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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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民间对娱乐歌曲的需要并没有中止，在宋代，实际仍有许多俗谣俚曲在流传。而民间文艺的特点，就是能够顺应各种变化，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原则。从金人入主中原到元人统一全国，异族的音乐大量流入，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便与这种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这就是所谓“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在北曲酝酿成熟的过程中，金代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对于音乐的整理定型和文字表达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这种曲子一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唱词，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并由于文人的参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现存最早的可以正式称为“散曲”的文人作品，出于金末名诗人元好问之手。到了元代，众多的文人加入进来，于是形成散曲的繁盛。
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带过曲”、“集曲”、“重头”、“换头”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散套”，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在格律形式方面，散曲同词有若干重要的不同。一是韵脚较密，很多曲牌是句句押韵，而且不能转韵，显得节奏繁促；二是韵部的区分和诗词不同，它是按当时北方的实际的口语划分的，而诗词的韵部和已发生变化的口语的情况已有所脱离；三是韵脚可以平仄通协；四是对仗的变化较多，除了最通常的两句相对，还有三句对，以及四句之间两两相对；
五是句式变化较大，比起词更显得参差不齐；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添加衬字，字数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如前引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中的一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只有“我是一粒铜豌豆”七字为曲谱所规定的，其余都是衬字。总括起来说，散曲的格律特点是：在规定的格律中，它也比词来得富于变化；在规定的格律之外，它又允许较大程度的自由发挥。
散曲的语言风格，与词更有明显的不同。词也有写得通俗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精雅；散曲也有写得精雅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通俗。分析起来，散曲的语言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大量运用俗语和口语，包括“哎哟”、“咳呀”之类的语气词。这正如凌濛初《谭曲杂札》所说的“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二是散曲的句法大都比较完整，不大省略虚词语助之类，句与句的衔接也比较连贯，一般在精炼含蓄方面不太讲究。在诗词中很常见的省略语法关系而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脱联接的写法，在散曲中比较少见。三是散曲（尤其是前期作品）常常通过一个短小的情节，写出人物正在活动着的情绪。不仅套数，小令也是如此。这种写法带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比诗词更显得生动。
上述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的特点，形成散曲活泼灵动、浅俗坦露、使得欣赏者毫无间隔感的总体风貌。这样，一首散曲的涵量会比较小，欣赏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对诗意加以再创造的余地也比较小，但它在宣泄情感和娱乐方面的功能却加强了。这是由通俗文学的性质决定的。市民阶层对文艺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娱乐性，作为闲暇的消遣和情绪的宣泄，以消解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紧张。以一首无名氏的《塞鸿秋·村夫饮》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特征：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
而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的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繁盛的文学样式，原因固然也有多种，譬如它的新鲜感，它和杂剧的亲缘关系（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杂剧作家）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元代文人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而与市民社会接近，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时，散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其思想情感的工具；他们的世俗化的、纵恣而少检束的人生情怀，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像王和卿的名作《醉中天·咏大蝴蝶》：
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蝴蝶这一诗词文学的常见意象，在这里作为文人放狂的个性的象征，得到夸张、诙谐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者情绪的欢快奔畅的律动。通常，蜂蝶采花是男女风流情事的暗喻，但这首曲子给人主要的感受，毋宁说是生命力的扩张。
它和传统诗词中常见的矜持、蕴藉实是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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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代前期

散曲元代散曲始终与杂剧保持着同步的节律。和杂剧一样，它也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散曲创作的中心也是在北方，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卢挚、张养浩等。散曲作为一种新鲜的诗体，由于前期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造才能，很快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魅力，呈现出富于时代特征的风貌神韵，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中与诗、词比肩而立的永久地位。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北方作家一旦冲破了习惯的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束缚，即释放出奔跃的热情。在政治风云突变、科举仕途阻塞以及士人地位沦落的情况下，他们在弃绝传统观念方面有时表现得十分果敢。
前期散曲的一个特征是，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作家们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否定的态度。所谓“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卢挚《沉醉东风·退步》），“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朝代兴废是不断的闹剧，政治是一场虚空。而代表着为政治为君主献身精神的屈原，遭到一致的嘲弄，所谓“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屈原清死由他惩”（马致远《拨不断·无题》），儒家伦理信条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作为其根基的“忠君”观念亦已发生动摇。虽然说，这里面并不是没有消极颓丧和无奈地自嘲的意味，但认为文士的人生价值不一定甚至无须和政治相联系，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出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而像张养浩写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时，对政治价值的否定则引向更积极的方面。
这与邓牧抨击“君道”的思想是一致的。
前期散曲的又一特征，是作家的生活态度与市井社会的观念形态关系密切，在这方面同样显示出唐宋以来不断强化的儒家伦理的脆弱断裂。不少作品以赞赏的态度描写男女私情，作家甚至乐于暴露个人的私生活镜头，这类题材似乎最能有效地探测社会风尚变迁的程度。由于作家生活环境的关系，在涉及女性的作品中，描写妓女的占了相当比重。在这些描写里，道德偏见被“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刻同情所取代，毋宁说是由于作家自身的伦理教条的淡薄与人情的归复，她们的情感要求和善良一面才得到更多的肯定。
在前期散曲中，所谓温柔敦厚或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很少受到重视。许多作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爽作风极其率直地表述自身的感情，甚至竭力寻求最能刺激感官的意象和语汇来传达情绪，这也和市井的审美趣尚相接近。与此相适应，前期散曲的语言也大都是朴质自然的，与市井社会的生活语言关系密切。一些极不雅驯、甚至骂人的话也频频出现，诸如“骂你个短命薄情才料”（商衢《双调新水令·无题》），“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这是唯有散曲中才有的。当然，这种语言未必引起美感。但文学的发展需要传统的不断更新，豪放率直乃至粗俗的语言对于变得纤弱的文学肌体来说，有一种补充“元气”的作用。
当然，就具体作家而言，艺术风格还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偏于“本色”，曲中口语的成分较多；有人偏于婉丽，对语言的锤炼比较讲究，并较多地吸取诗词的意境。不过，这只是大致表示两种不同的趋向，而很难作截然区分。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则以“本色”为主。
关汉卿和王和卿留下的散曲作品数量不多，但是他们作为早期的作家，在运用活泼灵动、豪放风趣的语言为文人散曲建立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关汉卿的散曲，同他的杂剧有些地方是相通的：豪爽而带老辣，富有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激情，对世事具有一种智慧的洞察力，常表现出诙谐的个性。语言虽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在写男女恋情之类时，也有一种尖新流丽的特点。
关汉卿散曲中有一部分是抒写自身的人生情怀的，其中以《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最为著名。在杂剧部分介绍关汉卿生平时，我们已引用了这首套数中的一支曲子，并略加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内容相近的尚有《双调乔牌儿·无题》套数，集中表述了摆脱功名利禄、不理人间是非，唯求“自适”的人生情怀。曲中最后说：“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对历来尊为“高士”的伯夷、叔齐、巢父、许由都加以讥刺，认为他们的是非感太过强烈。其实关汉卿的性格是爱憎鲜明的，他的不理是非，实际是对由传统伦理所判断的是非采取蔑弃的态度。
他在散曲中写得最多的还是男女情爱，表示对自由爱情的赞美。如《普天乐·崔张十六事》是当时流行的“西厢”故事的节缩，犹如一部小型《西厢记》。还有像《双调新水令·无题》套数，也是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偷偷幽会，有着类似《西厢记》中写崔张幽会的大胆描绘。关汉卿的这一类散曲，大多写得生动活泼，饶有情趣。如《大德歌·夏》：
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谁画？瘦岩岩羞带石榴花。
还有《一半儿·题情》：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这种曲子有短小的情节，把人物情态写得活灵活现。语言似乎是很随便的，实际上却有老练的功力。
王和卿，大名人，与关汉卿友情甚笃。据说他性格诙谐，善于嘲谑，连关汉卿都要让他几分。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引了他的《醉中天·咏大蝴蝶》作为例证，这首曲子中纵恣的意象、轻捷有力的音乐节奏，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生活感受和美学趣尚，堪称是早期散曲中的典范性作品。
王和卿今存的散曲多为小令，似乎器局不大，但他是个富于独创性、具有良好气质的艺术家，有些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人物和小景的速写，洋溢着活泼、浓郁的意趣。如《醉扶归·失题》：
我嘴揾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我胸皮。早难道香腮左右偎，则索项窝里长吁气。一夜何曾见他面皮，则是看一宿牙梳背。
勾画出女子闹别扭，男子沮丧、懊恼的情景，着墨不多，风趣盎然。王和卿另有《拨不断·王大姐浴房内吃打》、《拨不断·胖妻夫》等，皆属这类生活小品，题材似乎不够严肃，甚至有些庸俗的气息，但都透着市井文人的那种乐观、活泼、无所顾忌的个性，显示出散曲的娱乐性特征。
白朴和马致远的散曲，和关汉卿、王和卿有所不同。他们既受市井艺术的影响，又保持着对传统文学的爱好，所以俚俗和工雅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时存在。如白朴的《小石调恼煞人·无题》套数写恋人相思之苦，既出现“残霞照万顷银波，江上晚景寒烟”这样文雅的景物描绘，又出现“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这样的市井咒骂。下面是他的一首小令《阳春曲·题情》：
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
把生活的欢娱放在功名之上，认为“及第”并不能带来人生的真价值，这也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态度。
在元代前期的散曲家中，马致远是留存作品最多，历来评价最高的一个。他现存小令一百十五首，套数二十二首，另有残套四首。作品的内容，以感叹历史兴亡、歌颂隐逸生活、吟咏山水田园风光为主，在保持散曲特有的艺术风格的同时，又常具有诗词的意境和秀丽的画面感，语言自然清丽，雅俗相兼。其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最容易引起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所以被置于“群英之上”。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下面是其中的三支曲子：
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乔木查》）
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庆宣和》）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离亭宴煞》）
“东篱”为马致远别号。此曲是一篇隐士的内心独白，典型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精神层面。他们对隐逸生活的看法，不是注重保持道德的节操，即所谓“独善其身”；也不视为政治上的暂时退遁，即所谓“淡泊明志”。他们的思考前提不复以传统伦理理念为基础，而由此撤离，进入一个包摄人生、光阴与宇宙的更为恢廓的背景中。从这样的角度观察尘世与历史，“豪杰”们“投至狐踪与兔穴”，实在是可笑的；“秦宫汉阙”到头来“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亦可怜之极。
所以他们不愿仿效“豪杰”的可悲命运，亦无意卷入维护“秦宫汉阙”的无意义的历史漩涡。这种对于历史的虚无感未必是值得赞同的，但却反映了自我的觉悟、个人价值的提高，并包含着对于封建政治的独立的反思。
此套数历来受到推崇，是由于作者以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和丰富的意象表达了这类心态。尤其是“密匝匝蚁排兵”等数句，非常凝炼而形象地表达出对政治历史的憎恶感与虚幻感。而“排兵”、“争血”等字眼使人联想起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残酷、狰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马氏的一首小令《天净沙·秋思》向来脍炙人口：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摆脱系连词而直接以名词性意象的组合来描绘景物，在诗词中就已出现，如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颇为人称道。但这首小令仍有其独特的长处：
一是它的意象组合更为自然，所以虽省略了系连词，却不觉得缺了什么，很容易理解；二是在每个单字的名词前都有一个形容词作修饰，既造成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又减低了意象的密度；三是前三句都是相同结构，形成一个单元，首句有浑重感，次句有清新感，加上第三句的空间延伸，这要比两句为一个单元的诗能更充分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加上后两句的渲染和点题，曲中的离情别绪表达得带有丰富的联想和意蕴。在这首小令中，显示了作者对自然素材进行主观塑造的艺术创造力。
以上所述，都是和市民社会、市井文艺关系密切的文人。
在元代前期，还有像卢挚、张养浩、王恽等一批曾在官场中取得较高地位的文人，也以散曲著名。他们的创作，同前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较明显的差异。他们很少写市井风流放浪的生活，而相对的，表现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情趣的内容要多些，从艺术风格来说，他们或偏于工丽，或偏于质朴，但俚俗的语言用得比较少。
卢挚（？—1314以后）字处道，号疏斋，涿郡（今河北涿县）人。至元五年（1268）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在趋向传统诗词的艺术意趣方面，他表现得较突出。就其长处来说，是语言雅洁而飘逸，神韵潇洒而清淡，既含诗词的意境，又有散曲的清灵。举小令《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为例：
系行舟谁遣卿卿？爱林下风姿，云外歌声。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恰绿树南薰晚晴，险些儿羞杀啼莺。客散邮亭，楚调将成，醉梦初醒。
在这类作品里，虚词、衬字或俗语都用得很少，更接近词的格调，不像关汉卿等人大力突出了曲的特殊形式。从美学意趣上说，显得更为优雅、克制。卢挚喜欢将前人诗词中的句子融化入曲，这也增加曲中的雅丽特征。但像“银烛冷秋光画屏”（《沉醉东风·七夕》），“水笼烟明月笼沙”（《蟾宫曲·商女》）之类，未免有生吞活剥之嫌。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历城（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为人正直，因上疏言事得罪，辞官隐居多年。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张养浩的散曲与卢挚相比，又是一种情形，他的语言比较质朴豪放，有不少作品带有批评政治的内容，显示沉郁的风格。
张养浩的现存散曲均是作于罢官之后，回首官场中的尔诈我虞、风波惊险，有万千感慨，而笔下的挖苦讽刺，更有着深于世故的锐利。如一组《朱履曲·无题》中写道：“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捵着胸登要路，睁着眼履危机”，“里头教同伴絮，外面教歹人揪，到命衰时齐下手”等等，写官场犹如陷阱，令人不寒而栗，而相对于此，隐居田园的生活，更显得轻闲舒适：
柳堤，竹溪，日影筛金翠。杖藜徐步近钓矶，看鸥鹭闲游戏。农父渔翁，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对着这般景致，坐的，便无酒也令人醉。（《朝天曲·无题》）
张养浩的一组《山坡羊》曲，大约是他前往陕西救灾时所作，对古迹叹兴亡，其中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慨，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用散曲的形式写出，让人觉得亲切。如其中《潼关怀古》一首，写“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虽也是儒者经世济人的情怀，但作者的立场，更显得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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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元代后期

散曲同杂剧一样，元代后期，散曲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南方，许多出生于北方的作家纷纷南下，而一些南方文人也参与进来。
其中最重要的，有贯云石、曾瑞、乔吉、张可久等。而和杂剧情况不同的是，后期散曲中享誉最高的张可久是南方文人。
后期散曲作家大多不乐仕进，优游于江南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醉心于城市的繁华佚乐，前期散曲中那种由于政治失意而产生的愤激和幻灭的情绪，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然淡化了，人们似乎更注意艺术中的个性表现。
后期散曲在思想内容上有超过前期之处。像曾瑞一些描述“私情”的作品，写得十分大胆，对于礼教和世俗的“是非”截然地投以蔑视。另外，刘时中有《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反映江西大旱灾中人民流离失所、死者相枕藉的惨痛情况，其真实细致，是同样题材的诗词所难以相比的；
睢景臣有《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数，从乡民的眼光，以谐谑的笔调，将汉高祖“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场面写得滑稽可笑，并以刘邦从前的无赖相与眼前的趾高气昂加以对照，表明在市民阶层的眼光中，封建皇权失去其神圣与庄严。作为政治题材的作品，这两首套数都达到了新的深度。
散曲从一开始就与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在前期散曲中，就存在或偏向于市井文艺、或接近词的风格而偏向于文人化的两种倾向。后期散曲以乔吉、张可久为代表，进一步向清雅工丽发展，向词的风格接近。他们的作品以小令为主，格律有一种“定型”的趋势，句式的变化较少；从语言来说，乔吉虽也兼用俚语，却加以精心锤炼，以求得非寻常口语所有的效果，而张可久则更优雅。这是文人自身的文化基础在起作用，使散曲与市井文艺的源泉有所脱离。但并不能说，这时的散曲已经等同于词。乔、张的小令，仍呈现着散曲的清新、灵动的特色，而没有语意的过分浓缩和词语的过分典重。
他们所追求的优雅的韵趣、精致的表达，和当时东南地区洒脱、自由的文学环境有密切的关联，在开拓美学意境和融合雅俗传统等方面有值得重视的地方。
贯云石（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畏吾儿（维吾尔族）人。其祖父为元朝名臣阿里海涯。云石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任翰林侍读学士。但他更醉心的是作一个江南隐士，于是称疾辞官，浪迹于江、浙一带，与汉族士大夫交游，制作了大量散曲，著称于当时。
由于贯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使他的散曲创作产生了一种难得的风格，既有北方豪士的飒爽英风，又兼江南文人的飘逸之气。如《红绣鞋·无题》：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