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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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涡粤椤弊芾ㄑ鲜鲜�论。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
根据上述基本宗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严羽的批评是很有力的。
同时，他借用禅宗的思想方法和语言，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作诗之道，在于“妙悟”——即超乎理性认识、逻辑分析的直觉体验，并以盛唐诗为最高标准，要求达到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不能从具体文字去追寻而必须从整体上去体味、富于言外之韵的浑然高妙的境界。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玄虚之论，其实结合严羽重“吟咏性情”的论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他也很简明地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可见“妙悟”并不与真实的生活体验相脱离。
严羽的诗歌理论与当时诗歌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一般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而以“四灵”为代表，通过标榜晚唐诗，已经带有对宋诗的知性倾向加以反拨的意味。但严羽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第一，严羽的诗论虽然带有札记、语录式的特点，论说并不周详（这可能与他受禅宗影响有关），但他还是能够从一定理论高度上对诗歌的某些关键问题作总体把握，这是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第二，对于诗歌取法的对象，“四灵”是专注姚、贾，刘克庄以后的诗人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个别盛唐诗人。而严羽虽然最推崇盛唐，同时却主张“从上做下”，要求对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乃至被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都要加以关注，不可偏废。这样的眼光当然更全面公允。第三，从学习古人的方法来说，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停留在学习个别、具体诗人的诗风以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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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天祥及宋元之际的诗人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最终摧毁了南宋政权。
这一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民族之忧、身世之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在他们诗中交织成一片悲怆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诗尤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古大军进逼临安时，他出使谈判，被无理扣押。后脱险南逃，组织义军力图恢复失地，再度因兵败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尽管忽必烈一再威胁利诱，他始终不屈，最后被杀。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唱和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但当他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历经沧桑之后，诗风大有变化，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语言也沉着凝炼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是为了“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但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
在文天祥后期的诗篇中，反复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等等。同时，文天祥曾在两次被迫北行途中亲眼目睹战火之后留下的种种惨象，他为此写下了不少纪实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锋镝中”（《淮安军》），“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发淮安》），“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越王台》），这些诗有力地控诉了蒙古军队的暴行，凝聚着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血泪。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这种“正气”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而《过零丁洋》和《金陵驿》二诗，更以它结合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艺术给人以至深的感动：
①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
这两首诗中，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它以诗中所表现的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和诗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优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纪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
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悲恸。如《醉歌》中“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一首，据实直书谢太后屈辱地签署降书一事，既包含愤慨，也包含着悲悯；《湖州歌》中“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一首，写年仅六岁、却是国家的象征的帝昺作为俘虏离开内宫时的情形，字面极其平淡，而内心的伤痛却无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风卷浪头高，锦舵摇摇坐不牢。靠着篷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写被掳的宫女面对元兵的亮闪闪的弓刀吓得不敢睁开眼睛，也是表面上着力不多，实际凝聚了作者内心深处的血泪。在汪元量的其他诗作中，则有不少的以登临眺远、怀古伤今的方式抒写心中的悲愤，如七律《石头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诗是他北上途中路经彭州（今江苏徐州）时所写：
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渡江九庙归尘土，出塞三宫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此行历尽艰难处，明月繁华是锦乡。
已经成为“遗儒”的文人们持酒相对于沦陷之地，感怀历史的兴亡，悲叹眼前的渺茫路程，诗中那种沧桑感和亡国之痛，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际，有一大批遗民诗人在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他们或是写沉痛的故国之思，如谢翱《秋夜词》：“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或是写悲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读文山集》：“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或是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如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现失却故国的怅恨情思，如萧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径窅无涯。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这些诗篇或悲愤或愁苦，都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气氛，从而改变了南宋后期诗歌纤弱秀婉的风气。因为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在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
他们为宋代文学写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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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辽金文学的发展

宋王朝建立时，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已有契丹族创建的辽王朝存在。后来由女真族创建的金王朝与宋结盟灭辽，不久又挥师南下，占领了宋的许多土地，迫使宋室南迁而成为南宋。在辽、金统治区，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占有最优越的地位，从而辽、金文化也就跟宋文化具有不小的差别。在这期间，尽管当地契丹、女真、汉族的文化都经历了彼此融合的过程，但其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并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大抵说来，契丹、女真族早先没有受过汉族的那种文化熏陶，对礼教的重视不如汉族，率真、任情的倾向则相对强烈。在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契丹、女真族固然大量吸收汉族文化，而其率真任情的特点也影响了汉族。这在辽、金文学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尽管由于起步较迟、在文化方面的积储不足等原因，辽文学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学；
但发展至金文学时，成就已很可观，元文学的繁荣与这种传统是分不开的。元好问的诗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金文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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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的文学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即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至于以契丹语创作的作品，除了个别已译成汉文的以外，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里就无法述及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①，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搆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
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
①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辽道宗的后——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
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作者之所以在这事件上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至为涕淫淫下”，显然与其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他由“侍禁近”而沦落到“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其心情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与懿德皇后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遭到重大打击的人，因而同病相怜，不顾君臣之分、男女之别而直抒胸臆。这种率真任情的特点，就是此一作品具有文学感染力的最重要原因。它也同样体现在辽诗中。
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
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
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
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
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就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回心院》其三）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其四）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其六）
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其九）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此诗从作者自己被斥逐天涯的悲伤写起，进而宣扬人间万事皆空，只有醉乡才是乐土。
……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
这一连串铺叙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看似说理，实则表现了一种急欲摆脱悲伤、求得自我安慰的感情。这些句子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混乱。物我齐一是庄子的齐物论，它虽否定了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和界限，但物仍是真实的存在而非心的幻影。三界唯心则是佛家的学说，它把物仅仅作为心的派生物。二者本是相互矛盾的。但诗人却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热烈地堆砌有关的观念和事例，而不问其是否彼此排斥。这说明诗人只是渴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