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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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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
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
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
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刘瑾“大公无私”起来，“矫旨”（他下的，但是圣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将那几个隐士下了“诏狱”，让他们交代迁，健的徇私勾当。刘瑾想把这两个前大学士逮捕，抄家。李东阳死力疏解。刘瑾的党羽焦芳在旁边厉声的说：“纵轻贷（从轻发落），亦当除名。”旨下，果如焦芳所言。那四个隐士被发配到边疆戍边真当隐士去了。刘宇则弹劾两司访举失实，被罚米，还有被削职为民的。他们在多么公正地捍卫国家
体统！然而，正是这个焦引进这个刘，向瑾行贿万金。瑾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几天之内“超拜”刘宇为兵部尚书。后找茬儿让吏部尚书许进退休，升刘宇为吏部尚书………六卿
之长。挤走王鏊后，宇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而焦芳是在向刘瑾密报了大学士们的杀瑾计划后的第四天就“超拜”为大学士的。焦对瑾自称“门下”，如黄埔出身称蒋介石“老师”一样，焦带头呼瑾为“千岁”。
发配走那四个隐士后，还下了一道诏书：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京官，著为令！如果刘瑾不倒台，阳明尚未当小京官，则他永远也别想进京显身手了！整个余姚县的人都成了帝国的“敌人”。全世界只有中华帝国才有这等笑话。
赶走刘健，谢迁，刘瑾愤尤未释。南北官员越是乞留，刘瑾越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是绝对的天怒人怨，仅山东就连着地震45次。刘瑾也不作什么“灾异求言”的表面文章了。他以绝户的气概，赶尽杀绝的魄力，将反对过他的人打成“奸党”，勉强过完年，即正德二年，1507年，将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阳明，还有一批言官，共53人，将他们的“臭名”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宣戒。像开公判大会式的，以期起到杀一禁百的作用。
仅《明史》所载，因瑾当权“横甚，尤恶言官，惧祸者往往自尽。”私乘记载更怕人。还有因交不上贿赂而自杀的。真想不通，居然还有那么多愚忠之人，还要为这么王八蛋的朝廷卖命！
刘瑾像挣命一样穷追不舍，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12月，追夺健、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他因惩处不法镇守太监而落职），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皇上赏赐的玉带服物，同时被夺诰命（即连退休干部也不是了）黜为民的共有675人《谢迁传》。人们还为他们担心，以为更大的灾祸还要附加而来。而这追夺诰命的行动，居然是拍刘瑾的马屁的言官提议的！难怪正德皇帝看不起文官，刘瑾憎恶言官。
此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1508年6月26日早朝时，一封状告刘瑾诸不法事的匿名信，放在丹墀上，一个御使拾起来交给了皇帝。刘瑾知道信的内容后，当即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过了几个小时，让尚书们退出。近中午时他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向他抗议，说他们从未受过这种虐待。刘让他们退出。一个御使说：这违反了王朝法令。刘说：正是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办糟了。刘让剩下的人站到朝见时的位置上去，以便查出谁靠近放信的地点。一个大太监说：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次序，谁会傻得往那站？刘让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锦衣卫去收查各家。那个大铛说：谁傻得在家里留草稿？
六月的中午，又偏偏天气极好。几个官员晕倒，被拖走。另一个大太监给百官员送西瓜。刘马上“矫旨”调开这两个大太监。下午过半，五品以下的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有三百多人。次日，李东阳赶紧营救，正好，刘瑾发现写信的是一个太监，没死才重见阳光呼吸上户外空气。
就是写信骂皇帝也不至于此罢。
明朝的好事坏事都能创纪录。除了“皇军”，还没人比得过刘瑾。而他本是个宫廷“文工团”团长。他太歹毒，他们太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大话，说不得了。
５．铁窗生涯
刘瑾时代将帝国的集权恐怖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至，但还不够登峰造极，日后有更令人发指的年头。极权，必恐怖。集权必极权。不管何种方式的集权，极权，都必然强迫人们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踩在脚下，已完成了的集权是能够镇压反抗的。
这时，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静以待变”。谢迁，退居林下后，正与人下棋，追夺诰命的圣旨下达，他谈笑自若，家人和朋友都为他忧虑，估计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他却照常赋诗饮酒。刘瑾伏诛。他复职。这叫宰相器度。
王阳明呢？他要像蒋钦那样愚忠，也就不成为心学大师了；他要像焦芳那样奔竞钻刺，媚时趋俗，同样也不会成为心学大师。他若在被罚长跪的百官之中，会是什么表现？立即辞职同样等于抗议，再屈辱为官则贱不如狗。具有苦情喜剧味道的安排………他早在1506年11月间被刘瑾先生投入了“诏狱”……所谓皇帝直接关注的锦衣卫监狱。
在太监的“白色恐怖”抽疯期，入了监狱，算是到了家。只要别像阳明所营救的戴铣那样，一轮杖打就一命呜呼，监狱就算避风港了。阳明苦情陈辞，只怕戴铣等人在押赴北京途中填了沟壑，使皇帝背上杀谏臣，“怒绝”民意的恶名，算是太自作多情了。他也把皇帝的骗人的“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的明旨当了真………尽管他这样说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他上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对流氓政治还抱有幻想。他认为皇帝还有“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的“良知”，只是被权奸暂时蒙蔽了，只要侑言官去权奸，就圣德复明，收回了放跑了的良心。
其实，正德与刘瑾正觉得文官烂透了大半，像刘瑾反击那位御使时所说的：你们懂什么国家法度，国家正是你们给闹糟了。他们就是要从文官手中夺回掌管国家的权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宦官蒙蔽了皇帝的问题，而是皇帝也想这样做，宦官体现了皇帝也许还朦胧的感性的意志。已然的事实不用再重复了，刘瑾死后，皇帝并没有变好，也说明一些问题。
刘瑾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创造了内官把朝臣打成朋党的恶例。说明他们是有“理论”的，有战略意图的。当时还没有彻底不上朝的正德是能够看到奸党榜的。最后拿刘瑾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以缓冲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说明正德比刘瑾还赖而已。
阳明坐在大狱里，很难“不动心”。他奶奶，父亲，还有妻子，都与他同在一片天下，但几乎是人间地狱般的坚硬的隔开了。他留下了《狱中诗十四首》。第一首就是“不寐”。北京的十二月，冷酷如世道。铁窗之内比外面更是魍魉世界，越睡不着，越觉得黑夜无尽头。“阳明释夜”没有包括这种夜，这是“具体”的夜，他解释的夜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夜。什么东西一被抽象就拉开了“审美距离”，而具体是一团血肉模糊的实在。他自己也承认〃我心良匪石〃怎么能不会被深悲大戚搅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人生如同电视剧，现在被抛出轨道，正可成为“看客”来返观自己在舞台上的际遇，品尝当时来不及品尝的滋味。要用一句话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就是后悔。不是后悔营救戴铣他们，而是根本就不该重返仕途！“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就不该来参与，现在倒好，想回家当个农夫，也找不到自己的地头了………太晚了。这种绝望的心情说不得贤与不肖，只是人之常情。
他还没有谢迁那种宰相“功夫”，弘治时代那宽松的气氛“赚”他出山，结果却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面对锦衣卫狱那特种大墙，朝政黑暗到如此程度，不仅过去的各种努力都流水落花，而且前途比这大墙里的黑夜还一塌糊涂。“崖穷犹可涉，水深犹可泳。”唯独坐大狱里当萨特所写的“苍蝇”，则如掉到无底黑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准，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只是个诗人哲学家而不是谢迁式的政治人物。
铁窗生涯“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像在漫漫长夜盼望银河欲曙的任何人一样，他也只是“岂无白日？寤寐永叹！”除了说一些“悠悠我思，曷其极矣！”他也是毫无办法。
等最初的尖锐的痛苦稍微地靠“习惯”变得能忍受时，他靠学习来打发有天没日头的狱中生活。当对命运毫无把握充满恐惧感时，谁都想“明白明白”。所以，他此时想读而且读了的是《易经》。可能允许家人看望，他能从墙外得到食物和读物。使他从而能够“暝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自己也占卦，什么“遁四获我心，虫上庸自保。”遁，这个卦象是艮下乾上。象【炫｜书｜网】征退避。卦中二阴自下而生，阴渐长而阳渐消，小人渐盛，若山之侵天；而君子退避，若天之远山，故名遁。《经典释文》解此卦曰：“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得我心云云，无非是想“重返阳明洞”而已。
他来自……遗传的自幼热心的一直没放弃的道教情结，此时大大地释放出来。《见月》《屋月》二首，再明白不过的表露了道教情调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者，纯然是在“拟”《古诗十九首》。然而，这个人永远不会单线条，他在体验道教义理时能触类旁通到儒家的高明。在：“泪下长如霰”时，能体证颜回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矫情，说明他也能找着“孔颜乐处”的门径。自然也因为《易》乃儒道两家共奉的经典。还因为狱中有儒门“战友”，他们在大墙之内依然讲学论道，在高明远大的圣道之中，体验到了俗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愉悦（“累累囹圄间，……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
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
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
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
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
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
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
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
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
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
６．上路
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
也许他的学生也删除了阳明伤感方面的记录，大约怕影响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实多情的阳明是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信息。
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
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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