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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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的很少，魏晋以后则变得普遍了。这正说明乐府诗的创作也开始受到文人重视，文人开始乐于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诗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羽林郎》）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董娇娆》）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
《羽林郎》可以看出在故事结构、对话、夸张风格等诸方面都模拟了乐府民歌《陌上桑》。《董娇娆》假借桃李花与采桑女子的对话，对自然的无穷循环和人生的短暂不再的对比发生感叹，其借助对话展开内容的写作手法及语言风格都是民歌式的，但诗中的内涵、情感，却同《古诗十九首》一样，具有文人的特色。《饮马长城窟行》则又是一种情况：诗中写一位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和接到丈夫书信的情形，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得朴实而动人，这同乐府民歌十分相近；语言方面，粗看好像也是朴素的民歌风格，细读才觉得其实是颇为讲究而精致的。特别是前八句，修辞的运用非常巧妙，给人以缠绵不尽之感。这八句两句一转韵，在诗歌中亦属创格，增强了艺术效果。总之，通过以上三首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蔡邕另外还有一首《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
东汉后期秦嘉夫妇之间相互赠答的诗篇，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夫妇以诗相赠，并有意识地使其在社会中流传（否则不会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及这种作品，都是过去所未有过的。下面是秦嘉三首五言体《赠妇诗》的第一首。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
可见这是别妻之作：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诗中用明白通俗的家常语言，将夫妇之情娓娓道来，令人感动。这种日常性内容和通俗化表现，显然也是汉代诗歌中新鲜的东西。这表明诗歌的抒情内涵的扩大。
其妻徐淑的答夫诗颇为特别。它虽然每句都是整齐的五言，却又在每句中嵌一“兮”字，实为骚体与通行五言体的混合。其风格也具有通俗易晓和真挚流畅的特征。
除了上述知道作者姓名的作品，汉代还产生了不少不知名文人的五言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同时标志了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
《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何时，由何人所作，有过种种不同说法。《文选》对这些诗不标作者，而差不多同时由徐陵编成的《玉台新咏》则将其中八首列为枚乘之作；另外，稍早一些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又提到其中一首被人们认为是傅毅之作。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大都是曹植、王粲等人所作。这些说法都无法加以确切的证明。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这批古诗并非一人之作，其产生年代大致在东汉中后期。除了《古诗十九首》，《文选》和《玉台新咏》中还保存了另外的若干首无名氏“古诗”，内容和风格都与《古诗十九首》接近；再有《文选》中题为李陵、苏武的七首五言诗，前人早已推定为伪托，其内容、风格同样接近于《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一般也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的作品。连同《古诗十九首》在内，这种“古诗”共三十多首。
这一种“古诗”的性质，有些特别之处。就诗歌的语言技巧、诗中反映的思想情调、生活状况来看，其作者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文人诗。但另一方面，这些诗之所以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恐怕并非是由于姓名失传的缘故，而是在写作或流传之初，就没有重视这一点。诗中的内容，也并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体验、生活情感，而是表现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共同的心理。而且，所谓“古诗”与“乐府”，又很难明确区分。在六朝至唐宋的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重复，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古诗中的词句，更有许多也重复出现在乐府诗中。可以相信，不少（甚至可能是全部）“古诗”，原来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诗”同时具有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以适应社会普遍需要的集体创作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又和广义的“民歌”相同。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古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在东汉中后期那个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君国为人生目标，以节操伦常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文士们，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往日以为崇高的显露出荒谬和虚伪，往日以为牢固的亦已摇摇欲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汉初以来即被反复咏唱着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时在他们心中显得更为强烈，成了“古诗”的中心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以悲哀的基调，“古诗”展开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愿望……等各种内容。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个主题直接在“古诗”中以强烈的感觉反复出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更将自身生命的短暂存在与自然中永久的存在相对比，或感慨于那长年“青青”的“陵上柏”和始终“磊磊”的“涧中石”，或感慨于那永远不会变化的“金石”，从而更加深了自己的感伤和悲哀。在诗人们的眼中，时间成了带走生命与人生的最可怕的东西，因而节序物候的变迁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应：“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在各种景色中，累累坟墓和萧萧白杨，无疑最容易引起对死亡的恐惧，因而频频出现在“古诗”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已疏》）；“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下，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其一便是“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而“及时行乐”的内容，则既包括美衣美食之类的物质享受，诸如“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绔与素”（《驱车上东门》）所说的那样，也包括及时满足对于荣誉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盛衰各有时，立身若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高唱要“荡涤放情去”，责问“何为自结束”？似乎满足了这些欲求，便能稍稍忘怀对死亡的恐惧。“古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表现离人相思的作品特别的多，包括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以及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这一类作品几乎占了《古诗十九首》的一半以上，而七首所谓“苏李诗”也完全是这样的作品。离人相思的主题，自然很早就出现在古代诗歌中，但从来没有像“古诗”中表现得那么集中与频繁。而且，这些诗中抒发的离人相思之情，也是同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中心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把爱情、友情等等作为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提出的。如《冉冉孤生竹》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就是用一个女子的口吻表示：如果恋人不及时归来，有限的美好青春将会如蕙兰花一样枯萎。
《青青园中柳》中，那位出身“倡家”的妻子由于丈夫远出不返，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尽，甚至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有些诗尽管没有把两者的关系明白提出，但在相思的忧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对生命的惋惜。总而言之，“生离”和“死别”，在“古诗”诗人的心灵深处，原是相互沟通的。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一字千金”。他们都高度肯定了“古诗”的艺术成就。
“古诗”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感情的真切动人。尽管诗歌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看法颇有些颓丧，但那种对人生的迷惘与痛苦的感受，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那种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欲望，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产物。诗人们毫无矫饰地、有时是非常大胆地表现着内心世界，使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古诗”所涉及的人生问题，是后代文人仍旧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共鸣。
“古诗”是建立在民歌基础上的、具有一般“民歌”特点的文人创作。它的语言，既自然朴素，又高度洗练而富于概括力，如《庭中有奇树》一首：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诗人选择一位妇女欲折花寄远的细节来表达离人相思之情，无一奇僻之思、惊险之句，只是平平道来。但是，通过女主人公折花以后发觉无法寄给远方之人，在树下久久伫立，以至花香染满衣衫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了“但感别经时”的一往深情，确可谓“语短情长”。
“古诗”特别擅长借助写景来衬托和抒发感情。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都是异常生动而充满情感的句子。再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人间的男女离别之情。全篇只是写景，而愁绪一片，流溢其中。尤其结束二句，真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
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在形式、题材、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魏晋时代曹丕、曹植、陆机等重要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模拟“古诗”的痕迹；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仍然不断有人从“古诗”中汲取营养，乃至有人称“古诗”为“风余”和“诗母”（明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古诗”可以说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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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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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个简略的图表：
从上面的图表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更采用“九品官人”的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九品官人”，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以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但绝不能因此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一片黑暗。虽然，相比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这一时期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并不小的局部统一，动乱中有时间不算短的间断的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然可以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经过六朝相继开发，终于建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简单地说，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经济的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虽然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并且终于形成民族的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人们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思辨逻辑、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之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多样化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因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①换言之，个人相对于群体的独立地位以及相应的独立意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成长的。追溯到先秦时代，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于个性价值的认可非常有限。中原文化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固不必说；即便南方文化，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虽然在当时而言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自我意识，但他的人生价值观仍然是同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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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８７页。

在屈原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的自我意识强烈的表现；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的言行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不管他多么荒唐）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庄子》也许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严厉的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因而为后世具有异端倾向的人们提供了理论出发点。但是，《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探求个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如何自我保全和自我解脱，并不主张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反对这一点，因此，也不能认为这是对个性价值的真正重视。
秦、汉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强有力地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汉代经过改造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在“天命”这个虚假的前提下编织起礼教的密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创造精神。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微。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在汉代部分中已经叙述。而曹操的执政，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为政求实效，为人随便，思想通脱，对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规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的思想。在曹操征求人才的令文中，甚至公然要求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基本特色，将它改造发展为新的思想工具，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进入魏晋时代，这一思潮在社会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在汉代文学的最后部分，我们曾经介绍了仲长统的诗文。实际在严格意义上说，仲长统的思想已经属于魏晋思潮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作品均作于建安年代），只是遵从习惯，我们把他作为汉代文人处理。他已经公然打出“叛散五经，灭绝风雅”的旗号。到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在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出发点的一些论著中，表现了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叛逆精神。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加以尖刻的讽刺，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公然表示菲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鲍君言的《无君论》，以传说中的上古社会为理想模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