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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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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罗荣桓作为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部队和干部的思想上去。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和急躁情绪，罗荣桓对防守在松花江边的山东七师旅长黄荣海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qi书…奇书…齐书，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只要我们把根据地建设好，群众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肯定要打回去。“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常到罗荣桓这里来。
温玉成早在红军时代就在罗荣桓领导下担任过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和军团直属队书记。尤其是12年前，罗荣桓到温玉成领导的六十二团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1934年8 月，江西中央苏区。
一天，罗荣桓来到温玉成的六十二团。在动员会上，罗荣桓大讲一至四次反“围剿”中的运动战，反复解释外线作战的必要性，只字未提转移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后，温玉成试着问罗荣桓：“是否要转移？”罗荣桓机敏地反问道：“反‘围剿’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那天不在转移？！”
温玉成又问：“为什么下发湖南地图？”
罗荣桓则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温玉成说：“这是上级指挥机关的事，你不要多问。我们要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是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团要发扬过去的战斗作风，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罗荣桓望着这位老部下，仔细地询问着：“你说说看，号称国民党‘五大金刚’的蒋介石新一军、新六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当然，比起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来，新一军和新六军强。这两个军，除了火力强、装备好之外，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而且部队有一股进攻锐气。但是，它也有弱点。一是狂妄冒进，二是与其它部队协同差，好大喜功。抓住这两点，我们完全可以揍它！”温玉成分析道。“对嘛！”罗荣桓说：“总讲国民党的王牌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他们官兵矛盾大，士气不如我们。拉法战斗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利用其孤军深入和分散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好一点，打败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东北局的重要决议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东北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内，就有1。2 万多干部下乡，深入到东满、西满和北满的广大乡村。
为适应斗争方针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调整了组织。将原北满军区领导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工作。原来军区所辖的松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和龙江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原北满军区所属的嫩江军区、辽吉军区划归西满军区。西满军区以黄克诚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
辽东（南满）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分区。
吉林（东满）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治委员，下辖吉东、吉南、吉北和延吉四个分区。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总人数发展到32。4万余人。
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部队有：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的四个旅、山东八路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两个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万毅的东满第七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 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 个县，其中有100 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 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
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
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8 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景、其情，令老百姓不寒而栗。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 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为清除时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 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 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8 月23日，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三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二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继之，民主联军清剿部队穷追猛打，于虎林、绕河一带将逃窜之敌剿灭。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 1940 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 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 1946 年1 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我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 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
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8 月10日姜鹏飞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 月18日，姜命李华堂部集结蜚克图，刘昨非部集结阿城，刘松坡部潜伏于哈尔滨近郊，刘景山部待命于松花江北，对哈尔滨市取包围态势。在市内，姜策划在8 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然而，姜鹏飞的这一切罪恶活动均在东北民主联军情报部门的掌握之中。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 月24日晚，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光复饭店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此时，在饭店二楼的雅座内。匪首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位叛变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酒过数巡之后，姜鹏飞乘着酒兴掏出了委任状，任命这位“反水”的“团长”为“师长”，并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正当这伙匪首得意忘形之际，潜伏在饭店内的民主联军特工人员神兵天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我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 1939 年2 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彼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
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
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 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
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
寻踪，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
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
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 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 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与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
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
从山海关、锦州到四平、长春，林彪之所以一退再退，主要是苦干手头无兵。杜聿明苦战拿下四平、长春，一举“饮马”松花江边后，需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使机动兵力锐减，也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于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从1946年7 月开始，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民主联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队建设，扩充兵员。
此次在扩充兵员的工作中，联军总部、各军区及主力兵团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收编伪军、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伪国兵、伪警特、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为了确保新增兵员的质量，合江省委具体规定：“新兵须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成分要纯洁，年轻力壮，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合江省，就有5000余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人口稠密的辽宁省和辽北省，参军人数达到3 万人以上。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3 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到1 万至1。2 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 至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新编成的三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
以原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二师和东满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六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以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和渤海第七师之第二十、二十一旅等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主力师，洪学智任司令员。
新编成的七个独立师分别是：以原八路军三五九旅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以原松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的独立第二师；以原东满军区所辖之曹怀中部及合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三师；以原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而成的独立第四师；以辽吉军区的三个地方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五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所属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之一个警卫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六师；以东满警备二旅及第二十四旅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师。七个独立师共约6 万余人。
除上述用于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外，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区还组建了地方独立团和大量的县区武装，且这些地方部队均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备力量。这些部队有：西满22个独立团，北满15个独立团，东满有9个独立团，加上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在内，共有3 至4 万人。
此外，在南满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四纵队和3 个独立师及一个支队。
到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兵力有了相当的发展。
林彪、罗荣桓还十分重视炮兵建设，把炮兵作为骨干兵种来发展。
早在林彪、罗荣桓率部进入东北之初，利用缴获的日伪军装备，开始建立了炮兵旅，下辖二个团。当时人不过千，炮不上百，且都是中小口径的山、野炮。炮兵属技术兵种，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根本玩不转。所以山海关之役后，这个新组建的炮兵旅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5年11月，延安炮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到达东北，成为东北联军的首批技术骨干，但当时部队一退再退，组建炮兵困难很大。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大批军用仓库成为“全民所有”。老百姓抢吃的、拿穿的、搬用的，管这叫“捡洋落”。受当地老百姓启发，民主联军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捡洋落”比赛。
从延安炮兵学校来的人成了“捡洋落”工作队中的骨干，负责发现和鉴定工作。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屯，走到哪问到哪，一旦看见老百姓大车上有汽车、火炮或者是飞机轱辘，就追上去商量，花钱买下来。这些从四野八荒寻觅回来的装备，大都残缺不全。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拆散了再重新组合。炮校警卫连的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了山炮、野炮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一次，周天才在镜泊湖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坟前的木牌上写着“战马之墓”。他感到很奇怪，带人扒开一看，是一门日军留下的90野炮，用油布包着，零件一个也不少，是个完整的“洋落”。
正是凭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拼凑了各种火炮700 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为了解决炮兵分散、不统一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炮兵调整处，负责统一协调。7 月中旬，民主联军总部又颁发了关于炮兵建设的第一号命令，强调建设炮兵的重要性，确定了“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的炮兵建设方针，并提出要把炮兵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10月19日，联军总部作出决定：“以延安迁往东北的炮兵学校为基础，成立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以统一炮兵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至此，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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