已。那样，阳明也许会走上纯文官之路，当个御史或翰林学士，根据正常的官场规则若王华一直为相，则阳明也可能反而难尽起才。
这许多也许和或者都因正德登基而泡了汤。
２．大玩主
正德的聪明都用在嬉游淫乐上了。有的稗史根据起种种反长常规的举止推测他是江湖野种，不是真正的龙子龙孙。其实朱家本起脚于江湖，朱元璋的流氓本性体现在政治上，朱厚照的流氓本性体现在反政治上罢了。流氓性这一家族的“年轮”历久不变。正德的反政治不是不讲政治，而是“玩”政治，把政治游戏彻底戏耍化，他的确很聪明，彻底看透了皇权帝制的无谓。如果说像李煜那样的文学皇帝，还不足以使皇权的本质“透底”的话，历史安排了正德这样的流氓皇帝来使其大透底，大爆光，让世人知道皇权原来这么流氓，皇帝原来可以这么不是东西！
朱厚照奉诏即位时年方十五，正当青春期，刘健没把他教成“好人”，刘瑾却把他教导成了个合法流氓。偏巧像怀恩那样的宦官没被选拔到东宫或大内，也许有，但可能正在扫厕所。在东宫包围太子的马永成，谷大用，刘瑾等，跟着进了大内，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八党”。刘健等顾命大臣成了外围边缘人物，他们请行“新政”，裁汰各部门的冗员，放遣先朝宫人及内苑珍禽异兽，正德根本不听。始终跃跃欲试每逢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换届时越发想大显身手的言官，这回不等于失业就是大触霉头。刘健将各种给皇帝支招的规劝皇帝不要这样那样的奏章摘要分类汇编，径送正德，然而等于对牛弹琴。正德倚靠宦官，宦官迎合正德，只是一个劲的玩。
受先帝顾命的内阁老臣自然不能玩忽，先上疏说：“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玩鹰、犬、狐、兔，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现在，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烧毁。天心示警，伏愿陛下惕然醒悟。
正德说，知道了。然而，半句也不听。于是，老臣再上疏：“近者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现，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结论是赶紧罢黜宦官。
皇帝的结论是甩开这些老厌物，由宦官直接办事。老臣再上抗议书，说一开始还跟我们商量一点事情，近来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议。这些皇帝连看也不看了。
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大文学家李梦阳替韩文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皇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弹劾“八党”，下内阁议。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正好宦官内部有想铲除八党的王岳等人，事情遂得以推动起来，正德让王岳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排到南京。若果真先疏离，再清除，刘瑾等就消失了。但刘健，谢迁等则坚持必须杀了他们。焦芳密报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皇上感动，刘瑾又说：“害怒侪者王岳。狗、马、鹰、兔，王岳献过没有？现在单追究我们。”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正德大怒，即刻命令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管，辑查朝臣。
次日，即1506年10月28日，群臣早朝，大太监李荣出来告诉大学士和其他廷臣，皇帝说刘瑾等把皇帝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以后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大学士们自然知道个中含义，便集体提出辞职，说“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说的既对且好，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会被感动、说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东阳得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圣旨下：“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勿再辞。”
李送他们时，涕泪涟涟，刘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李默然难言。因为李在倒“八党”活动中，态度不那么激进。所以刘瑾在前朝老臣中，单留下了他。一个不留也有点“不象”。李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弥缝”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旧臣除了李东阳几乎都被罢免了。
３．文官罹难
极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交章请留刘、谢。上次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御史赵佑，朱廷声，陈琳等先乘灾异求言之机，上疏：乞置刘瑾等于法，汰革额外冗员。遵遗命，信老成，重无大小，必咨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后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开而上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
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４．朝政鱼烂
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
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
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
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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