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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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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全部故事情节是在贾府的衰败史上展开的。
虽然作者对这种衰败作出类似虚无主义的解释，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作者并不以这种解释为满足，而是以对于生活本身极细致的观察，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描绘出一个贵族家庭的末世景象。
欲写其衰，先写其盛。小说开头的十几回，写刘姥姥初入荣国府的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贵豪奢。但就在这烈火烹油似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固然是坐吃山空，内囊渐尽，费力地支撑着大家的体面，而尤其不堪的是，合宁、荣两府，那些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有炼丹求仙的，有好色淫乱的，有安享尊荣的，有迂腐僵硬的，却没有一个胸怀大志、精明强干的。这个大家族最后终于不禁外力的一击，而彻底崩溃。按原作的意图，生长于“温柔富贵乡”的贾宝玉流落为乞儿，巧姐沦落为妓女，命运给予他们如此残酷的安排。这一部家族史在封建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同时，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通过描写贾府的衰败，贾府的主人们的无能与堕落，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衰败气氛及其统治力量丧失生机的萎靡状态。
在反映贾府衰败的过程中，作者还写出了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与贾府结为姻亲的薛家、史家、王家，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喻示表现于贾府的一切，都并非孤立的现象；贾雨村徇情枉法，王熙凤私通关节、仗势弄权，薛蟠打死人浑不当事……，这些都反映出豪门势族在社会上的无法无天和封建法律对于他们的无效；乌进孝缴租的那一张名目繁多的帐单，和贾珍对此而发的“这够做什么”的牢骚，显示这一家族的经济基础和剥削性质；甚至，像袭人探家的细琐情节，也构成平民生活与贵族生活的对照。凡此种种，使小说在以贾府为中心的同时，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景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也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
在小说的第一回，作者就以神话为象征，写女娲补天时，炼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巨石，单剩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此石“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有一僧一道将此石化为一块小小的美玉，携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它就是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的“通灵宝玉”，也是“宝玉”本人。
这个神话故事揭示了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他是一个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
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这显然是悖谬的表述，而悖谬的产生，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背离和相互抛弃。前面所引作者表示自责和忏悔的一段话中，所谓“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等种种“劣迹”，都一一通过肯定的笔调呈现在贾宝玉身上：他和他的严正的父亲相视若仇，是贾政眼中的“逆子”；他读《西厢记》那么津津有味，一沾到科举程文之类就头疼不已；他不但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就是同“呆霸王”薛蟠也混得来，可以在一起快活地唱市俗小调，却不乐见正经宾客；他本是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但听到别人劝他讲究“仕途经济”，便直斥为“混帐话”……。总之，那个时代社会体制中一切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既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也成为他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但正像宝玉的前身是“补天”之石的神话所暗喻的，追求某种社会性的功业，仍然是作者所肯定的，然而他无法在现实中为宝玉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宝玉的形象，在本质上和《儒林外史》中为“正经人”所不齿的杜少卿很相似，但吴敬梓对原始儒学的信仰，尚能使他让杜少卿参与祭祀泰伯祠那样的“盛典”（尽管作者意识到这也是虚幻的），而在《红楼梦》中，连这种聊可自慰的安排都无法作出。所以，贾宝玉所具备的良材美质，对于他的潜在志向而言，也成了“废物”。
一个追求健康的自由生命、不愿在陈旧的社会规范中僵死或腐烂的才智之士，不能为社会体制所容而成为“废物”，这样的描述已足以发人深思，而无需进一步曲求其深了。
爱情是人生幸福和美感的来源之一，也是痛苦的人生的避难所。在社会生活中失去意义、失去归宿的贾宝玉，便把他的全部热情灌注在大观园那一群年轻女性的身上了。以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向塑造出来的宝玉形象，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一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鹃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情已经成了生命的唯一意义，唯一立足之地。
在宝玉作为贾府的富贵分子的现实身份上，他的生活方式绝非严谨。但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宝玉的形象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态度，即第五回警幻仙姑赞许宝玉的“意淫”——
这是一种对美丽女性的纯情感、近乎是精神性的爱慕，而不带有“欲”的成分。它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纯净的美感，使之可以成为无意义的人生中的意义，成为对抗社会公认价值观的精神力量。
贾宝玉对于青年女性的普遍性的痴迷，是这种“意淫”的表现；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更是这种“意淫”的集中表现。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以神话形式——所谓“木石前盟”，即“石头”的化身曾在仙界天天为一棵仙草浇水，仙草遂化为绛珠仙子，与“石头”同下人间，愿以毕生之泪还报其恩情——所表达出来的象征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因长年的耳鬓厮磨而自然形成，又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的。宝玉曾对史湘云和袭人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指“仕途经济”）不曾？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但这种爱情注定不能够实现为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的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所以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木石前盟”被世俗化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最终导致宝玉的出家。——这种诗化的爱情带有先天的脆弱性。
包括黛玉在内的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的女性，在小说中逐一走向毁灭——有的被这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的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着的唯一净土也不能为现实的世界所容存，所以《红楼梦》终究是梦。在作者的描述下，这个现实世界毁灭人的价值，毁灭美的事物，最后只剩下梦幻一般的对于美的事物的执着怀想。但这种执着怀想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
曹雪芹的《石头记》原计划写多少回已无法知道，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给人的感觉是收束有些急促，显得变故迭起，一片惊惶。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还是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最后作者以贾府复振、“兰桂齐芳”来收结全书，还让贾宝玉中了个举人才出家，以迎合市俗的阅读心理，则又破坏了这种悲剧特色。后四十回中写得用力、也最为人称道的，是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同时黛玉含恨而死的情节。如以一般的标准衡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但如以原作的标准来比较，仍有一种浅薄的感觉。
三、《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又是精心构撰的巨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鲁迅称许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红楼梦》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也是作者明确的艺术追求。第一回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书中第五十四回还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故事陈套的不合情理作了相当准确的批评。虽然书中也有些作为哲理意蕴的象征表现而存在的荒诞神异的成分（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五回），和小说的写实情节彼此映照，但它又游离于写实情节之外，不致对之产生干扰。另外，小说中对宝、黛的爱情有些“诗化”的渲染，但这种“诗化”同样受到适当的控制，并不脱离由各色人物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生活环境。
因而，整个《红楼梦》的故事，是在自然的生活状态下展开的。前八十回中，虽高潮迭起，却没有因为纯属偶然巧合的因素而发生的突兀离奇的情节；各种生活场景的描写，都尽可能在平平实实中此起彼伏地交替变化。而全书精美的结构，就隐藏在这样自然的情节中。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出写实的特征。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当然是有喜有憎，但他完全避免了浮浅的夸张和概念化的涂饰，而以深入的体察和天赋的灵感为凭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含蕴及其在不同生活状态中的复杂情形。在八十回的篇幅中，有上百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活动，而无不自具一种个性、自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光彩。同样是追求个性表现的准确生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朴素、简练、明快的笔法不同，它要更讲究精雕细刻。哪怕是出场很少的人物、如书僮茗烟，乳母李嬷嬷，丫环金钏儿、彩霞等等，竟也是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足以显示作者的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用譬喻的方法来说，《红楼梦》犹如一位天才导演和一群天才演员合作的演出，不论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几个动作，几句台词，也必定演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不肯随便敷衍过去。
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关于贾宝玉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不再涉及。此外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群中与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对家族的腐朽和衰败看得比谁都透彻，但她绝不肯牺牲自己来维护家族的命运；她不但不相信传统的伦理信条，连鬼神报应都不当一回事。作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她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同时，尽量地为个人攫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而最终，她加速了贾府的沦亡，并由此淹没了自己的美丽而邪恶、富有才干的生命。在《红楼梦》中，这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而且又是最新鲜的人物。
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她却具有封建“妇道”伦理所要求的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成为空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没有获得幸福。作为宝钗对映形象的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表现为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而极度敏感，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净的“情”来浇灌对方的生命，便是她的人生理想了。作为小说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是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恰好象征了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了晴雯、紫鹃、香菱、鸳鸯等相当数量的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了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这里晴雯是最令人喜爱的，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俏丽明艳，刚烈孤傲，敢于反抗。当她担着“狐狸精”的无辜罪名被赶出大观园、垂死于病榻之际，对着偷偷赶来探望的宝玉，挣扎着铰下自己的指甲，脱下自己的内衣交给他，哭着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即使死了，她也不肯低头，她要证明自己是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的。鸳鸯面对主人贾赦的无耻的占有欲，不惜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意志，同样是壮丽的一幕。包括温顺乖巧、善于迎合主子心意的袭人，也有她的另一面。当宝玉对她说起希望她的两个姨妹也到贾府中来时，她便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痛苦。在贾府之外，作者也写了不甘被富贵公子当作玩物、美丽而刚烈的尤三姐。对于这一群人物细致的关注和倾注感情的描绘，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光彩。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大都表现为道德堕落的状态。他们享受着家族的繁华，却没有维护这种繁华的力量；而且，连他们的堕落，也不具有《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表现出的邪恶的生气。与这一群人成为对照的是贾政。他所拟的一则谜语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两句，颇有自我写照的意味；他的一切行为和人生趋向，也很符合封建卫道士的标准。然而，他却是一个智力平庸、才能低下、趣味卑俗的人物；在缺乏生气这一点上，他和前一类人物是相同的。所以说，在体现贾府之衰败不可挽救的意义上，在使贾宝玉的天赋材质成为“废物”的意义上，他的形象甚至比前一类人物更显得深刻。
另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刘姥姥。这一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为生活所迫，却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最后却是她解救了巧姐（按原作的提示，似在巧姐沦为娼妓时）。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的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特色的还有许多，可以排列成一条很长的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红楼梦》的语言，也有很高的造诣。它的叙事文字，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如第二十回中，写贾环和丫环莺儿掷骰子，输了钱哭起来，遂被宝玉撵了回去。他的母亲赵姨娘问明缘故，啐道：
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
凤姐在窗外听见，先斥责赵姨娘：
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
然后一面吩咐丫环，一面教训贾环：
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把他送了顽去。——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发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
赵姨娘对宝玉受众人宠爱而贾环不讨人欢喜一直怀恨，于是把这种不满都发泄在贾环身上。但在封建宗法伦理中，赵姨娘虽以丫环被贾政收为妾，身份却依然是奴才，她的儿子贾环却是主子。所以凤姐听到她骂儿子又兼及宝玉，便不客气地教训她。对于贾环，凤姐根本也是看不起的，但却要求他有主子的样子。在这里，赵姨娘卑下的个性和怨恨的心理，王熙凤盛气凌人的威势，以及贾环在母亲身边染得的委琐，一一跃然纸上。《红楼梦》中这样的神来之笔，实是随处可见，它使读者如同进入了一个活的世界。
另外，《红楼梦》行文中还杂有不少诗、词、曲、骈文，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在《红楼梦》中，这一形式的运用，与小说的情节以及贵族生活的气氛，结合得比较密切；诗词之类的质量也比较高，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化修养。
如林黛玉的《葬花词》、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单独地看，也都堪称佳构。但尽管如此，这种古典气息对于小说的流畅性还是有妨害的。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
………………………………………………
第三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清中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流传至今的尚有多种。当时考据之风大盛，读书人以精通古书、多闻博识为荣，这对于小说创作也产生相当的影响。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陈球的《燕山外史》，都是把小说当作卖弄学问或炫耀辞章的手段。这几部小说大抵思想陈腐而文字平庸，又多夹杂荒诞及色情内容，给人以芜杂的感觉。而李汝珍的《镜花缘》虽也是在小说中“论学说艺，数典谈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所以尽管成就有限，毕竟还能在小说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他不喜作八股文，故科举无成，只做过几年县丞一类佐杂官职。他学问广博，对经史之学以及医、算、琴、棋、星相、占卜等各种“杂学”都有所钻研，对各种游戏也极为熟悉，而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所著《音鉴》一书颇为学者所重。
《镜花缘》一百回，故事起于以百花仙子为首的一百位花神因奉武则天诏令在寒冬使百花开放，违犯天条，被贬下尘世。其中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分主要写由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名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及考取后在一起饮酒游戏、赋诗谈笑的情景。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着维护李氏正统、反对武则天篡政的线索。
《镜花缘》的写作动机和由此呈现的小说的旨趣是多方面的。书的命名取意于“镜花水月”，百名花仙在蓬莱的居处称为“薄命岩”、“红颜洞”，刻有她们各人所司花名及降生人间后姓名的石碑放在“泣红亭”内，这些地方都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蕴涵着人生空幻和哀悼女子不幸命运的意识。
但在小说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这种意识并未得到有力的表现，百名花仙在人间考取女试后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的场面，更无一点悲哀的气氛。所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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