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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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这首曲子把两情缱绻表达得异常生动、热烈。自然错落的口语和衬字，抑扬有致的音节以及虚拟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前期的本色作风。另如《蟾宫曲·无题》：
凌波晚步晴烟，太华云高，天外无天。翠羽摇风，寒珠泣露，总解留连。明月冷亭亭玉莲，荡轻香散满湖船。
人已如仙，花正堪怜，酒满金樽，诗满鸾笺。
此曲咏杭州西湖，颇似一位风流蕴藉、翩翩高蹈的江南名士的手笔。但在整饬的格律中，仍流动着豪放飘逸之气。而另一首《金字经·无题》则显得更为柔美：
蛾眉能自惜，别离泪似倾，休唱《阳关》第四声。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萧萧月二更。
他的一首套数《中吕粉蝶儿·西湖游赏》，写杭州美丽的自然风光、繁华的城市景象和文人沉醉于“花浓酒艳”、“乐事赏心”的享乐生活，对认识当时江南文学风气很有意义。
曾瑞字瑞卿，自号褐夫，大兴（今属北京）人，生平不详。《录鬼簿》说他因羡慕江浙风物和人才，由北来南，并说他“神采卓异，衣冠整肃，优游于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
他不愿出仕，但“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可见他的声名很高。
曾瑞的散曲以写男女之情的大胆奔放为显著特点。在《喜春来·相思》中他写出了爱情不能如意的痛苦：“这般情绪几时休？思配偶，争奈不自由！”在《红绣鞋·风情》中他写出了一对恋人为追求爱情而藐视世俗是非的大胆态度：“会云雨风也教休透，闲是非屁也似休偢。”在套数《黄钟醉花阴·怀离》中，他更以年轻女子的口吻，发出“待私奔至死心无憾”的呼喊，表现出对礼教规范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的《快活三过朝天子·老风情》甚至写已非年轻的妇女对情感满足的渴求：她虽然“簪花人老不相宜”，还是“长感动思凡意”，想的是“得遇知心，私情机密，有风声我怕谁？”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这实在是越轨得非常厉害了。而由此可以看到，在元代同市民文化相联系的文学中，对人性的认可有时已经到了相当宽宏的程度。
与情感表现的坦露相适应，曾瑞散曲的语言继承了早期散曲通俗本色的传统，不避俚俗，直率明快。以《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闺中闻杜鹃》为例：
无情杜宇闲淘气，头直上耳根底，声声聒得人心碎。
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阑边，雕檐外，画楼西。把春酲唤起，将晓梦惊回。无明夜，闲聒噪，厮禁持。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我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
乔吉的生平已在杂剧部分作了介绍。在自觉过一种浪子生涯并甘愿以此终生这一点上，乔吉与关汉卿可谓同调，只是他常带着揶揄与超脱的眼光看待功名仕途、世情沧桑，人生态度不像关氏那样愤激与执著而已。且看他一首自我写生的小令：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绿幺遍·自述》）
乔吉的散曲今存小令二百零九首，套数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张可久，他们两人并称为元散曲两大家。作品的题材，大抵围绕其四十年落拓漂泊的生涯，写男女风情、离愁别绪、诗宴酒会，歌咏山川形胜，抒发隐逸襟怀，感叹人生短促、世事变迁。在这里面，呈现出一个洒脱不羁的江湖才子的精神面貌。他常常嘲讽仕宦者的“愚眉肉眼”，对自己的放旷生活表现出自得的陶醉，却也难免有些胜事无常的凄凉。
一些寻常景物和瞬间，经他惺松的醉眼，便呈露着萧瑟的诗意，如《折桂令·风雨登虎丘》：
半天风雨如秋，怪石於菟，老树钩娄。苔绣禅阶，尘粘诗壁，云湿经楼。琴调冷声闲虎丘，剑光寒影动龙湫。
醉眼悠悠，千古恩仇。浪卷胥魂，山锁吴愁。
在艺术表现上，乔吉的散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形式整饬，具有明快的音乐节奏，这一特点从上面的举例中就可以看出；另一特点是在语言的锤炼上很下功夫，善于用新颖别致的语言传达敏锐的感受。譬如他喜欢把“娇”、“劣”二字组合起来形容女子，如“翠织香穿逞娇劣”（《小桃红·花篮髻》），“桃李场中，尽劣燕娇莺冗冗”（《折桂令·贾侯席上赠李楚仪》），表现出女性的活泼而刁蛮的性格。又譬如写景的句子，“山瘦披云，溪虚流月”（《折桂令·泊青田县》）、“蕉撕故纸，柳死荒丝”（《折桂令·拜和靖祠双声叠韵》）有种尖新感，而“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满庭芳·渔父词》），则又有一种淡雅的韵致。而且，乔吉往往能把工丽的语言和俚语口语捶打成一片，像《水仙子·忆情》中“担着天来大一担愁，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又如《满庭芳·渔父词》：
吴头楚尾，江山入梦，海鸟忘机。闲来得觉胡伦睡，枕着蓑衣。钓台下风云庆会，纶竿上日月交蚀。知滋味，桃花浪里，春水鳜鱼肥。
大致可以说，乔吉的散曲，既保持了若干本色特征，又趋向于工整清丽，由此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张可久（约1270—1348后）字小山，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又据《录鬼簿》及其他零星记载，他曾做过负责地方税务的“首领官”、桐庐典史等吏职，据说他在至正初已七十余岁，尚为“昆山幕僚”（李祁《跋贺元忠遗墨卷后》）。而他的散曲里，涉及较多的是隐居和游荡江湖的生活。所以，他的一生大约就是在时隐时仕、辗转下僚中度过的。他自己所说的“半纸虚名，万里修程”（《上小楼·春思》），是很形象的概括。主要的活动地点，是江苏、浙江一带，也到过东南其他地区。
张可久专攻散曲，特别致力于小令，他的《小山乐府》存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首，为元人留存散曲最富者，与乔吉并称元散曲两大家。在这些作品中，一部分流露他人生失意的不平，如《卖花声·客况》所写到的“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亦反映出人世的阴暗面，如《醉太平·无题》所写到的“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但更多的，是写隐居生活的闲逸、对隐居生活的赞赏，和大量的山水风光的描摹，以及元曲中最常见的对男女风情的咏吟。
和乔吉一样，张可久的散曲也是在整饬的形式中呈现清丽的格调，但也有些不同的地方。小山的为人似乎不像乔吉那样敏感外露，他的曲中情调，颇有风流自赏的味道，而没有乔吉那种落拓疏放，也没有乔吉的幽凄；他的语言，不像乔吉那样力求尖新别致，除了少数作品，一般不使用俚俗语汇，而更多地融化诗词语汇和意境，显示简淡清雅、委婉蕴藉的韵致。在所谓“以词为曲”这一点上，他比乔吉更显得突出。这样的风格在士大夫中能获得更多的好感，所以前人对张可久散曲的评价很高。明人朱权说：“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太和正音谱》）
清丽简淡的风格尤以描绘江南景色见长，兹举数例。
老梅边，孤山下。晴桥螮蝀，小舫琵琶。春残杜宇声，香冷荼藦架。淡抹浓妆山如画，酒旗儿三两人家。斜阳落霞，娇云嫩水，剩柳残花。（《普天乐·暮春即事》）
嗈嗈落雁平沙，依依孤鹜残霞，隔水疏林几家。小舟如画，渔歌唱入芦花。（《天净沙·江上》）
笑掀髯，西溪风景近新添，出门便是三家店。绿柳青帘，旋挑来野菜甜。杜酝浊醪酽，整扮村姑椠。谁将草书，题向茅檐？（《殿前欢·西溪道中》）
作者彷佛是一个丹青高手，洒洒落落几笔，便涂抹出一幅疏密相间、意境悠远的文人写意画。而事实上，这类作品同绘画确有内在的关系。元代江南文士的闲适生活和人文氛围，有助于人生乐趣的品味与艺术涵养的培育，以生活于东南一带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为代表，在山水画中出现注重写意的“文人画”。典型者如倪瓒，以“逸笔草草”勾勒出经过主观心境“简化”和构造的山水，传达出一种印象，一种意趣。这种画风取代了此前的“青绿山水”和宋代“院体”，并广为文人所欣赏。张可久的小令中，诸如“江村路，水墨图”（《落梅风·江上寄越中诸友》），“长空雁，老树鸦，离思满烟沙，墨淡淡王维画”（《梧叶儿·春日郊行》），“且将诗做画图看”（《红绣鞋·虎丘道上》），这一类比拟屡见不鲜。这既表明他对元代新画风的喜爱，也表明他的散曲创作与当时绘画艺术的审美时尚之间的相通。所以，尽管这些散曲与词的风格很相近，但还是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特色；与词相比，直接的抒情之笔较少，而更以意趣取胜。
还须说明一点：说张可久的散曲完全脱离“本色”，也过于绝对。像下面这首《朝天子·春思》：
见他，问咱，怎忘了当初话？东风残梦小窗纱，月冷秋千架。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五花，骏马，何处垂杨下。
虽然有些句子写得很精致，但全篇依然是灵动活跃，具有散曲的鲜明特征。
元代后期较著名的散曲家，还有号“甜斋”的徐再思，号“澹斋”的杨朝英等，就不一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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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元代诗文

元代戏剧、散曲以及小说的兴盛，给元代文学带来新异的色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因此认为元代的传统文学形式没有什么可称述的成就，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不正确的。
元代的词由于很大程度上为散曲所替代，确实不够兴盛，但仍然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散文方面，一开始就有着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首先，宋代理学家轻视乃至废弃文艺的观点，在元代失去了有力的势头。戴表元批评南宋时“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并对之表示强烈不满，实是代表了相当普遍的态度。而一般追随唐宋古文的人，大多主张文与道并重。比这更进一步，北方的一些儒者、文士，更以“复古”为旗号，欲在唐宋“古文”的规制之外，追求文章（以及文章所体现的儒学精神）的原始活力。如卢挚的《文章宗旨》，对唐宋各古文名家均有微辞；郝经对文章强调“皆自我作”，认为文章之法“当立诸己，不当尼（泥）诸人”（《答友人论文法书》）；元明善主张文章当“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元史》本传），都有这样的意义。虽然，由于元代散文偏于经世致用，也没有找到明代散文所具的张扬灵性的新支撑点，成就不能说是很高。但它已经隐隐显示着向后者演变的轨迹。明代文章复古的观念，实际是始于元代的。
至于诗歌，作为文人文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最重要的形式，则强有力地反映着元代社会经济形态和知识阶层人生观念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从元代前期开始，崇尚唐代乃至汉魏六朝的风气在诗坛上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作为对宋诗的反动，这首先起到了把诗歌从重理智而轻感情的道路上拉回来的作用；到了元代末期，以商业经济发达的东南城市为主要基地，以杨维桢、高启等为主要代表，诗歌中更出现与市民文艺相融合、反映商人生活、突出个人价值与个人情感、在美学上打破古典趣味等种种新的现象，这实际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方向靠拢的动向，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
本章将主要介绍元代诗歌，兼及散文和词。所以各个时期的划分，也主要从诗歌着眼。元诗作家作品的数量，尚未有明确的统计。在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和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中收录二千六百多人。顾嗣立把元诗分为三个阶段，比较合理也比较清楚，我们即以此为分期的基础。大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元诗的前期主要是指从蒙古王朝入主中原直到南北统一稍后（十三世纪末）的一段时期，中期是指从十四世纪开始到三十年代末、元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后期指至正年间，即元王朝的最后二十多年。这和杂剧、散曲的习惯分期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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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代前期

诗文元代前期诗文是由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两个群体的不同创作构成的。从诗来说，大体北方作家的风格雄犷而豪健，体现出异民族文化素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活力，但艺术上较为粗糙；南方作家的风格偏于清婉秀雅，情调较低沉，艺术上更为讲究。后来赵孟�谷胧擞谠�，在某种意义上犹如庾信、王褒进入北朝，使得元诗在艺术上得到提高。故顾嗣立《元诗选》说：“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而诗学又一变。”
元代前期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同宋诗传统的分离和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个世变急遽、血火遍布的年代，诗人们情感激荡，在宋代形成的偏重知性审美意趣的诗风显然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成为普遍的意见。如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云：“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盖后世辞胜，尽有作为之工，而无复性情。”这里面虽有崇尚“高古”的偏见，却也有强烈地标举“性情”的意义。宋荦为《元诗选》所作《序》云：“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清扬，近太白。”所谓近少陵、近太白之比拟固嫌粗略，但指出宋诗“沉僿”、元诗“清扬”的区别，确是看到了在情感表现上前者多有抑制而后者较为舒张的事实。虽然，从语言的精深来说，从诗人的独创性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仍有许多缺陷，但它毕竟从宋诗的势力中解脱出来，在广泛取法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多样化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散文也正如前面所说，同样发生了与宋代散文传统相脱离的趋向，虽然其效果不太显著。以戴表元为例，可以明显看到文章中说理成分的减少和抒情性的增强。
元代前期诗文的题材相当丰富。在民族间激烈冲突、战争以野蛮而惨厉的情形出现于中国大地的数十年中，很多诗人从各自不同的地位、立场上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在历史的大动荡中，积极与蒙古贵族合作的“识时务者”和以身殉节的忠烈之士毕竟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眼见故国沦亡而无力抗争。他们或以遗民自居，或不得不向新主臣服，但在精神上都镌上了深巨的创伤。这一时期的诗文也录下了知识阶层心灵的惨痛。
任何一次历史的大动荡，都无例外地引起知识阶层的深刻反思。在元代前期的诗文中，我们同样看到人生的幻灭感，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乃至尖锐的批判，以及对新的人生取向的寻求。
元代前期出身于北方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郝经、刘因等。其中，耶律楚材（1190—1244）生活年代最早。他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辽皇族的子孙，被成吉思汗召用，太宗时官至中书令，成为元初的名相。有《湛然居士集》。他的诗写得不够研炼，但不少作品境界开阔，情调苍凉，很有特色。如《阴山》：
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世业儒，其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之师。元世祖忽必烈为皇弟时，在藩府中召见郝经，对他所陈述的治国方略极其赏识，即位后，授予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并派遣他为国信使，与南宋谈判。入宋后遭拘禁达十数年，始终不屈身辱命，宋崩溃之际始归朝，不久卒。有《陵川集》。
郝经反对传统的“华夷之辨”，力图在蒙古王朝征伐四方的盛大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点，强调主体精神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进而对于文章写作，他也强调“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创新意识。
郝经的诗作受韩愈和李贺的影响较大。他的《长歌哀李长吉》对李贺极表推崇，感叹“我生不幸不同时”。他的《怀来醉歌》中“腊香一喷红染唇”，《古菱花镜词》中“化为片铜藏死魄”，《湖水来》中“昆明老火飞狂灰”之类，用语遣词显然受李贺的熏染。但郝经的诗缺乏李贺那种内向体验的深度，而更多外向扩张的力量，如他以“喷叱一气转，大呼天地窄”、“云飞月缩艳，日落天失色”写《北风）一题，不但写出风的狂野，也表现了自身的审美趣味。他的一些古体诗，对南北分裂的历史和现实纵横议论，而推崇北人的勇武，也有类似特点。如《白沟行》：“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指出宋王朝的衰败，实始于宋太祖放弃燕云十六州的懦弱政策。又如长诗《沙陀行》，由赞美驰骋漠北的沙陀马，转而歌颂北人作战的勇猛：“人人据鞍皆王良，直入饮血啮头颅。查牙生人润枯肠，所向空阔都无敌。”体现出作者崇拜武力的狂热，充满肃杀之气。另如《居庸行》、《化城行》、《入燕行》等，咏叹宋、金的兴亡，以及战争带来的生民涂炭的结果，寄寓了深沉的历史感。
郝经羁留南方时所写《秋思》等诗，则有更多的抒情意味。诗中所表现的对元朝的忠诚，与其说是源于某种道德信念，毋宁说更是以他对宋、元双方实力的判断和对个人所选择的从政道路的自信为基础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表示不愿与蒙古统治者合作。有《静修集》。刘因是北方著名的理学家，但他个性豪迈，没有南方儒者中常见的局促拘谨之态。他的诗也大都写得高昂自信，常带有议论成分。如《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在生与死的循环交替中，诗人所注意的不是死的可哀，而是生的可喜。另外，刘因的词也很著名，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的结末云：
“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篙春浪。”
在前期的北方文人中，姚燧以散文见称。所作以碑铭诏诰等应用文为多，文学性不强。但其风格，《元史》本传称“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与宋代散文的平易流畅不同。《元史》又说他二十四岁时，“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可见他是从韩文入手的。他的文章句子常写得短截有力，叙述多转折起伏，这种审美趣味和郝经的诗一样，反映出当时北方文人对文学的表现力度和由此体现出的作者的精神力量的追求。
元代前期由南宋入元的诗文作家，主要有邓牧、仇远、戴表元、赵孟�沟取�
邓牧（1247—1306）字牧心，自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并不高，留下的诗文数量也很少；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反理学、佛学、道学的“异端”思想家，了解他对于了解元初文人的思想动向很有意义。
邓牧在宋亡后以遗民自居，与谢翱、周密等人相往还。这些“遗民”往往对宋代文化的缺陷有一种反思，而邓牧更进一步，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问题作了深刻思考。
在《君道》一文中，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指出天下不是“一夫”的私产。文中还严辞抨击秦以来的君主“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所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在《吏道》一文中，他又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是为害人民、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直接原因。邓牧的救弊方案是“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他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的批判，还是强有力的。
邓牧另有《寓屋壁记》和《逆旅壁记》，是两篇辞旨隽永的小品，如《四库提要》云：“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实则表达了元初文人悲愤、虚无的心态。
仇远（1247—1326）字仁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在宋末已有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