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三国豪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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馗�，司马昭诚心诚意地不要，不了解内情的人没准还要把它当作一段君臣佳话呢！既然司马昭不肯接受“晋公”的赏赐，那皇帝只好换一个办法，于是下令增加司马昭的食邑万户，他那些儿子中没有爵位的一概封为列侯。
　　此时的司马昭根基已稳，心腹爪牙遍布朝野，气候已成，难以撼动。虽然他广施仁政，收买人心，可是有一个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收买的，那就是皇帝曹髦。
　　随着年纪的增长，曹髦越来越看不惯司马昭大权独揽，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傀儡皇帝当着没意思。《晋书》记载，魏末的时候，魏国境内频频出现龙。这些龙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出现在井中。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吉兆，只有曹髦不这样想。他说龙是帝王的象征，可是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反倒出现在井里，这是不应该的。还为此作了一首《潜龙》诗，用井中的龙来比喻自己。司马昭看了这首诗后很不高兴，“恶之”，从此两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二十岁的曹髦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要除掉司马昭，为自己讨个说法。这年五月的戊子夜，他把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诏到凌云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我不能坐以待毙，今天就要与你们一起去讨伐他。这些人都知道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都劝曹髦忍耐一时。曹髦年轻气盛，听不进去，他从怀里拿出已经写好的诏书往地上一扔，说到：“行之决矣！”这事已经定了，用不着多说了！
　　曹髦以为王沉、王业、王经是自己的心腹，所以才找他们一起行事。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连夜逃走，向司马昭报信去了，只有王经没去。王沉、王业趁着曹髦入内启禀太后的功夫跑了出来，临走时还叫王经一起跑，被王经拒绝了。司马昭得到王沉、王业的报信，就做了准备。所有的史书都说在曹髦发动前，司马昭就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请注意这一点。因此后面发生的事很难说是不是早就预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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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晋奠基人　第十九节
（更新时间：2007…3…20　0：04：00　　本章字数：2465）


　　曹髦回来一看，三个人变成一个人了，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他明白事情已经泄露了。曹髦可不想汉献帝和曹芳那样，找几个人让他们铲除权臣，一旦失败或败露就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报复，他见事情败露，当机立断亲自带兵攻打司马昭。曹髦能带兵要归功于不久前带着太后御驾亲征诸葛诞时的历练，这要感谢司马昭。可是让我们看看曹髦带的是什么兵：殿中宿卫、苍头、仆僮，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去PK司马昭的正规军，结果可想而知。
　　曹髦带着他的部队数百人直奔司马昭家中杀来，路上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抵抗。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音胄）时任屯骑校尉，统领人马与曹髦相遇，结果一触即溃。正规军逃得很快、很彻底，大出司马伷和曹髦的意料。其实若论实力，司马伷要比曹髦强大得多，只不过曹髦的身份太吓人：大魏天子！在那个强调“君权神授”的年代，天子帝王无一例外地被赋予神秘色彩，被说成是“上天之子”，凛然不可侵犯。即使当时皇权衰落，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普通士兵的脑海中。他们一直把皇帝奉若天人，平时想见天子一面都不可能，现在不但见着了，还拿刀动枪地跟皇帝厮杀，这个转变太快了，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双方刚一相遇，曹髦的手下人就站出来大声呵斥，唬得司马伷的士兵立马作鸟兽散，眨眼之间跑了个一干二净。
　　曹髦继续前进，很快又遇到贾充带人抵抗。贾充时任中护军，是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晋书》甚至说司马昭在得到王沉、王业的报告后，就是与贾充商议的对策。因此应该说贾充在这次事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刚刚取得的胜利让曹髦信心大增，也让他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他指挥手下人直冲过去，他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手拿宝剑冲在最前面。
　　贾充的士兵和司马伷的一样，看见皇帝亲自杀过来抹头就跑，眼看着曹髦就又要取得一次胜利。这时贾充的手下、太子舍人成济见情况危急，就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你说咋办吧！贾充回答说：“蓄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养着你们就为了今天，还问啥呀？！成济可是一员虎将，不过不是许褚、典韦那种勇往直前的虎将。成济的“虎”是做事不考虑后果，头脑一热，什么事都敢干，说好听了是勇者无惧，其实就是无知者无惧，说白了就是愣头青、二楞子。而贾充的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即使日后有人追查也找不出他一点问题，虽然是他唆使的，但他没说出来。贾充的老奸巨滑由此可见一斑。成济这样的愣头青遇到老狐狸贾充除了被人当枪使没有别的选择。他得了杀人许可立即“抽戈”上前，直奔曹髦。曹髦从没经过战阵，眼见敌兵溃散，还以为已经取胜了呢，根本没注意有人向他杀过来——即使注意到了又有什么不同呢？成济冲到曹髦的车前，“犯跸刺之”，一点准备也没有的曹髦根本没想到会有人竟敢攻击他，一下子被刺个透心凉，“刃出于背”——都刺穿了，曹髦立时倒于车下，气绝身亡。
　　《魏末传》的记载略有不同，也更露骨。它说是贾充见形势危急主动找来成济让他攻击曹髦，与他一起被叫来的还有他的哥哥骑督尉成倅。成济问贾充：“当杀邪？执邪？”是直接杀掉，还是活捉？贾充干脆地回答：“杀之！”于是兄弟二人领兵直奔曹髦。曹髦当时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高喊：“放下武器！”贾充的士兵哪敢违抗皇帝的命令？纷纷放下武器，垂手恭立。曹髦正在得意之际，没想到成家兄弟冲到跟前痛下杀手，可怜年轻的皇帝就这样死于虎将之手！
　　《魏氏春秋》记载，在曹髦领兵出发时就开始下雨，等到他被害时更是“暴雨雷霆晦冥”。
　　年轻气盛的曹髦在大权旁落的情况下，不甘做一个傀儡皇帝，奋起反击，虽然兵败身死，可也不失为曹家好男儿（比电视选秀的好男儿要“男儿”多了），九泉之下见到曹操定能问心无愧。不过血气方刚的他不知道政变不是这样搞的，权臣不是这样除的，不能忍一时之气，结果死于愣头青之手。后人读史到这里，不禁掩卷叹息。
　　应该说，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弑君，主犯是司马昭，重要同谋及主要实施者是贾充，直接实施者是成济。因为司马昭事先已经得知曹髦要来找他算账，所以把司马昭往好了说，他可能制定了应对措施，但没打算弑君，只是由于不可控的因素，才导致曹髦丧命，但即使这样，曹髦之死司马昭仍然难辞其咎。在这件事立起决定作用的是贾充，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他。
　　贾充字公闾，其父贾逵是曹魏重臣，按理说贾充应该忠于曹魏才对，可他偏偏投靠了司马家族。贾充非常有才，这一点可以从他生前身居高官，死后极尽哀荣就可以看出。虽然他为司马家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晋书》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高，就差没直接说出他是“佞幸之臣”了。不过“佞幸之臣”能做到贾充这样的，从古到今也不多见。贾充最可取之处是忠于司马家族，但政治见解略差。最丢人的一回是平定东吴那次，当时晋军一路直下，势如破竹，眼看着就拿下东吴了，可是贾充却认为不可能就此得手。他上表晋武帝，建议立刻撤军，以免大败，同时要求腰斩主战的张华以谢天下。可没多久，晋军就彻底收复了江南，连东吴的皇帝都被俘虏了，臊得贾充老脸通红。尽管这样司马家族还是很信任并看重他。在贾充病重期间，皇太子以下的宗室都亲自来探望。贾充死后，晋武帝按霍光的例子安葬了他。最厉害的是，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是太子妃，太子即位后她又成了皇后。在贾南风做太子妃的时候，由于嫉妒杀死了一个怀孕的宫人，晋武帝一怒之下差点废掉她，后来看在贾充的面子上没予追究。由此可见贾充在司马家族心中的地位，真正的荫及子孙。像这样地佞幸之臣不但得以善终，还能够造福子孙，古往今来都不多见。贾充即是司马家族的忠臣，就必然是曹魏的叛臣，但偏偏他的母亲又是曹魏的铁杆追随者，所以贾充在家的地位很尴尬。弑君事件之后，贾充没敢告诉母亲自己在事件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是在跟母亲讲述事情经过时把罪过都推到了成济的身上。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大骂成济，骂他的欺君罔上。虽然她骂的是成济，可贾充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难受的是老太太身边的佣人，他们知道事情的原委，听老太太骂，看贾充演变脸，感到好笑，却又不敢笑出来，只好在那里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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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晋奠基人　第二十节
（更新时间：2007…3…21　18：18：00　　本章字数：2486）


　　回头再说司马昭。杀了皇帝毕竟不是小事，该如何化解呢？且看司马昭的表演，他得知曹髦已死的消息后，扑倒在地，高喊：“天下其谓我何！？”世人会怎样议论我？
　　这时真正的曹魏忠臣是他的叔叔司马孚。司马孚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枕着曹髦的大腿放声大哭，“哭甚哀”。他一边哭一边说：“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典故。春秋时晋国的大臣赵穿弑君，可是孔子在写《春秋》时归罪于其父赵盾。所以司马孚有此一说。
　　司马孚虽然是司马家族的元老，却堪称曹魏的大忠臣。在曹芳被废为齐王时，他悲不自胜，拉着曹芳的手放声痛哭。现在曹髦被杀，百官不敢靠前，只有他枕尸痛哭，还说出这样的话。“杀陛下者”言外之意就是认定了这是弑君，在那种场合敢这样说的也只有司马孚。后来晋朝建立，司马孚被封为安平献王，终年九十三岁。死后在太极东堂举哀三日，极享哀荣。虽然他当时已经是晋朝的安平献王，但他在遗言里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不拿自己当晋朝的王爷，反倒以做曹魏的“纯臣”为荣。其耿耿忠心可鉴日月，这样的“纯臣”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司马昭为了消除不利影响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曹髦刚死，皇太后就下诏废他为庶民。理由当然很充分了，说曹髦性格“忿戾”，曾经用弩箭射太后，射出的箭甚至落到了太后的面前。这还不算，诏书还说曹髦一度曾经打算用毒药毒死太后。一切说的有鼻子有眼，连一些细节都提到了，好像确有其事。反正曹髦已死，死无对证，怎么说怎么是。最后太后还要求以普通百姓的规格埋葬曹髦。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司马昭的主意。这样一来，弑君就变成了杀个普通百姓了。
　　司马昭随即也上了一份表，对事情经过进一步说明。他说曹髦带兵来袭时，我就怕兵刃相接，有所伤亡，于是命令部下不得擅动，违令者以军法从事。但成济兄弟不听号令，擅自行动，导致曹髦被杀。我也知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但当时事发突然，就算我想就死也来不及了。而且我死不要紧，太后和社稷怎么办？就在犹豫的时候，成济兄弟已经擅自行事了。曹髦死了，我也很难过，但这都是成济等人的错！司马昭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仍不忘树立自己高大光辉的形象，而且还随手把责任都推给了成家兄弟。看来他在上表的时候就已经找好替罪羊了。然后司马昭还假惺惺地提出不要以庶民的规格安葬曹髦，建议“加恩，以王礼葬之”。皇帝只能以王爷的规格下葬，这还算是开恩呢！太后很痛快地答应了，毕竟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愿意做得太绝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曹髦被杀时毕竟是皇帝。尽管有太后的诏书，尽管司马昭极力为自己辩解，皇帝被杀了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当时有个大臣叫陈泰，也是曹魏的忠臣。《魏氏春秋》说他和司马孚一起枕着曹髦的尸体大哭。当时陈泰官至太常，司马昭找群臣商议对策时，大家都到了，就差陈泰了。也是，事已至此，开这个会也没什么用了，还能说什么呢？司马昭让陈泰的舅舅荀顗去叫他，陈泰对舅舅倒是给足了面子，随他一起来参加会议，但他对舅舅也很不客气，他说世人常拿我和你比，但现在看，你还真不如我！陈泰在会上提出“诛贾充以谢天下”，但贾充是司马昭跟前的大红人，司马昭可舍不得杀他，于是就请陈泰“更思其次”，想一个更退一步的办法。陈泰回答说，这就是最次的了，没有更次的办法了。只有最次，没有更次！言外之意就是应该杀了你司马昭才足以谢天下。
　　司马昭想了想，还是舍不得，最后决定就拿成家兄弟这对愣头青外加冤大头当替罪羊了，别人愿意说什么也不管了。于是下令逮捕成家兄弟，送廷尉治罪。《魏氏春秋》记载，成家兄弟听说要被治罪当然不干。哥俩决定暴力抗法，两人脱光了衣服，爬到屋顶，与来抓捕的官兵对峙。还“丑言悖慢”，就是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可能还说出了是受谁的指使这样的机密事。官兵们一阵乱箭才把这哥俩制服，逮捕，送交廷尉。最后成家兄弟被斩，并夷三族。这哥俩的遭遇告诉后人，做事一定要动脑，千万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即使是领导也不能轻信。更不要以为领导交办大事就是对自己的信任，办好了就能飞黄腾达，要知道领导可能给你一个馅饼，也可能给你一个陷阱。
　　国不可一日无君，曹髦死了就要另立一个皇帝。可是立谁呢？经过司马昭与群臣和郭太后的商议，最后选定了常道乡公曹奂。曹奂字景明，其父燕王曹宇是曹操的孙子，所以曹奂是血统纯正的曹家子孙，他被选中做皇帝这一年才十五岁。魏咸熙二年，晋泰始元年也就是公元265年，二十岁的曹奂“禅位”于晋武帝司马炎，彻底结束了曹魏的统治，历史由此进入新的纪元。后来曹奂被安置得很好，从皇帝位子上退下来后就被封为陈留王，直到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元皇帝”。所以曹奂被后人称为“陈留王”或“元帝”。
　　公元260年，曹奂即位，改元为景元元年。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司马昭，进位他为相国，封晋公，十郡封地，加九锡。平定诸葛诞叛乱后，曹髦曾把司马昭的众多儿子里没有爵位的都封为列侯，所以到了曹奂的时候没谁可封了，就干脆封他的侄子。下令司马昭所有的侄子中没封侯的一概封为亭侯，当年关羽立了那么大的功也才封个亭侯，现在这些侄子啥也没干就当上了亭侯，真是不公平！这还不算，曹奂还赐司马昭“钱千万，帛万匹”。司马昭还和以前一样，坚决不接受。
　　虽然每位皇帝上台按例都要封赏群臣，可是曹奂这次对司马昭的赏赐也太重了，不像是例行封赏，更像是立了大功之后的恩典，但事实是司马昭最近什么功也没立，什么事也没做——除了弑君。所以司马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封赏，如果接受了别人会怎么说？“司马昭被重赏，是因为他杀了皇上”？司马昭可不傻，他可不愿给世人留下口实，决不会在这个风口浪尖接受封赏。而且他一向标榜仁政，极力树立自己“仁德”的形象，决不会为了这些虚名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毁了。还有一点，这次大手笔的封赏可能不是司马昭的主意，也不是皇帝的主意，更可能是司马昭身边那些利用一切机会来溜须拍马的佞臣的主意，不过这次很可能拍到了马腿上——在这个敏感时期重赏司马昭，那不是毁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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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晋奠基人　第二十一节
（更新时间：2007…3…24　11：17：00　　本章字数：2721）


　　杀了皇帝竟然没事！可见司马昭势力强大到什么程度，现在的魏国只在表面上姓曹，其他的都姓司马了。经过一番运作，司马昭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安然过关。司马集团除了损失两员无足轻重的虎将之外毫发无伤，相反势力还有所增强。现在国家有了新的领导人，在年轻的火车头带领下曹魏这辆列车还要沿着司马昭指定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时的司马昭更加大权独揽，无所顾忌，同时他的地位也日趋巩固，难以撼动。皇帝曾经在景元二年、景元四年两次封赏他，封晋公、赐九锡，和景元元年那次赏的一样，他都没有接受。这并不能说明司马昭良心发现，只是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而已。这期间，一些藩国、外邦进贡来的礼物只在皇帝眼前走个形式，然后就直接送到司马昭的府中。
　　景元四年的夏天，司马昭召开军事会议。原来自从消灭诸葛诞以来，经过六年的休养生息，曹魏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而蜀、吴两国却已经日渐衰微，开始走下坡路了，司马昭觉得现在是收复两国，统一天下的好时候了。这次会议就是要确定该如何走好这步棋。
　　会议进行的很艰难，大家仔细分析了两个敌国的实情，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勉强达成一致。那就是先灭蜀，灭蜀三年之后，以蜀国为根据地顺流而下，一举消灭东吴。应该说这个决议的形成非常困难，很多人都不赞成，甚至反对。直到司马昭最后拍了板，大家才不再说什么。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这个决定持有异议，就连司马昭亲自指定的灭蜀两位主帅之一的邓艾都对此表示怀疑，多次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搞得司马昭很不放心，大军开拔在即，主帅的思想工作还没做通，这怎么能行？有心换掉邓艾，可又没人能代替他。邓艾的军事能力确实非常优秀，非常人所能比，无奈之下司马昭只好还让邓艾统领大军，只是派主簿师纂作为他的行军司马一同出征。其实就是随军监视。事实上邓艾的见解也不能说没道理，平蜀之战若不是他行险侥幸得胜，后果很难说。此役之胜当属天意。
　　邓艾有异议也就算了，谁让人家能力出众，缺了人家就不行呢？偏偏还有一个叫邓敦的将军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蜀未可讨”的观点，司马昭正在气头上呢，这下可撞枪口上了，当即下令把他斩了，以正军心。
　　邓艾、钟会领兵伐蜀，一路捷报频传，这一来又有了封赏司马昭的理由。景元四年十月，尽管战斗还没结束，曹奂又一次进位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照例不受。这回他的手下纷纷劝说，好话说了一大堆，把他比作伊尹、周公，最后说，您“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您就别谦让了！司马昭一看，差不多了，好，就接受吧！于是受封晋公。
　　同年十一月，蜀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至此蜀国灭亡。灭蜀的经过将在介绍邓艾、钟会时详细评说。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那就是邓艾在开战前并不是主战派，不像钟会那样坚决主战，所以司马昭对他多少有些不满，也有点不放心。因此当钟会诬陷邓艾有反心时，司马昭立刻就信了。
　　其实真正有异志的是钟会。当时蜀主刘禅投降，蜀国平定，朝廷按功行赏，邓艾被封为太尉，钟会是司徒，邓艾略高于钟会。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常设官职中最大的两个了，三公里的第一和第二，封赏不可谓不重。在开战前邓艾的官职是征西将军，钟会是镇西将军，还是邓艾略高，但差别很小，用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大军区的正副职之分。当然这只是大致相当于，事实上两人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辖区也不在一起。这次论功行赏，邓艾略高于钟会也属正常。但钟会不服。恰好邓艾在赢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后有些得意忘形，多少有些擅权，一些应该等朝廷指示的事他自作主张就决定了。这可让钟会抓到把柄了，立刻上表举报，说邓艾要谋反。钟会在当时也算个才子，不但学问好，字也好，而且擅长模仿别人的字，学谁像谁，足以乱真。于是他发挥特长，派人截获了邓艾写给朝廷的信，模仿他的笔迹，写了一封口气狂妄的表，从而坐实了自己的举报。
　　司马昭得讯，立即下令钟会逮捕邓艾，同时自己帅大兵飞速赶来。这次又是司马昭亲自出征，还是老样子，带皇帝一起来，这时郭太后已死，不能来了，不然又得上演一出太后、皇帝一起出征的好戏。这时候是咸熙元年，也就是公元264年。其实就算邓艾真的反了，也用不着司马昭如此大张旗鼓的征讨。原来司马昭有司马昭的道理，他此行的目标与其说是邓艾不如说是钟会。
　　这倒不是司马昭有先见之明，只是有太多的人提醒过他。早在钟会发兵之前，朝中许多大佬就提醒司马昭，要他小心钟会，说他有异志，不能让这样的人领兵在外。司马昭没往心里去，而且也确实没有别人可派，以蜀道之难，姜维之勇，只派邓艾自己去收蜀不太现实，所以司马昭不管别人怎么说还是派了钟会。可若是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就连钟会的哥哥钟毓也这么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