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李渔小说的情节大都不落陈套，构思巧妙，文笔幽默，富于喜剧气氛。他自诩“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少宰》），并非虚夸。有些故事是写得很动人的（如《合影楼》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痴情），可以说承续了“三言”、“二拍”的传统。
实际上，李渔确实受晚明思潮的影响较深，只是受了时代的压抑，常用荒诞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写小说又主要是为了卖钱，所以把精力太多地放在离奇的情节上，而削弱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力度。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已处于衰退状态，而同时有不少著名文士对文言传奇的写作表现出更大兴趣。康熙中叶，张潮汇辑《虞初新志》二十卷，收录周亮工、吴伟业、魏禧、徐芳、陈鼎、钮琇等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它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有些是历史上实有人物的传记，如《徐霞客传》、《冒姬董小宛传》等；有些是奇闻逸事的记载，如《鲁颠传》、《刘医记》等；有些则是假鬼神以述人情，如《记缢鬼》、《鬼母传》等。
《虞初新志》所收均为明末唐初人的作品，有鲜明的当代性，常常反映出时代生活的色彩。如卷十九所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介绍世界“七大奇迹”，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留下的痕迹。有些记鬼神之事的小说具有较浓厚的人情味，与《聊斋志异》近似。如李清的《鬼母传》，写一怀孕女子暴殒后在墓中产儿，其鬼魂仍每日清晨到市中买饼育儿，写母子之情生死难绝，殊为动人。
记述鬼怪灵异故事传闻的文言小说作为表现奇思异想和抒发幽怀的手段，晚明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甚为流行，这一文体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挥到极致。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出身于一个久已衰落的世家，其父因科举不显而弃儒从商，却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蒲松龄从小随父读书，十九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扬。自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又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名义。在蹭蹬科场的数十年中，他先是做过短期的幕宾，后来长期在官宦人家为私塾教师，以为糊口。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并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常识。除《聊斋志异》外，他还存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文、俚曲等，今人编为《蒲松龄集》。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
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这些作品的材料来源，据作者于书前的《聊斋自志》中称，一是他“喜人谈鬼，闻则命笔”，一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如此长久积累而成。另外，相传蒲松龄常在路边备烟茶供行人享用，趁机与之闲谈，搜罗记录异闻传说（见邹彛�《三借庐笔谈》），这不太可信，但《聊斋志异》中内容，有许多来自民间传闻，则是无疑的。
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是很混杂的，这也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在科举中经历数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贱的塾师身份坐馆于缙绅富贵之家，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极大的压抑。这种压抑经常表现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尖锐抨击，但有时也表现为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如《犬奸》就是显著的例子）。其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性的看法实在并不高明，因而，当他以现实人物为小说主人翁时，每每宣扬陈腐的礼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篇，都对妇女不能守节大加鞭挞，甚至认为她们活该得到悲惨的结局，而《杜小雷》又写一妇女不孝顺婆婆而化为猪，县令捆之示众，亦立意殊恶。至于宣扬轮回报应，更是处处可见。但是，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艺术家，当他在完全是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的形象时，却又写出了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当然，《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两类，这也是人们喜欢此书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书中有《三生》篇，写名士兴于唐被某考官黜落，愤懑而死，在三世轮回中与该考官的后身为仇。篇末作者议论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这位名士三生不解的“怨毒”，也正是蒲松龄自身心态的反映。所以，书中涉及科举的地方特别多。只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龄《试后示梗�、笏、筠》）以致良莠不辨。如《贾奉雉》篇，写贾奉雉每次以好文章应考，总是名落孙山，最后把“不得见人之句”连缀成文，却高中第一名。又如《司文郎》篇，写一神奇的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烧成纸灰的文章的好坏，他嗅糊涂考官所作的文章，竟立时“向壁大呕，下气如雷”，真是所谓“屁文”。这一类故事中，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最为强烈，尖锐当然是尖锐的，但难免夸张太过。书中攻击科举弊端，写得最有意义应是那些反映考生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灵魂被扭曲的作品。如《王子安》篇，写王子安屡试不第，在一次临近放傍时喝得大醉，片刻间梦见自己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于是一再大呼给报子“赏钱”，又想到应“出耀乡里”，因“长班”迟迟而至，便“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酒醒之后，始知虚妄。这一种描写，确是入木三分，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心理反省。篇末“异史氏”的议论总括秀才入闱前后，忽异想成狂，忽沮丧欲死，神昏志迷的情态，令人感慨不已。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以《翩翩》为例，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均“衣化为叶”，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十分灵动，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由于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性又推进了一步。此后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问世，但都已无法与之媲美了。

………………………………………………
第二节　《水浒后传》等长篇小说

清代前期中的长篇小说中，《水浒后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属于比较相近的类型，主要敷演英雄传奇故事。
其中有些纯为虚构，有些虽有一定历史背景，但虚构成分也很多。另有时代稍晚的《说唐》等，也附带介绍于此。
《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约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明亡后他不愿做官，靠卖卜为生，并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除《水浒后传》外，他还作有《续二十一史弹词》，但没有留存下来。他以亡明遗民自居，常有国破家亡的不平与伤感。《水浒后传》第一回中序诗云：“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可见这是他晚年寄寓感慨之作。原书八卷四十回，后蔡元放析为十卷，每卷四回，略作修订，遂为流行之本。内容写梁山泊义军于征方腊后或死或散，一些未死的头领及梁山英雄的后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江湖义士，以李俊为首，重新聚集起来占山据水，反抗官府，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业建国的故事。
《水浒后传》虽谓《水浒传》续书，实际与当代历史的关系极为密切。此书最初付梓于康熙三年（1664），其写作年代当在顺治、康熙之交。当时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确立，但南明桂王、韩王的政权尚系于奄奄一息中，各地民间的反抗浪潮犹此起彼伏，海外郑成功占据台湾，也是反清的重要基地。与此对应，《水浒后传》的背景，是金兵南侵、宋室危殆；李俊等人斗争的对象，起初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但自十四回以后，即转为高俅、童贯、蔡京父子、杨戬等卖国权奸和金兵；李俊等虽在海外立国，却接受了南宋王朝的敕封，表现出浓重的皇权意识。
如前所言，《水浒传》虽以“忠义”为必要的前提，但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完全受这种道德前提的约束，而常常显示出自由豪放的个性和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水浒后传》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水浒传》的主题，但中心则偏向于表现作者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主观意向的作用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忠臣义士”的一面被强化了，对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未免有所忽视，这妨碍了小说的成就。但作者的艺术修养还是比较高的，作为一部独创的小说，它的故事结构相当完整；语言虽比不上《水浒传》那样生气勃勃，却也流畅生动。而作者作为“亡国孤臣”的悲愤心情，也常常流露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使读者受到感动。总括来说，《水浒后传》是一部独立性很强的小说，和一般“续书”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书前有金丰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
钱彩、金丰生平均不详。小说写岳飞抗金和最后遭秦桧陷害而死的故事。
岳飞作为南宋初主战派中最有影响的将领，却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当代人就感到不满的。数十年后，在主政的韩侘胄一意推进北伐的背景下，朝廷为岳飞平反，并追封为鄂王。此后，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岳飞渐渐成为表达民族意识、宣扬忠节的英雄形象，其事迹成为“说话”和戏剧的素材。小说方面，明代有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武穆精忠传》等），邹元标编《岳武穆精忠传》（此书实即前书的删节归并本），《说岳全传》即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成。金丰在此书序言中说，小说“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说岳全传》的特点也正是以史实为核心，而虚构成分亦多。
以岳飞抗金故事为素材，这在清代前期容易触犯统治者的忌讳，所以此书在乾隆年间曾被查禁，后来才复得印行。但因此而过分强调小说中的民族意识，却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书中写金人侵宋，是因徽宗祭天时不慎触怒玉皇大帝而受到惩罚，故金兀术屡次遇难，均为“天意”所救，这种安排，已经削弱了敌对情绪；书中对金朝人物的描写，虽指责其“横”，但比较明代同类作品，此书较少使用诟辱的语言，甚至不无誉美，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影子。
所以，小说的核心观念并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忠”；忠奸之争，是全书的基本线索。书中写秦桧等人陷害岳飞，原是出于宿世冤仇，但“忠”、“奸”不同，故岳飞死后升天，秦桧等入地狱受尽酷刑。甚至金兀术等敌方人物，虽然也利用“奸臣”，内心里真正敬重的却是“忠臣”。是否忠于各自的王朝和君主，始终是评判的最高标准。
作为“忠”的化身的岳飞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偶像化倾向。特别是他遇害前后，许多行为极不近人情。他明知朝中有“奸臣弄权”，却丝毫没有想到违抗圣旨；他因为担心儿子岳云、部下张宪会造反，宁可写信将他们召来一起就死；部下张保探监时，见他处境之惨，撞死在狱中，他没有一点惋惜，反而哈哈大笑，说张保成全了自己。这些描写，在作者以为是美化岳飞，其实是以愚昧和奴性教人，而扭曲了岳飞。
同样，秦桧则是朝反方向偶像化、符号化的人物。
当然全书不完全是这样不近人情的封建说教。岳飞早期的生活，写得尚有些趣味；一些次要人物，也显得较有个性。
如牛皋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鲁莽憨直，常惹是生非，造成一种活跃的气氛。他敢于骂“那个瘟皇帝”，敢于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些无情无义的”。他的形象既是岳飞的陪衬，又给予读者以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另外，如王贵、岳云、高宠等人，都有写得成功的地方。
但总的说来，《说岳全传》并不以人物形象取胜，它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很强的故事性。全书的情节安排，除最后十几回显得零散、累赘，还是有间架，有波澜，头绪多而不乱。很多场面，如岳飞抢挑小梁王、高宠挑滑车、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岳云踹营，都写得很有气氛，颇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作为说书的材料，更是适宜。书中的语言虽没有很强的特色，却也堪称纯熟流畅。若不是太多的封建说教，以作者的文化素养，这部小说原可以写得好得多。
《隋唐演义》一百回，褚人穫著，约成书于康熙年间，系根据元末以来《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历史小说改编而成，内容除参考正史以外，还大量吸收了有关的野史笔记、传奇小说的材料，收罗广博而又显得庞杂。从隋文帝灭陈写起到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长安结束，把隋炀帝与朱贵儿、唐玄宗与杨贵妃处理为“两世姻缘”，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重点在隋炀帝的宫闱生活和隋末英雄造反的故事。此书取材驳杂，思想倾向也不很明确。例如书中既揭示了隋炀帝的荒淫奢侈，导致天下大乱，又把他描绘成一个多情而仁德的君主，津津乐道地渲染其宫闱生活，故鲁迅批评为“浮艳在肤，沉著不足”（《中国小说史略》）。但这部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许多情节生动有趣，作为一种通俗读物，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写隋末英雄的部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物形象，都有比较鲜明的个性。
与《隋唐演义》内容相近的小说，还有《说唐演义全传》（简称《说唐》）六十八回，或以为产生于雍正年间，但今所见以乾隆年间的刊本为最早，题“鸳湖渔叟较订”。因曾与后出的《说唐后传》合刻为《说唐全传》，故又改名《说唐前传》。内容起于隋文帝平陈，终于唐太宗登基。与《隋唐演义》不同的是，此书的中心是隋末英雄汇聚瓦岗寨造反的故事。因此小说中信史的成分较少而传奇的意味更浓。作为对隋唐易代的历史的解释，小说中强调了所谓“气数”，从而突出了李世民作为“真命天子”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小说对瓦岗寨英雄作了充分的描绘，曾经出现于《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的形象，在《说唐》中变得更为丰满了。特别是程咬金，作为一个李逵式的平民英雄，他的粗犷、豪爽、憨厚的个性，以及他的朴素的平等意识，表现了民间的喜好。由于《说唐》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后来又出现了《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后唐演义》等续书，但都写得很粗糙。
上述这一类小说中写了许多民间草莽英雄的形象，很明显受到《水浒传》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的正统道德意识越来越浓厚，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性格，虽然还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特点，但他们受正统人物的支配、约束也越来越严重。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下去，就出现了“英雄”与政府、“清官”合作的公案侠义小说。
清代前期还产生了大量才子佳人类型的小说。这些小说大抵是社会下层文人与书商合作的结果，以青年男女诗简唱和、私相爱慕、经历挫折、最后奉旨（或奉父母之命）完婚为基本的模式，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小说中的人物，必定出于显宦或世家（而作者对此却未必熟悉）；女子必定美貌无双，且爱才而不慕金钱与权势；男子必定文才出世，考起进士、状元来轻而易举。由于脱离生活实际，一般说来，人物形象都比较单薄，而对情节更为重视。这些小说既反映着人们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愿望，又竭力与传统伦理调和，还常常摆出一副道学的面孔。鲁迅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看到了“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却“闭上眼睛”来补救它（《论睁了眼看》），是说得很准确的。这种小说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