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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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小说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这种意识并未得到有力的表现，百名花仙在人间考取女试后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的场面，更无一点悲哀的气氛。所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绝不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严肃。写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部分带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有时且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所是虚无缥缈之地而情节又是荒诞离奇的，所以作者借此揭示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给读者的感受主要是滑稽可笑而不是严峻和可悲。这和《儒林外史》的写实态度也不相同。此外，小说又以极大篇幅来显示作者的广博知识和辞章修养，尤其是百女会聚以后的部分，几乎是脱离了小说情节来作文字游戏，乃至一个酒令竟要占到十几回。综合以上几点来看，《镜花缘》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游戏之作；作者既对现实的弊病具有高度的敏感，却又把他的不满化为谐趣，同时在卖弄博学的智力游戏中求得心理平衡。
《镜花缘》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的三十多回。作者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多以《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主要还是驰骋奇思异想，幻设情景，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通过幻想性的虚构情节，作者表达了他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譬如主张男女平等是《镜花缘》的重要思想，百名花仙投生人间、各有作为的整个故事框架即与此有关，而在“女儿国”的故事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生动的表现。作者把现实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在“女儿国”中依样颠倒为“女尊男卑”，以此为女子鸣不平。故事中写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遭受穿耳缠足之苦，实际是让男性从女性的立场来体会缠足等种种陋习的丑恶和非人道性质。此外如“两面国”中人之虚伪欺诈，“无肠国”中人之刻薄贪吝，“豕喙国”中人之撒谎成性，“跂踵国”中人之僵化刻板等等，都是现实生活景象的映照。这种描写都是漫画式的，通过夸大和变形写出了社会的丑恶和可笑，虽不够深刻，却有其尖锐和醒豁的长处。作者还用这种漫画式的笔调写他的理想社会，如“君子国”中礼让成风，买卖双方竟是卖方求低而买方求高，在谐趣中表现了他对所谓“古风”的向往。
从小说艺术来看，《镜花缘》情节有些分散，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后半部分大谈学问，更是累赘不堪。其长处主要在于思想的机警和语言的幽默风趣。
以上几种小说，都有显示才学的倾向。清中期不属于这一类型而可以一提的长篇小说，另有《绿野仙踪》，抄本为一百回，刊本为八十回，李百川作，以神仙异迹为主要线索，也涉及世情；《歧路灯》一百零八回，李绿园作，述一世家子弟谭绍闻因交结“匪类”而堕落以至倾家荡产，后悔过自新而终于成就功名的故事。此书中多直接宣扬理学，标榜封建伦理观念的文字，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挽教社会道德危机的“明灯”。在描述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一批市井浮浪子弟的形象，这是其值得一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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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言及白话短篇小说

在中国文言小说传统中，以简朴的文字记述异闻的笔记体和以华赡的文字描写虚构故事的传奇体本属不同的体格，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兼而有之，尤以后者取胜。《聊斋志异》盛行于世之后，影响甚广，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时风气。这时期所产生的文言小说中，有的偏向于传奇体，有的偏向于笔记体。前者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八旗艺文编目》记为满族人尹庆兰著）等。《谐铎》中有不少具有讽世意义的小说，《萤窗异草》则多哀婉的爱情故事，二书各有所长。但由于这些小说主要是模拟《聊斋志异》，而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却不及它，所以影响不大。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更广的，却是两部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写得相当尖锐。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而全姑与陈生，在作者看来只是犯了“风流小过”，实际是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又如《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子不语》的文字，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一定特色。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是一位地位高而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共约一千二百则，是旧时非常流行、受到文人普遍重视的笔记小说。
在小说观念上，纪昀以保守的态度维护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反对像蒲松龄那样多用虚构想象和摹绘手法（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所以，从现代小说的标准来看，《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意味远不如《聊斋志异》。从笔记小说的传统来看，却仍不失为佳作。
内容广博、无所不涉，是《阅微草堂笔记》的显著特点，这使它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在思想倾向上，此书“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盛时彦序），具有“正统”的立场。但纪昀毕竟是一位博达的学者，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宽容性，在“理”与“欲”的矛盾中，他反对完全不近人情的偏执态度，对“道学家”的苛刻、虚伪每每加以讥刺。
他写鬼神之事，大都反映出世态人情；托狐鬼以抒己见，也往往机智有趣。如《如是我闻》卷三有一则故事写一因私情怀孕的女子向某医者求购堕胎药不得，后生子被扼杀，自身也被逼自缢。此女为鬼，向冥官告医者杀人，说他本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结果“欲全一命，反戕两命”，而冥官也指责医者不该“固执一理”。又《滦阳消夏录》卷四有一则故事写两个“以道学自任”的塾师聚徒讲学，高谈性理，“严词正色”，忽有纸片吹落台阶下，生徒拾起一看，原来是两位塾师谋夺寡妇田产而“往来密商”的信札。这种议论以及对伪道学的揭露出自一位高官兼正统学者，颇为难得，也反映了乾隆时代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另外有些故事以同情态度写小儿女的痴情，也有动人之处。《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字好，也是它受人喜爱的一大原因。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鲁迅赞为“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
《阅微草堂笔记》因其固有的长处，加上作者地位的关系，在社会上盛行一时。但笔记体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因素几乎是不加考虑的。文言小说向笔记体靠拢，就文学意义来说毋宁是一种后退。此后直到清代后期，仍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言短篇小说，大抵兼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影响。但总的说来，这些小说中追仿《聊斋志异》的，其描摹人物情态的成分业已减少；
近于《阅微草堂笔记》的，则识见和文字又很难与之相比。至此，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可以说已告式微了。
清中期拟话本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较著名的有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和杜纲的《娱目醒心编》。
《豆棚闲话》十二卷十二则，以在豆棚下谈话为线索，联结十二个故事，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借题发挥，讽刺世情。《娱目醒心编》十六卷三十九回，如书名所示，是有意把娱乐和伦理说教结合在一起的，在描写人情世态的同时，多宣扬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思想。这两种短篇小说集的语言都比较流利，但人物故事及思想情趣均缺乏新鲜感，比之李渔的小说尚觉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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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弹词、鼓词与民歌

　
第一节　弹词与鼓词

弹词与鼓词都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其大概的区别在于：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三弦伴奏；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板击节、用三弦伴奏，也有更简便的，由艺人自弹三弦说唱，或称“弦子词”。
关于弹词和鼓词的渊源众说纷纭，这是因为民间对各种曲艺的称呼并不严格，其传承、转变的情况也缺乏清楚的记载。大致而言，在说唱艺术方面唐有变文，宋有陶真，元明有词话，弹词和鼓词便是从这一系列中脱化而成。而且弹词和鼓词本身，其最初的区分也不很严格，大约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弹词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地域文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于是和北方的鼓词形成明确的分野。
“弹词”的名称，最早在金代可以看到有近似的用法，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别称《西厢记搊弹词》。虽然“搊弹词”即诸宫调与后来所说弹词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作为说唱文学形式，两者还是有相似和相关联之处的。明臧懋循《弹词小序》中提到《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四种弹词，称“或云杨廉夫（维桢）避乱吴中时为之”，此说如确，则弹词在元末就已出现。不过这四种都已失传，无从深究。活动于明正德至嘉靖的杨慎有《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其唱文均为十字句，与后来的弹词以七字句为主不同，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它仍是元明词话的一种，不应列入弹词范围。约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田汝成著《西湖游览志余》中记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则记万历时北京朱国臣“蓄二瞽妹，教以弹词，博金钱”之事。这说明到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弹词已经相当流行，南方北方均有。明代弹词见于著录的，有梁辰鱼《江东二十一史弹词》、陈忱《续二十一史弹词》，又郑振铎曾得到一种《白蛇传》弹词，据称是崇祯年间抄本（见《中国俗文学史》）。今所传弹词，大量的是产生于清中期，另有少部分产生于清初和清后期。胡士莹编《弹词宝卷书目》收弹词书目四百多种，最为全备。
弹词的文字，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前者为散体，后者为七言韵文为主，穿插以三言句，这种格式在先秦荀子的《成相篇》中就可看到，极为古老。语言上则有“国音”（普通话）和“土音”（方言）之分。方言的弹词以吴语为最多，另外像广东的木鱼书，则杂入广东方言。弹词的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竟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内容通行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大多很浅近。在某种意义上，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
弹词的演出至为简单，二三人、几件乐器即可（甚至可以是单人演出），而一个本子又可以说得很长，这种特点使之适宜成为家庭的日常娱乐，弹词的文本也宜于作为一种消遣性的读物。特别是一些地位较高家庭中的妇女，既无劳作之苦，又极少社交活动，生活至为无聊，听或读弹词于是成为她们生活中的喜好。清代弹词的兴盛与这一背景颇为有关系，许多弹词的写作也有这方面的针对性。如《天雨花》自序说：
“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喻。”《安邦志》的开场白云：“但许兰闺消永昼，岂教少女动春思。”都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因此参与了弹词的创作，既作为自娱娱人、消磨光阴的方式，也抒发了她们的人生感想。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榴花梦》等均出于女性作家之手。
《天雨花》三十回，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梁溪（今江苏无锡）陶贞怀作，亦有人认为系他人伪托。全书的宗旨，卷首《原序》说明是“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书中“扶伦立纪”之人，便是“武曲星”下凡的左维明。全书以他为核心，一方面写明末政局的混乱，“忠”、“奸”对立的斗争，以及左维明为官的各种事迹，直至他随明亡殉节而死；另一方面也以大量篇幅写他的家庭生活，并由此描绘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女儿左仪贞。书中弥漫着封建说教的气氛，尤其左维明的形象，无论在官在家，都表现出一个极端化的封建道德标本的僵硬姿态。这是明末清初社会思想变化的反映，也是自身受封建道德压迫最深的女性在文字形式上对社会观念的认同。但在强烈的封建说教氛围的笼罩下，书中还是包含了若干从女性的生活直觉出发的合理而有价值的东西。许多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妇女依附性和受压迫的地位，以及她们悲惨的生活处境；在描绘左仪贞等女性形象时，赞美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她们对父权和夫权的非人性压迫的反抗。不过总的说来，《天雨花》给人的感觉还是陈腐和压抑居多。
在长篇弹词中最受人们称赏的是乾隆时期产生的《再生缘》，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作，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最后由侯芝修改为八十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陈端生（1751—约1796），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陈兆仑曾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总裁，有文名。端生于十八至二十岁时写成《再生缘》前十六卷，后嫁范菼；范氏因科场案谪戍伊犁，端生在此后续写了第十七卷，便不再写下去了。
《再生缘》的故事头绪繁多，富于变化。大要是写卸职还乡的大学士孟士元有女孟丽君才貌出众，许配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华，国丈之子刘奎璧欲娶丽君而不得，设计陷害孟与皇甫两家。丽君女扮男装出逃，考中状元，并因连立大功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在此过程中刘氏败，皇甫少华亦因丽君之荐立功封王。一般故事到此应进入“大团圆”，然而陈端生却写孟丽君因各种缘故，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与父母相认、与少华成婚，最后皇帝得知内情，欲逼其为妃，丽君气苦交加，口吐鲜血。大约陈端生难以为故事设计满意的结局，遂就此搁笔。梁德绳所续仍以“大团圆”陈套收场，殊无意味。
《再生缘》的故事模式，是常见的忠奸斗争加上婚姻纠葛，书中人物行为的根据亦不出正统的伦理范围，看起来好像颇为陈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陈端生是个有才华而且很自信的女子，她通过孟丽君这一主要人物形象，传达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这不仅表现在孟丽君的才能和功业上，而且正如陈寅恪《论再生缘》所言，书中写孟丽君以男子身份居高位后，违抗御旨，不肯代皇帝脱袍，面斥想要认女的父母，接受皇甫敬、少华父子的跪拜，“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只不过她的方法，是利用封建道德教条来反对封建秩序，书中所公开标榜的正统伦理成了似是而非、只要对己有用就可以随意搬弄的东西。而故事写到孟丽君身份暴露后无法再继续下去，根本上是因为作者不愿让孟丽君回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上述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挣脱封建伦理对于女性的束缚的要求。
陈端生活跃的、不受传统拘禁的思想，使她的创作显得富有灵性和生气。《再生缘》虽然是一部传奇性的作品，整个故事完全出于想象和虚构，但情节的开展，却并不让人觉得生硬。描写人物也较为细致生动，包括写忠奸斗争的部分，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也不是极端化的。它的结构尤为研究者所称赏，尽管头绪纷繁，却处理得毫不紊乱，故事写得跌宕起伏而严谨清楚。当然，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在闺阁中驰骋想象之作，脱离生活真实的地方终究是不可免的。
《笔生花》二十二回，邱心如作，刻于咸丰初年，述明代女子姜德华为逃避点秀女而乔扮男装出走、建功立业故事。此书深受《再生缘》影响，但作者针对《再生缘》不合“三从四德”的“缺陷”，强调了正统道德规范，思想陈腐。不过在为女性张目这一点上，它和《天雨花》、《再生缘》等女作家的创作是一致的。
以上几种都是所谓“国音”的弹词，这种弹词作为书面读本的意义更为重要。吴音的弹词则广泛运用于实际演出，较著名的有《玉蜻蜓》、《珍珠塔》及《三笑姻缘》等。流行于其他地方的弹词别支，也有些较著名的作品、如广东之“木鱼书”中有《花笺记》，福建“评话”中有《榴花梦》。后者共三百六十卷七百二十回，虽然成就不高，论篇幅却是中国文学中惊人的巨制。
鼓词的主乐器是鼓，在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已经写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种演艺，大约就是鼓词的前身。鼓词的形式与弹词很相近，也是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用韵文。不过它的韵文除了七言句外，有很多十言句（三、三、四节奏），为弹词所无。
现存最早的鼓词，为明代诸圣邻所作《大唐秦王词话》（一名《唐秦王本传》、《秦王演义》），八卷六十四回，述唐太宗李世民征伐群雄、统一天下事。直接用“鼓词”为名的，则始于明末清初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但只有唱没有说，内容是借历代兴亡宣泄牢骚，与一般演说故事的鼓词不同。
传世鼓词中主要的一部分，是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英雄传说的，其中《呼家将》比较著名。有些系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这一类鼓词的篇幅都比较大。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另外也有写才子佳人式的恋爱故事的，如《蝴蝶杯》、《二贤传》等。鼓词作为民间的娱乐，在北方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作为文学创作的价值不高。
鼓词中还有一个分支，习称为“大鼓”，是只唱不说的。
它最初可能是艺人从鼓词中摘取一段来演唱的形式，后来逐渐兴盛，并有人专门为之写作，遂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曲艺品种。还有一种“子弟书”，也是鼓词的分支，由八旗子弟所创，故名。子弟书有文本传世，乐曲已失传，大鼓则至今还是北方民众喜爱的曲艺形式，并流衍为众多的地方品种。
在说唱艺术方面，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作品流传。
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格斯尔传》及《江格尔》等，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民族史诗。对于这些作品及其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尚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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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的繁盛，同城市规模的扩大、娱乐性消费的增长关系最大，所以清代民歌流传的数量远较明代为多。刘复、李家瑞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各地“俗曲”单刊小册六千余种（包括地方小戏之类），而郑振铎说他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而这还“仅仅只是一斑”（《中国俗文学史》），可谓洋洋大观（当然，这和时代较近也有很大关系）。清代俗曲的总集最重要的有《霓裳续谱》，颜自德选辑、王廷绍编订，收曲词六百余首，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白雪遗音》，华广生辑，收曲词七百余首，刊刻于道光八年（1828）。
清代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剧本改定的，有写民间风俗的，有写诙谐嘲戏的，有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作者的情况，如王廷绍在《霓裳续谱序》中说：“或撰自名公钜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也就是说，所谓民间俗曲，不一定产生于社会下层，只是情调的市俗化和语言的浅露是其基本特征。
清代民歌俗曲中有不少是写女子思嫁的，反映了旧时女性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