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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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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周围的人听了直笑，心想：“真是个傻老外。中国人自己的一摊子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日本的报纸”。
记者们闲扯的时候，观礼嘉宾都已经入席了。在大厅西侧就座的除了汤恩伯、郑洞国、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纲、贺衷寒等中方高级官员，还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英军的海斯中将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什么官员。楼上的观礼台也挤满了来宾，两层楼加起来大约有三百人。
8点40分，岗村宁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辆黑色轿车来到大礼堂外，记者顿时激动起来，纷纷挤向大门口，举起照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几个鬼子军官倒也挺配合的，规规矩矩地站了几分钟，让记者们爽了个够，然后才沿着走廊进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门口拍够了，记者们又跑回到会场里。他们本来是有固定座位的，可这时候也没人管了，你挤我、我挤你的抢占有利地形，满大厅就看见他们在乱折腾。蔡智诚急得满头大汗，其他的卫士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可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这些记者都是关系通天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蔡上士，就是换成蔡上校也没人放在眼里。
8点50分，楼上楼下的灯光全部打开，整个大厅一片通亮。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从北面入口走进会场，在他身后跟着的是海军司令、海军上将陈绍宽，江苏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空军上校张廷孟，陆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以及担任现场翻译的军令部二厅科长王武上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全场起立、鼓掌欢迎，记者们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阵忙乱。蔡智诚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固定座位”，只要没有人冲进布幔屏障里去就算阿弥陀佛了。
看这张照片。在中间写字的是何应钦，左边的白衣服是陈绍宽，再左边的张廷孟的官太小、没有进画面，右边的是顾祝同（猛一看还以为是蒋总裁），最右边的是萧毅肃，站着的上校是王武翻译。
在后面拎步枪的是新6军的仪仗兵。对比一下就知道，当官的和当兵的在营养状况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
8点55分，岗村宁次带着七个部下从正门（南门）走进大厅。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军服，没戴军帽、没带武器，另外还有一个穿浅灰色西服的翻译官。
在八个日本人的身后跟着八个新6军的士兵，荷枪实弹，就象是押送俘虏一样。
（顺便说一句。有文章描述：岗村宁次在投降仪式上向何应钦呈交了军刀，这个情节并不存在。
七个日本军官的佩刀全都留在汽车里，进入大厅的时候，手里只抓着自己的军帽——不许投降代表带刀进入会场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原因是担心有人在签字大厅里当场自杀、影响了受降仪式的瞻观——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岗村宁次才派人向何应钦转交了军刀，另外，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军刀交给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日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军刀给了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少将——这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岗村宁次等人进入会场后，首先列队、向受降席鞠躬。经何应钦点头示意之后，他们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个翻译官（木村辰男）独自站着。八位新6军的士兵在他们背后排成一列、担任看守。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受降签字仪式开始。程序很简单、也很简短。
何应钦问：“贵方的证明材料带来了没有？”，王武翻译接着说一通日语。
岗村宁次回答：“是，带来了”，木村辰男翻译再说一遍中文。
其实，何应钦的日语很流利，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翻译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然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捧着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授权投降文书，走到受降席前面、准备呈交给何应钦审阅。
可是，就在这个动作上出了点问题。当时，何应钦的面前摆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小林浅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弯得太深、就会碰倒那个玩意，所以只能半欠着身体。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宽，搞来搞去够不到何应钦，何总司令一着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结果就出现了那个“俩人互相鞠躬”的场面。
就是这副模样，怪寒碜的——但这事也确实不能太责怪何应钦，人家也是头一回受降，缺乏经验，相信咱们中国下次再受降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种遗憾了。
接过证明文件，何应钦坐下、装模做样地看了看，然后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投降书》、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浅三郎双手接过《投降书》，鞠躬、转身，回到岗村宁次那里让他签字盖章。
办完手续，还是由小林浅三郎把文件呈交回来，这一次是由萧毅肃参谋长接过《投降书》。他的面前没有碍事的麦克风，完全可以让小林使劲弯腰。老萧的模样长得帅、动作也很潇洒，只可惜，记者们好象只对总司令感兴趣，不大乐意给参谋长拍照。
签完《投降书》，再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递来递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拍下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一个样。
忙完这些事，时间是9点15分。何应钦起立宣布：“自本月9日起，取消贵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名义，由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任务是接受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发布任何命令……”。
岗村宁次站起来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
于是，何应钦就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场。
八个日本人站起身来就走了。蔡智诚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门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现在又搞了这么大的排场，随随便便鞠个躬就放他们走掉了？”
记者们也有点弄糊涂了，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受降台，等待着还有什么精彩节目。
只见何应钦总司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讲稿，开始大声朗诵：“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
于是，大家终于确信这个仪式真的结束了。
何总司令没有关注周围的听众、埋着头念着自己的讲稿，他这时的演讲对象其实只是面前的那座麦克风。稿子不长，很快就念完了，何应钦随即离开了会场，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的确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是个十分低调的人。
蔡智诚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劳力士自动表，时针正指向9点20分。
整个仪式满打满算不超过半个小时，真够高效率的。
受降仪式结束了，可蔡智诚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对社会各界民众开放，每天都有无数的群众到会场来参观，卫士们依然需要留在现场维持秩序。
不过，这时候的“受降现场”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许多日本刀、日本枪和日本膏药旗，摆在走廊里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后特别提精神。
参加受降仪式的官兵都获得了一枚纪念章，内卫人员还得到一张纪念卡，上面写着——民国34年9月9日9时南京受降纪念，末尾有何应钦的签名。
9月中旬，伞兵二队的全体官兵也来参观受降仪式会场，蔡智诚就想趁这个机会归队。
他到“典礼指挥部”去找夏禄敏办理调动手续。可是，夏老乡却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今天晚上跟我去个地方，让你先瞧瞧几样好东西，也不枉到这里来忙碌一趟”。
这是国民党“励志社”总部，它位于中山路和黄埔路的交叉处，现在是南京市钟山宾馆。
这里曾经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就是在励志社的大礼堂被宣判死刑的。
45年9月中旬的那段时间，蔡智诚一直在“励志社总部”里吃住。
励志社总部就在中央军校的旁边，大致相当于一个高级俱乐部。当时，人们都把这栋建筑叫做“励志斌馆”，意思是这里实行文武结合，是武官们开展文娱活动的好地方。
“斌”馆的条件很不错，白天有美味的膳食，晚上有跳舞会。华灯初上的时候，南京城的社交名媛在大厅里袅娜穿梭，姹紫嫣红、莺歌燕舞，一片快乐升平的景象。不过，蔡智诚很少参加舞会，他一个当小兵的，不大愿意去凑那个热闹。
小兵不在意，当官的却很向往。
9月20日上午，姜键队长带领伞兵二队参观投降签字仪式现场，活动结束之后，一大帮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就站在励志社的大门口咬牙切齿：“娘的，老子当年读书的时候，成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去开开眼界，现在总算逮着机会了！”，于是豪情万丈、纷纷发表雄心壮志：“今天中午在这里吃！下午也在这里吃！晚上还要跳个西洋交际舞！”
蔡智诚只好去帮队长们办手续——励志社可不象“马祥兴菜馆”，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女人必须脸蛋漂亮、男人必须要有出入牌。
那天刚好是45年的中秋节，到总务处开条子的人特别多。蔡智诚找到总务处长夏禄敏，趁他批条子的时候提出请求：“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干脆让我归队吧。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陪队长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
可是，夏禄敏却说：“今天不能喝酒，晚上跟我去个重要的地方”
“什么地方？非要今天去不可？”
“你别管，去了就知道”，夏禄敏还说：“你有西服没有？赶紧去找一套”
蔡智诚是从湖南战区空降到首都的，哪里会带着什么西装。从总务处出来，把“出入卡”交给姜键队长，他就去寻找卖西服的成衣店。
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远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家大事名人佚闻、到街井传言鸡毛蒜皮，无一不晓。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蔡智诚站在路口、刚把自己的意图讲了个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帮男女老少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种线索。
三分钟过后，蔡智诚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应该到夫子庙去买，又好又便宜，保证不吃亏；第二、应该选定“亨生”、“培罗蒙”之类的优质品牌，而且必须认准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红帮大师”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价，高档西服进了成衣店就象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没有那么尊贵了，一万块法币就可以敲定……
于是乎，蔡乡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车直奔夫子庙而去。
这就是南京夫子庙。
夫子庙是当时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既有高档的西餐馆，也有撂地摊的大排挡，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们总是显得很悠闲。早晨起来泡茶馆，一个烧饼一壶茶就可以从上午对付到下午，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听说书、品弹词、看杂耍，傍晚再去澡堂子里泡一泡，这叫“水包皮”，多么轻松自在。
京城的人们也很热情，看见国军上士就亲切地打招呼：“回来啦？辛苦啦！”，好象蔡智诚是他们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围着身穿美式军服的伞兵，兴奋地又唱又跳：“美国凶、美国狠，美国帮我打日本；一打打到日本家，日本急得喊妈妈；一打打到日本去，日本国里发瘟疫……”
自9月9日的受降仪式以后，新6军就解除了南京日军的武装，并且把他们全部移送到城外的战俘营里集中。这时候，首都的街道上到处耸立着庆典的牌楼、到处飘扬着胜利的彩旗，到处张贴着“和平”、“复兴”、“日月重辉”的标语，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迹，昔日的汉奸走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京城的市民们又一次骄傲地站立在自己首都的地面上，人民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凯旋而归的政府和军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蔡智诚在人群里东钻西窜，终于找到了一家成衣店。这店铺的门面不大、口气却不小，招牌上写着——南口北口皮货兼备，东洋西洋服饰俱全。
进了门，老板听说国军将士要买西装，立刻说：“啊哟哟！铺面上的不要看，统统配不上先生的气派……”，接着就从柜台底下掏出个皮箱，打开一看，是“培罗蒙”西服。
“道地上海货！英国料子、红帮师傅手艺”，老板吹嘘道。
“培罗蒙西服都是量身定做的，你这里怎么会有成衣呢？”
“嗨！这衣服都是那些人（汉奸）定做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他们只好跑路，哪里还敢穿这么高级的衣裳……”
定做一套新的“培罗蒙”需要三两黄金，即便是成衣铺里的二手货也价值一万法币，相当于一根“小黄鱼”。不过，这是名牌服装，倒也物有所值。
穿上新行头、回到励志社，人人见了都喝彩：“哟！好一位漂亮的小开”
傍晚，蔡智诚跟着夏禄敏出门，他看见轿车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个大木头箱子。
“咱们去哪里？”
“斗鸡闸四号”。
斗鸡闸四号位于汉口路附近，是何应钦的公馆。这栋别墅在战争期间曾经受到过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后，听说负责受降的人是何应钦，日本人连忙对何公馆进行维护装修，意思是想拍一拍马屁。可经过小鬼子这么一折腾，何总司令反而不好意思住进去了，到南京以后就搬进了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把斗鸡闸的公馆空闲了下来（后来租给了美军顾问团）。
这就是位于斗鸡闸四号的何应钦公馆，现在只剩下一栋主楼，成了南京大学的外事办。
中秋之夜，何公馆灯火通明。虽然何总司令并不住在这里，可楼上楼下照样聚满了贵州老乡，大家都在这里开“同乡会”。
楼上的客厅里坐着何纵炎，他是何应钦最小的弟弟，也是蔡式超的同学，蔡智诚喊他“幺叔”。“何幺叔”是刚从贵阳来到南京来的，看见小蔡很高兴，说了几句长高了长壮了有出息了之类的客套话。
客厅里还有谷正纲、牟廷芳（遵义人，94军军长）、刘健群（遵义人，三青团书记长，他和康泽、陈立夫是三青团的创始人，48年出任“立法院院长”）以及其他几个陌生人。蔡智诚虽然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知道他们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谷正纲就不用说了，他是中央政府的“接收委员会主任”；牟廷芳也不得了，94军奉命接收上海，接收完上海又去接收天津，两个大肉包子都让牟军长一个人啃了，真是富得流油（不过，何应钦下野之后牟廷芳也立刻倒霉，被撤职查办了），另外，刘健群主管“甄别”和“肃奸”，一言九鼎、手握生杀大权。
至于何纵炎，那更是财神爷。
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可以独揽政治和军事，但却控制不了经济。当时，全国的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分为七大块，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储汇（储金汇业）、中信（中央信托）两个局，另外还有个“合作金库”。这个何纵炎就是储金汇业总局的常务副局长（后来是局长）。
在客厅里，蔡智诚听见这几个高官正在议论什么“平准基金”的事情。好象是中央从美国弄来了一笔款子，有几千万美金，官面的牌价是20法币兑换1美元，这简直就象是中了彩票一样。于是，不仅孔、宋两家带头抢购，就连其他官员也都想分一杯羹，这几个人来找何副局长，就是商量着如何才能多弄到一点美金指标。
蔡智诚上楼的任务是帮助夏禄敏抬箱子。这时候，把大木箱打开，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岗村宁次上缴的物品。
箱子里除了字画和书籍，最显眼的有四样东西。一把日本军刀，上面标有金质的菊花纹饰和岗村宁次的名字，看样子是日本天皇赏赐给他的；一柄西周时期的青铜戈，已经断成了两截；一个镏金的老虎雕塑，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还有一副镶嵌着菊花徽章的马鞍子，大概也是御赐的物品。
客厅里的几位官员一边欣赏、一边发表评论：这表示岗村宁次已经决心马放南山、止戈罢战了。
（据夏禄敏介绍，这一箱子东西是岗村宁次上缴给何应钦的，何应钦看过以后就由陆军司令部总务处保管，后来“陆总”撤消了，这些东西又转交到“联勤司令部”，49年的时候还在南京，现在应该在台湾才对）
岗村老鬼子的军刀不见了
高官们鉴赏战利品，蔡智诚既不能插嘴也不方便围观，于是就到楼下去玩。
楼下大客厅里十分热闹，一帮老乡正聚在一起煮火锅、吃螃蟹，餐桌上的中心人物是韩文焕（贵州安顺人，时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和龚愚（遵义人，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另外还有何绍周的大舅子黄瀛，是个少将。
在这群人当中，韩文焕的路子最广，他是管抓人的，手里有全南京市的日伪档案，所以大家都向他打听“在哪里能找到汉奸的汽车和房子”。韩厅长嘻嘻哈哈的不肯说实话，还搪塞龚愚说：“你已经接收了十几栋房子、二十多部车，怎么还嫌不够么？”
龚副厅长连连叫屈，扳起指头细数着这个司令、那个总长的名头，辩解说自己虽然弄了不少房子和车子，可那都是“放牛娃儿牵缰绳——帮东家老爷干活”，忙碌到现在，他这个少将副厅长的头顶上还没有一片瓦呢！
说来说去，轿车洋房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抢购物资。
在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价是一比二百，这样一来，南京上海的物价就要比西南大后方便宜得多。以黄金为例，昆明的金价是六万五千元一两，而南京的一两黄金才卖一万块，蔡智诚的月饷是两万法币（相当于新6军的中尉）｜Qī…shu…ωang｜，在云南只能买个手镯子，到南京却能换两根小金条。
其他东西也便宜，什么棉纱、丝绸、煤炭、粮食……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涨价的，现在多买一点、过些天就能有几倍的利润。可是，接收大员们到南京来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带了几十万块钱，采购一番就囊中羞涩了，于是，大家一边吃螃蟹一边又商量着怎么找何纵炎贷款。
蔡智诚这时才明白了何家这场“聚会”的含义。原来，楼上的那几个人是来找美金指标的，而楼下的这一帮人是来弄法币贷款的，什么“同乡聚会”，其实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呀。
整栋房子里，只有一个女人对“金子”“房子”“车子”和贷款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跑来跑去的为大家端菜斟酒，笑盈盈地奉承这个奉承那个，就连蔡智诚也被她夸奖了好几句。
蔡小伙子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莫名其妙，悄悄打听：“这女人是谁呀？”
龚愚笑得很暧昧：“你当然不知道了。人家是早年的遵义城关一枝花，年轻的时候俏式得很呢”
原来，这女人也是遵义老乡，她的丈夫是日本明治大学的留学生、内政部长陈群的秘书，抗战期间跟着陈群当了汉奸，曾经担任过江苏什么地方的专员。日本投降后，陈群（汪伪政府考试院长）自杀了，专员大人也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只好让自己的老婆四处钻营、托关系帮他消灾，真是既可笑又可怜。（不过，经过太太的一番努力，该专员还真的化险为夷了。不仅没有判罪，还被派到台湾去当了个教育局长——到底是“城关一枝花”，办交际的能耐确实不小）。
在这个中秋的夜晚，蔡智诚的肚子吃得很饱，心里却很不舒服。
从何公馆出来，坐在汽车里，夏禄敏笑着问他：“怎么样？没想到在南京有这么多贵州老乡吧？”
蔡智诚没有回答，心里却暗自嘀咕着：“什么老乡？南京城里还有个更著名的贵州老乡呢，再这样搞下去，大家全都跟他一个样！”
（注：马士英，明末奸臣，贵州贵阳人。他卖官鬻爵、贪赃误国，南明政权覆没后被清军擒杀。据史书记载，马士英的官邸就在南京市鸡鹅巷）
参加受降仪式的仪仗兵大多都留在了“陆总”，但蔡智诚却选择了归队。当时，他正考虑着要不要退伍，所以对养尊处优的司令部后勤工作不感兴趣。
伞兵回二队，姜键队长很高兴。他拍着蔡智诚的肩膀说：“好兄弟，真不错。快换上西装，我带你去阅兵！”
阅兵？阅什么兵？
十几个人挤在一辆中吉普上，径直冲到了夫子庙。军官们嘻嘻哈哈地走向码头，登上一条大号的楼船，蔡小伙这才明白，原来是要“艳游秦淮河”。
这就是当时的秦淮河
蔡智诚没有来过南京，但他很早就已经从诗歌和散文里知道了秦淮河的名声。在他的想象中，秦淮河应该是迤俪的画、哀婉的歌，是俞平伯笔下的“灯月交辉”和朱自清文中的“烟霭朦胧”，而且，秦淮河的歌女也应该是清雅的、娇柔的、才艺兼备的，粉白黛绿之中还带着几分书卷气……
可一走到河边，蔡智诚就失望了。放眼四周，所谓“蜿蜒的”河道其实是狭窄的水沟，所谓“碧阴阴”、“厚而不腻”的河水其实黝黑一片，还咕嘟嘟地泛着泡沫、散发出令人生厌的恶臭。登上画舫，甲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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