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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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走到河边，蔡智诚就失望了。放眼四周，所谓“蜿蜒的”河道其实是狭窄的水沟，所谓“碧阴阴”、“厚而不腻”的河水其实黝黑一片，还咕嘟嘟地泛着泡沫、散发出令人生厌的恶臭。登上画舫，甲板前聚集着一群女子，尖利的嗓门、傻傻的笑，艳红浓绿、吵闹泼辣，哪里显得出“袅娜的倩影”和“梦幻般的情丝”，简直活脱脱的一个人肉市场……蔡大学生几乎快要崩溃了。

不过，姜键他们倒显得很满意。一帮人翘着二郎腿、坐在太师椅上，饶有兴趣地视察着妓女们列队而过……

哦，闹了半天，这就是“阅兵”呀！

伞兵们在秦淮河“阅兵”挺开心，可没过几天，何应钦总司令也要阅兵了。

1945年的10月10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国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南京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内容就包括大阅兵。

那天早晨，伞兵部队在南京大校场机场（军用机场）集合，分成三个批次登机，然后飞到明故宫表演空降。机场上来了许多记者，“喀嚓喀嚓”地拍相片，据说，在伞兵们降落的地方还有电影公司等着拍电影，这让蔡智诚觉得十分好笑——自己总共只跳了三次伞，第一次是训练，第二次是打仗，第三次就可以上电影了，真是进步神速。

伞兵登机了。

跳下去了

飘在天上的样子挺好看

落地了。蓝底绿条纹的是小兵，白底绿条纹的这位是军官。

只可惜，蔡智诚的落地很不理想，他掉到机场外面去了，所以，电影摄像机的镜头里肯定没有他的影子。等他好不容易跑到召集旗跟前，新6军已经开始操练分列式了。

“双十节”这天，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上树立着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的巨幅画像，画像前面搭了一个巨大的检阅台，在台上校阅部队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

担任阅兵指挥官的是新6军新22师师长李涛（后任新6军军长，辽沈战役中被俘），新22师的全部人马都参加了分列式。整整一个师的部队在大街上开步走，场面确实十分壮观。

受阅队伍从明故宫机场出发，走到新街口检阅台，实际上就是沿着中山大道行进了三公里。走在队列前头的是军旗护卫队和师长副师长，然后依次是军官队、骑兵队、步兵团、战防炮营（由二十四辆吉普车牵引）、山炮营（用骡马拖拽）、通讯营、辎重营（战车部队）……伞兵部队乘坐着卡车接受检阅，经过标兵位置的时候，军官大吼一声：“敬礼——”，顿时军乐大作，全体官兵向校阅台行持枪礼，那架势真是有模有样。

新6军第14师的部队在中山路两侧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威风凛凛。拍照片的记者和拍电影的摄影师在人群之中跑来跑去，气氛激动人心。后来，这些场景都被收进了一部记录片，片名叫做《还都南京》。

最后说句题外话。

在“蒲公英”（十）中，马甲曾经念过这么一段民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六军”，当时就有朋友说不对，说应该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因为很多书上都是这么写的，而且新一军的实力也比新六军强……朋友们说的很对，但马甲也没有讲错，咱们各有各的道理。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六军”这句话，最早并不出自东北，而是出自《还都南京》这部记录片，而且它也不是电影编导的创作，而是南京市民当时的口碑。原因是新六军的军容、军纪和装备不仅比日伪军高出一截，比第三战区的其他国军部队也漂亮不少。

瞧瞧，在当时，新六军的美式军服还是比较扎眼的。

说起来，“吃白菜心”之类的话，原本就是江苏一带的俗语（后面可以连缀各种人生理想），比如早些时候还有“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说法。

对新六军的这句褒奖，随着电影从江苏传遍了各地、也跟着新六军传到了东北，所以，有一段时间，东北的女学生都比较乐意嫁给新六军的军官。

新六军的小伙娶媳妇——新六军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

而“打仗要打新六军”这句话，则出自南满军区三纵，时间是47年初的四保临江战役期间。歌词的全文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菜心味甜营养好，消灭新六军建功勋。同志们大家来竞赛，看看谁是大功臣”。

后来，这段小调传唱到整个四野，而里面的“新六军”也根据敌情变化改成了“新一军”，这大概是因为新一军与东北解放军各部队交战较为频繁的缘故吧。

总之，无论是新一军还是新六军，都是四野嘴里的“白菜心”，因为，他们最终都被人民解放军吃到肚子里去了。

　　1945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消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于是，1946年，何应钦只好带着老婆和五个随从“出国考察”。在美国住了一年多，何家老两口别的没学会，却双双昄依了基督教，并从此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伞兵部队参加南京“双十节阅兵”的这一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事实上，在这之前，蔡智诚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正与蒋介石总裁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当时，大家都对谈判的进程十分关心，都盼望着国共双方能够谈判成功、盼望着劫后余生的中国再也不用打仗。

在进行和谈的那段时间里，南京四郊的枪声依然没有中断。国民党军和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在苏南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摩擦。刚开始，新六军和七十四军都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几次冲突都吃了亏，汤恩伯（京沪卫戍区司令）顿时火大，紧急起用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并且以这帮“清乡专家”为主力、实施突击扫荡，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打跑了。

——顺便介绍一下。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是伪军的精锐，下辖三个师，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比较高，有“清乡专家”和“支那第一军”之称。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没有被缴械，而是直接受“陆总”的指挥，后来，伪警一师被编入74军51师（即整74师51旅），警二师则被编入74军57师（整74师57旅）——所以，被消灭在孟良崮的整编74师的官兵并不全都是“抗日英雄”。

当然，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的情况——“警三师”师长钟健魂（解放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对国民党的改编方案不满，于是率领一个团投奔了新四军二师，后来，这七个连被编入华野7纵55团（该团的1营有红军底子），从而使55团一举成为7纵的头号主力。而这个7纵55团，就是后来的11纵31旅91团、解放军29军85师253团——也就是在金门岛被国民党军吃掉的徐博团。

当时，伞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南京江浦方向的侦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跃的新四军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南京城周围也显得太平了许多。于是，三支伞兵队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进行休整。

临离开南京之前，蔡智诚又去了趟何公馆、向何纵炎先生道别。“何幺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小蔡回答道：“准备回学校继续念书”，何先生就说很好很好，还说“回去劝劝你家老爹，社会形势变化了，脑筋不要那么死板……”。蔡智诚这才知道父亲与何家兄弟闹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45年，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在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分管邮政储蓄业务。这时候，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纳社会存款、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尽全力推行“爱国储蓄”、“有奖储蓄”、“节约建国储蓄”的同时，何纵炎等人却依然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款。

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顺便“八卦”一句。几年前，有位叫温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门”，她的阔丈夫就是何纵炎的孙子）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不过，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他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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