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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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一种相濡以沫的朴实生活。在据《负情侬传》改写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则用相反的结果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的妇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而据此改编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另外像《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作者议论说：“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个丈夫”。在他看来，虽然邵氏有过失，但原因首先是守节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来源广泛，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赞美了一个兀傲放达的文士，读来也令人喜爱。但作为一部小说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大量描写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样由于素材来源广泛，加之作者自身观念构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内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肯定人们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特点的艺术化表现，则有赖于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传统的相互结合。
在冯梦龙这样优秀的文学家参与之前，话本小说的艺术形态可以认定是颇为粗糙的，但它不仅富于世俗生活气息，也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小说方面，虽然在冯梦龙以前已经出现诸如《负情侬传》、《珠衫》这样颇为精致而人生观念也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语言形式却有致命的弱点。文言是一种与生活中的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简练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语言的靠拢是有限度的。优秀的小说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场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必然造成限制。
由此来看“三言”，便能发现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重要进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许宣向老陈借伞：
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老陈的谨慎和罗嗦，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对话在文言小说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再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妇）为例，在原作中已经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征，但到了话本中，她的善良软弱、易受诱惑、既贪恋新欢又顾恋旧爱的个性才得到充分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展现，从而成为中国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艺术形象。另外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话小说“不厌其烦”的笔法去描写，他的老实厚道的性格也无法刻画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是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在这方面也有很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一段，描写他又恼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动过程，长达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如此细致的心理描写。它的出现，既是以对人性的正视和宽容为前提的，也是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小节：
（兴哥）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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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十八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五十五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除“二拍”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撰成于天启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惊奇》是因前书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应书商之请续作，完成于崇祯五年。依书前凌氏《小引》，应为“四十则”即小说四十篇，与前书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亦仅有三十九卷，书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又第二十三卷与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实有小说三十八篇。当是原书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凑补成四十卷的面目。
“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它对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的市民社会意识，要比“三言”更为强烈。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篇，写朱熹因挟私嫌于唐仲友，便肆意迫害妓女严蕊，要她供出与唐“有染”，以为“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的罪名了”。此故事原出周密《齐东野语》，据研究者考证，与事实有异。但小说把朱熹这位大儒描绘成十足的小人形象，实是代表了晚明文人对作为官方学说的程朱理学的极大厌恶。它所攻击的直接对象，首先是当代的假道学。
“二拍”中写缙绅名流厚颜无耻、凶暴残忍、忘恩负义之类行径的故事特多，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所谓“官与贼人不争多”（《二刻》卷二十）、“何必儒林胜绿林”（《初刻》卷八）。这样的评语，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认识。
在反映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方面，“二拍”也更为集中和具体。如《乌将军一饭必酬》的“头回”，写王生与婶母杨氏相依为命，王生经商屡遭风险，杨氏一再出资相助，鼓励他不可泄气。这个以经商为“正经”、颇为贪财的杨氏，与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商家妇女形象有根本的不同；而作者称赞她是“大贤之人”，也明显是市民观念上的评价。另外，《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均以欢快的文笔描述商人的奇遇，突出了商业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把握机会的重要，撇开其神奇的成分，实际是赞赏敢于冒险求财富的人生选择。
与“三言”一样，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但两者的偏向有所不同。“三言”中一些优秀的爱情故事，每每把“情”视为理想的人伦关系的基础；而在“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爱上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动招惹闻人生，最后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
“二拍”在描写爱情与婚姻故事时，和“三言”一样，常常对妇女的权利作出肯定。《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明白地指出，男子续弦再娶、宿娼养妓，世人不以为意，而女子再嫁，或稍有外情，便万口訾议，这是不公平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表现得相当明确。《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篇，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里对妇女的“坚贞”的看法，也明显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相背，而更具人道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
晚明文学在肯定情与欲时，每每伴以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这种缺陷在“二拍”中也比较突出。如《任君用恣乐深闺》一篇，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其见识是可取的，但故事情节的描绘，则显得过于庸俗。另外，如谈神鬼迷信、轮回报应，有时宣扬陈腐的忠孝节义观念，也是“二拍”中明显的糟粕，这表明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存在矛盾之处。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得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前面所说“三言”的一些艺术特点，如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也是“二拍”所具有的。只是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全篇精雕细琢的作品，在“二拍”中难觅可以媲美之例。但“二拍”也有格外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拍案惊奇序》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
又批评当世小说“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写一种“无奇之奇”。“三言”中的小说，情节上运用巧合较多，而在描写具体人物性格、生活场景时，则多有平凡真实的成分，这已经是向“无奇”转化。“二拍”中作品，虽未必能达到作者自己提出的标准，但其中写得好的，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三言”、“二拍”卷帙浩繁，旧时一般人不易购置，明末抱瓮老人（真名不详）从两书中选出佳作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原书一度失传，此书在民间流传甚广，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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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白话短篇小说

晚明其他白话小说集为数众多，虽不能达到“三言”、“二拍”的水准，但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明末的人情世态。下面择要作些简单介绍。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周楫编纂，原刊于崇祯年间。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等书编成，叙述与西湖有关的传说故事。其中《巧妓佐夫成名》写一个机智的妓女帮一个穷酸书生利用社会弊端诓财窃势的故事，颇有讽刺意味；《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写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嫁夫丑愚、忧郁而死，反映了旧时“才女”的不幸。《西湖二集》有各种类型的故事，内容丰富，又多涉及杭城民俗，富有生活气息，故为人们所喜爱。
随着明末社会趋向崩溃，以传统道德挽救世道人心的意识逐渐抬头，这在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像“天然痴叟”著《石头头》十四卷、“薇园主人”著《清夜钟》十六回、“东鲁古狂生”所编《醉醒石》十五回，均有“推因及果、劝人作善”的立意。《醉醒石》中《假虎威古玩流殃》一篇写一江南大家的仆人王勤以机变无耻而发迹的故事，与李玉剧作《一捧雪》大略相似。另外，近年发现的《型世言》也属于上述类型的小说集。
《型世言》十卷四十回，陆人龙著，著名书坊主陆云龙评点并刊行，刊行年代约为崇祯五、六年间，与《二刻拍案惊奇》相近。此书清初以来即鲜为人知，在国内失传已久，且不见于文献著录，唯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原本。近年首先为海外学者所注意，1993年中华书局继之出版了点校排印本。据研究，以前有几种残本传世的《三刻拍案惊奇》，系据《型世言》原本覆刻正文部分，删去原序等原作痕迹并另撰回目，伪造而成。
通俗小说标榜教化、以“劝世”面目出现，原是通例，但作品中实际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则因作者自身的人生观念不同而各异。《型世言》全书皆述忠孝友悌、贞烈节义之事，不少故事颇觉可厌。如《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写“侠士”耿埴与“淫妇”邓氏私合甚久，终因她对待丈夫过于恶劣而将她杀死，如此无情无耻之徒却为作者所歌颂。不过，由于《型世言》基本上都是取明代的人物故事、社会传闻写作的，可以从中了解当时风俗人情及各种社会现象。有些篇章虽立意在劝惩，却能够较真实地描写生活中的事件。如《八两银杀二命，一声雷诛七凶》的前半部分，把穷苦农民阮胜不得已而卖妻的故事写得相当具体，反映了民间的艰难困苦。而本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对于了解晚明社会思想的变化，也有它的用处。
此外，晚明有一部《鼓掌绝尘》，实是中篇白话小说集，为以前所未有。全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各写一完整故事。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刊于崇祯年间。此书文字流畅，因每集篇幅较长，故事情节也比一般短篇小说来得曲折。其中“风”集、“雪”集属于才子佳人类型的小说，代表了明代爱情小说的一种变化，并影响清代的同类小说，有其值得注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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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汤显祖与明后期戏剧

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东南一带，尤为风行。吕天成《曲品》云：“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当时士大夫宴集以观赏戏曲为娱乐，成为普遍风气，如冯梦祯日记中记万历三十年九月中游乐观剧之事就有五次，由此可见一斑。一些殷富人家还蓄有家庭戏班。这种风气无疑会刺激剧本的创作。
晚明社会新思潮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戏剧创作。特别是在一些爱情、婚姻题材的剧作中，主“情”反“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这和“三言”、“二拍”的特点是相一致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以其对社会陈规的强大冲击力，引起广泛的反响。高濂的《玉簪记》、吴炳的《西园记》等许多剧作也表现了相同的倾向。
由于戏曲的繁盛，关于戏曲的艺术形式的理论探讨也进一步深入，产生了一些主要的专门著作，如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等。还发生了戏曲史上有名的所谓“吴江派”与“临川派”之争，这种争论加深了人们对戏曲特点的认识，双方的意见对后来剧作家都有一定影响。一些作家在戏曲表现形式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剧作的情节结构变得更为完整精巧，更富于舞台效果和观赏价值，改变了明传奇往往枝节芜蔓的缺陷。吴炳在这方面有显著的成绩，袁晋、阮大铖也有相似的特点。
在戏曲作品的整理与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如臧懋循的《元曲选》、毛晋的《六十种曲》、沈泰的《盛明杂剧》，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戏曲作品集。另外还有许多书坊刻印的专收当时流行的折子戏的选集，如《词林一枝》、《摘锦奇音》等。这些对后来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晚明戏曲以传奇为主、杂剧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能与之相比。因此本章中不再分列介绍，只在相应之处简单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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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汤显祖的戏剧

一、汤显祖的生平与文学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二十一岁时中举，文名渐隆，然屡应会试不第。
据《明史》本传称，万历五年汤显祖第三次应会试时，因拒绝权相张居正的延揽而落选，这使他对朝政的昏暗有了切身的体会。至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至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他是一个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的人，而明代南京官署却是一个安置闲散或受排挤官员的地方，在政治方面无可作为。汤显祖在南京的数年中，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人来往密切。这些人与当权朝臣处于对立地位，是后来的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或同情者，汤显祖因此也卷入了政治冲突。
万历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汤显祖目击民间的惨状，士大夫传统的积极用世之志愈益强烈。万历十九年，他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辞意严峻，震动朝野，因此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至万历二十一年后，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做了五年知县，为政宽简，颇有官声。但他对从政渐渐失去了热情，深感时事不可为，终于辞职还乡。晚年的精力，主要用于戏剧创作。
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父亲是个严正的儒者，祖父却好老庄、喜谈神仙，“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这两方面都对他有所影响。少年时他曾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罗氏接近于禅学的哲学观念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立场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任职南京的后期，汤显祖与著名禅僧达观相识，成为挚友。差不多时，他读到李贽的《焚书》，深表倾慕。相隔多年，在辞官以后，他和李贽曾相会于临川。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人称“二大教主”（《万历野获编》），他们的影响对汤显祖思想的成熟有着重大意义。总的说来，汤显祖的人生态度有两点是最显著的：一是积极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屡遭挫折后，难免以佛、道虚无之说看待现实，视尘世为梦幻，而这种虚幻感却又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的愤激；一是沿着李贽所代表的方向，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桎梏。这两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汤显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他的诗赋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赞扬。在反对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模拟与复古文风上，他和徐渭都是有力的人物。在戏剧方面，他最早的作品为万历初年所写的《紫箫记》，未完，后于万历十五年改编为《紫钗记》。其余三剧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均作于辞官以后的晚年，这四种传奇以其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
汤显祖不仅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晚明时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要点是顺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新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尊情、抑理、尚奇。
对于文学汤显祖不是一般地重视其抒情功能，而是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是非者理也”，“爱恶者情也”，情与理并非并行不悖，而常是“情在而理亡”（《沈氏弋说序》）。“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辞》）这一论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表述，而以此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如《耳伯麻姑游诗序》所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则具有活跃性，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尊性抑理，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另外，和尊情相联系的，是强调“真”。因为情的特点就是真，而在理的约制下，常产生虚伪。
尚奇则主要是强调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同时有偏重主观想象的浪漫倾向。汤显祖对人性在社会陈规的抑制下趋于委琐、僵死的状态至为厌恶，《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母为乡愿。”性为狂狷，则文易为怪奇。《序丘毛伯稿》进一步说：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奇士心灵，心灵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因而文章有生气。这和袁中郎一派的“性灵说”相近而偏重有所不同。袁中郎年辈晚于汤显祖，他可能受到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的《牡丹亭》流传以后，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人士批评它有不协律之病，甚至加以窜改。汤显祖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这种态度和他的一贯文学主张也完全是相通的。

二、汤显祖的戏剧作品

在汤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