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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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效果却很强烈。当时的名诗人王士禛称道他的剧本说：
“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池北偶谈》）不无过誉，但指出了尤侗剧作的一种特色。
嵇永仁（1637—1676）字留山，号抱犊山农，江苏无锡人。曾为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僚，后耿精忠叛清，他与范同被囚禁。三年后，范被杀，嵇亦自缢而死。在狱中他与同系诸人唱和为乐，杂剧《续离骚》即作于此时，包括单折短剧四种：《刘国师教习扯淡歌》写刘基与张三丰对饮，命子弟演唱所作《扯淡歌》以侑酒，叙古今兴衰之事而以人生无常、不如修仙学道作结；《杜秀才痛哭泥神庙》，写落魄书生杜默醉至项王庙，痛哭凭吊，指出项羽的种种失策，连泥塑霸王像亦动情下泪；《痴和尚街头笑布袋》，写布袋和尚街头发笑，众人问之，他借此骂倒世间的卑俗；《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写司马貌梦入阴曹，骂阎王不公、阴间污浊。作者在前引中自称：“性命既轻，真情于是乎发，真文于是乎生。”当时他已入必死之境，满腔悲愤，出言无所忌，回思古往今来之事，只觉桩桩可笑，件件可疑。如《痴和尚》剧中有一节，笑老聃、释迦无聊，只惹得和尚道士们乱忙胡搅；“又笑那宣尼氏（孔子），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那些活人儿都弄死”；继而又嘲笑天上玉皇、地下阎王、古今人间君主，全都只会得装腔作势的“俗套儿”。这种对一切神圣事物肆意嘲弄的态度，原是晚明思潮的一种特点。此剧虽然是作者特殊遭遇中的产物，却也反映出清初文人的思想深处，仍隐藏着不少与晚明思潮相通的离经叛道的东西。
另外，嵇永仁尚作有传奇二种：《扬州梦》，演杜牧在扬州的风流故事；《双报应》，写知府孙裔昌断案故事，结构都比较巧妙，曲辞追慕元人，以本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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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洪昇与《长生殿》

康熙年间，随着清朝统治趋向稳定，明亡的阵痛归于平静，文人们开始更多地以一种空幻与伤感的情绪来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兴亡。这时在戏剧方面出现了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名作，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后者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把美好爱情的丧失和政治的变乱相联系，取得感人的效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社会情绪有关联。而两位作者也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于已趋中落的世宦之家。他本人做了二十来年的太学生，其间十余年旅食京华，未获一官半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学籍。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洪昇才情超脱，与当世名流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赵执信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却一生坎坷，生活也很贫困，他的诗中常为此发出慨叹，如：
“大地春回日，羁人泪尽时。七年身泛梗，八口命如丝。”
（《己未元日》）才士不遇、容易出以狂狷之态，洪昇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清高孤傲的。赵执信说他“故常不满人，亦不满于人”（《谈龙录》），徐麟说他“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长生殿序》），可以略见他为人的风貌。
洪昇能诗，今尚存《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对他的诗前人评价不一，但总体上说成就不是很高，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今知洪昇的剧作，有传奇九种，仅存《长生殿》；又存有杂剧《四蝉娟》一种。《四婵娟》体式略近于徐渭的《四声猿》，由四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这四个历史上才女的故事。而据洪昇友徐材说，他“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天籁集·跋》）。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据洪昇此剧《例言》说，他曾三易其稿：最初所作名《沉香亭》，后因“排场近熟”，删去有关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肃宗中兴事，更名《舞霓裳》；“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一过程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一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自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以来，一直是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反复袭用的素材。戏剧方面，杂剧有元人白朴的《梧桐雨》等，传奇有明人吴世美的《惊鸿记》等。但元杂剧在清代已无法直接用于演出，而《惊鸿记》既非名作，又因其中“涉秽”的情节而导致洪昇的不满。所以，为这样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故事编写一种较为完美的演出剧本，应是《长生殿》创作的首要动因。在写作的过程中，则自然而然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念、审美喜好和特定的时代气氛。
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在前代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长生殿》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取舍，构成其独特的面貌。如剧中回避杨贵妃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等“秽迹”，标榜“义取崇雅”，认为“一涉秽迹，恐妨风教”（《例言》），具有对这一历史故事在道德上加以“净化”的用意。当然，这同时也有突出全剧的爱情主题的效果。又如，剧中较多描写了唐明皇在宠爱杨贵妃同时又屡次“召幸”梅妃、虢国夫人，而引起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冲突，从而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多生曲折。而最为突出、与前代写同一故事的文学作品显得明显不同的地方，为以下两点：
其一，剧中对“情”这一全剧的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而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动天地鬼神，得以共升仙宫，永久团圆。虽然“情”本是杨、李故事的中心，但《长生殿》的写法，却有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的用意。剧本开场曲写道：“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即点明这一主旨。在《例言》中，作者又对有人称此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的说法表示赞同，这表明《长生殿》对情的赞美是受到《牡丹亭》很大影响并且与之相似的。但《长生殿》所写皇帝与妃子的情，在当时的道德观中是无可非议的，这和《牡丹亭》所写根本违逆礼教精神的情，性质完全不同；作为历史题材，《长生殿》又以一种距离感避免了对人心的强烈刺激。这样，《长生殿》既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晚明文学的特色，又退缩到一个比较文雅和安全的范围之内。
其二，在写“情”的同时，《长生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与描写爱情的部分相等）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使得此剧显得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富于波澜曲折（此所谓“闹热”），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这一双线平行交织、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具体地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自序》）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而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特别像《弹词》一出，写皇家乐工李龟年于安史乱军破长安后流落江南，对人弹唱宫中旧事与马嵬惨象，所谓“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令人生不堪回首之感。
而李龟年自述流离的一曲《一枝花》，则又抒发了普通人在历史变乱中的悲怆：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此曲与李玉《千钟禄》中《惨睹》一出的《倾杯玉芙蓉》曲一时流布甚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总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但这和反清意识没有什么关系。《骂贼》一出，写乐工雷海青责骂安禄山和投降的官员，也主要表现正统的“忠义”思想，将此解释为对清人及降清官员的讽刺，实属穿凿。洪昇的父亲、外祖父都是清初就出仕的，他本人也有意于仕途，不可能把清朝统治者斥之为“贼”。如果有所指，也只可能指李自成，这倒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的态度的。
《长生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不及《桃花扇》。这可能有写作难度上的问题。剧中的唐明皇，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传说人物，分寸不易把握。为了突出“情”的主题，作者写他在马嵬坡兵变中“宁可国破家亡”，宁可弃舍“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埋玉》），也不愿弃舍杨贵妃，这和“皇帝”的身份难以相符。在其他各出中，唐明皇的性格也大抵集中在痴于“情”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简单。杨贵妃的形象，在前半部分写她恃宠骄纵，为独占唐明皇的欢心而机变百出，又因害怕失宠而忧心忡忡，性格较为丰富，也切近一个宠妃的身份。其他人物，如作为忠臣义士的郭子仪、雷海青等，都显得简单化。
《长生殿》艺术上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在结构方面，全剧长达五十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而组织相当严密。李、杨爱情是戏的主线，这条主线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随情节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属于交代性的第一出《传概》不算，剧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他们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李、杨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他们“那论生和死”（《传概》）的深情，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又坚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李、杨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写了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很丰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除了后半部分稍略拖沓而外，全剧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构造能力。
其二，《长生殿》的曲词优美，尤为人们称道。从文字上说，它具有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的特点。前面说剧中唐明皇的形象比较简单，但在写他痴于“情”这一点上，还是很深入的。如《闻铃》一出，继承《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借风声雨声，衬托唐明皇心中的缠绵悱恻之情：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武陵花前腔》）
这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辞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剧中有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在音律上，不但洪昇本人精于此，而且还得到曾作《九宫新谱》的专家徐麟的帮助，所以“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仪一序），即使从书面诵读，也能感受到那富于音乐性的美感。由于《长生殿》具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当时传演极盛：“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同上）至今，《长生殿》的若干出还常常在昆剧舞台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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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孔尚任与《桃花扇》

《长生殿》问世十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继有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二剧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桃花扇》取材于数十年前的明末历史，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在康熙帝一次南巡返经曲阜时（1684），孔尚任被荐在御前讲经，受到常识，由国子临生的身份破格被任为国子监博士。他为此作《出山异数记》，表达感激的心情。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①。
①孔氏罢官原因不详。或以为与《桃花扇》的写成有关，此说不可靠。按作者于《桃花扇本末》中记宫中索剧本一事，是带炫耀的；又记他解官之后京中大僚犹群聚观赏此剧，更说明他并非由《桃花扇》得祸。
其间他曾因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还在扬州、南京诸地凭吊明朝的遗迹，广泛了解到南明政权兴亡的史料，这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提供了素材。
孔尚任兴趣广泛，知识淹博，尤其爱好书画古玩，有《享金簿》一书，记载其收藏。他也擅长诗文，有《湖海集》、《岸堂稿》等传世。他的诗抒情意味较浓，有些怀古之作，写得很不错，如《过明太祖故宫》：
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夕阳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门道大内红墙短，桥对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
一个曾经煊煊赫赫的朝代过去了，只留下破旧的残迹。虽然还有少数以遗民自居的文人依然在怀旧中生活，然而普通百姓早已淡然，明宫的琉璃瓦也被他们拿来盖在自家的“蜗庐”上。这一种对历史变迁的伤感和怅惘，和《桃花扇》有相通之处。
《桃花扇》剧本的创作，作者自谓始于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见《桃花扇本末》）。它以复社（东林党后身）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南明的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续幸存录》），在危急的形势中，统治集团中的各个派系无法以相互忍让的态度达成对外一致，使得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内部的争斗中。这里不仅有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桃花扇·拜坛》眉批）的问题，另一方面，复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绌、缺乏果断，左良玉在清人大兵压境之际为了内部矛盾而起兵“清君侧”，导致马士英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都是导致南明覆灭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关键因素。孔尚任写《桃花扇》，曾对南明基本史实作过深入的调查与考证，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乃至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侯、李爱情故事则有较多虚构），使得这一剧作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这是《长生殿》等写历史故事的作品无法相比的。它也确实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乱局面和激烈的内部矛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责几乎完全归于马、阮一方，不仅热烈赞颂了史可法，对复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美辞，经过这样的处理，剧本所反映的史实已经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观念化的解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仍旧采用“正”、“邪”对立的陈套来描述政治斗争；而孰“正”孰“邪”的分判，则是使用了官方的标准。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自杀身亡，仅隔一月，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即下令为之建祠（见计六奇《明季南略》），此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彰扬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奸臣”的（《明史稿》开始修撰的年代早于《桃花扇》问世多年）。所以说，孔尚任对于南明历史的描述，并不具有个人的独特见解；至于说歌颂史可法就是反清意识的表现，更是忽视了这种歌颂原本是山清朝统治者领头的。因此，《桃花扇》在理解政治方面，并不能提供给人们多少深刻和新鲜的东西。
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孔尚任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想要摆脱“正”、“邪”对立的套路来描绘政治斗争，这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并不苛责孔尚任，而只是反对不合事实的夸大。实际上，孔尚任还是有他相当高明的地方：他在描写“正”、“邪”或谓“忠”、“奸”斗争时，并没有像以前的《鸣凤记》、《清忠谱》那样，把人物的性格在道德意义上推向极端，以致完全失去正常的人情；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桃花扇》核心主题的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不只是纠结在“正”、“邪”对立的斗争中，而是更多地关涉人和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关系。从时间点来看，《桃花扇》问世时距明亡五十多年，一方面，清人的统治已完全稳定且显示强盛之势，从正面描写明亡的历史已不致对统治者形成太大的刺激（作者特意在开场戏中对清人大唱颂歌，也有进一步消除这种刺激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上由明亡所引起的悲愤和强烈的反清情绪已逐渐平静，但人们怀旧的心理依然很浓厚。特别是对许多文人士大夫来说，他们的生存价值原来是和明王朝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明清易代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人生失去依托的感觉。对于社会中一般人而言，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也是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桃花扇》正是适时地顺应了社会心理的需要，通过舞台上的重演，表现了危难动荡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抒发了巨大的历史变化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深深的感慨。正是这种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构成了《桃花扇》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以前的戏剧——特别是明中叶至清前期的传奇——把爱情故事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来描绘的已经很多，而《桃花扇》在两者的结合上，要比过去任何作品都来得紧密。就拿《长生殿》来比较，安史之乱的发生固然与唐明皇的“失政”有关，但这对于他终究是意外事件；至于杨贵妃，更只是被动地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而且，爱情是《长生殿》的核心内容，它被抽象为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加以反复渲染。而在《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作者甚至有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这正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剧中一开始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由相互爱慕而结合，这种才士与名妓的爱情，是明末东南士大夫生活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内容，在作者笔下，写出一片旖旎的风光。然而经过一系列的风波曲折，当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新相会在南京郊外的白云庵，似乎可以出现一个团圆的场面时，却被张道士撕破以香君的鲜血点染成的代表着爱情之坚贞的桃花扇，喝断了这一段儿女之情：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因为侯、李的爱情，在剧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爱情的圆满性，已经和南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所以“国破”自然“家亡”，两人只能以各自出家为结局。这正说明了个人一旦与某种历史价值相联系，便从此不能摆脱它的影响。
如果参照吴伟业在明亡后自抒痛苦心情的诗篇，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悲剧结局的含意。
在孔尚任那个时代，清取代明的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而对个人曾经从属的王朝的“忠义”精神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绝大多数跨越两代的士大夫毕竟还要在新王朝的统治下生活下去，那么对这些习惯于把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社会与政治相联系的士大夫来说，就出现了一种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