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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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运用；但用于写传奇，未免是以“荟萃”的功夫代替了创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志怪和传奇，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

二、北宋中后期的文言小说

自此之后，北宋的志怪有张君房《乘异记》、张师正《括异志》、聂田《祖异志》、秦再思《洛中纪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等，大抵仍循着徐铉、吴淑的路子。传奇则情况较为复杂，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深受“士习拘谨”的传统的束缚。第二种类型，虽仍受“士习拘谨”的影响，但已出现了若干与宋、元“说话”相通的因素。第三种类型则具有较明显的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秦醇、钱易、张实诸人的传奇。
秦醇，字子复，谯郡亳州（今安徽亳县一带）人。生平不详。现存的四篇传奇均收入刘斧《青琐高议》。刘斧生活于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当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传奇以《赵飞燕别传》及《谭意歌传》较受注意。前者写飞燕、合德姐妹俱得汉成帝宠幸，姐为皇后，妹为昭仪，既而飞燕失宠，昭仪纵恣，杀害成帝其他妃嫔所生之子。成帝死，昭仪也被迫自缢；并以杀成帝子嗣，“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杀子之事非昭仪所能擅为，就史实来看，也确是成帝与昭仪共同干的（见《汉书·外戚传》）；即使成帝对昭仪因爱生畏，杀子出于被动，但若不经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现。今则诿过昭仪一人，让她独受巨罚。从中既可看到“为尊者讳”的道德观，也反映了女人祸水论的传统思想；死后巨罚的设计，尤可见其严冷。唯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甚为明代文人胡应麟等所赞赏（见《少室山房笔丛》）。《谭意歌传》写谭意歌流落长沙为，与张正字相爱，婚约甚坚，其后张迫于母命及舆论，竟另娶妻。而两人分别时意歌已怀孕。意歌虽知被弃，仍养子守节，不另嫁人。三年后，张所娶妻已死，遂与意歌重圆。其子长大后成进士，意歌“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衍”。鲁迅谓此篇“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而若以男性为中心，谭意歌实比霍小玉、崔莺莺都可爱得多。她在被弃以后，既不像霍小玉那样给李益带来麻烦，又不似莺莺那样嫁给别人，却仍艰辛自守，男子什么时候愿意跟她重圆都可以。鲁迅评其传奇为“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同上），实非苛论。
钱易，字希白，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后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传。大中祥符年间“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所作《越娘记》，写杨舜俞为越娘尸骸迁葬，越娘鬼魂很感谢他，与他同居。但她的这种行为为正道所不容，故最后被一道士以符拘系，并受答挞。
张实，字子京，生平无考。所作传奇《流红记》收入《青琐高议》，自为北宋人。该篇写唐僖宗时事：宫女韩夫人题诗于树叶上，置于御苑水渠中，随水流出，为儒生于祐所得。祐复题两句，也书于叶上，置于上流水中，流入御苑，又为韩夫人所得。韩夫人为此更题了一首诗。其后僖宗遣放宫人，韩夫人得以出宫，经人介绍成婚，而其丈夫竟然就是于祐。
此篇内容系缀合前人所写两个故事而成。其一，《云溪友议》载：唐宣宗时卢渥于京师御沟拾得一红叶，上有题诗，其后竟与题诗的宫人成婚。其二，《本事诗·情感第一》载：顾况曾拾得皇宫中流出的大梧叶，上题一绝句；顾况于次日也题诗于叶上，置于流入皇宫的水中；其后又有人拾得宫中流出题有诗句的梧叶，系答顾况诗而作。《流红记》缀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尽量符合当时道德规范。如顾况和卢渥所得宫人之诗，分别为：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随红叶，好去到人间。
前一首的一、二两句，颇有怨怒之意，后两句显含对于爱情的企求，这都不是安分的宫女所当为。后一首则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旨。《流红记》中韩夫人题于叶上的第一首诗即用后者。顾况所题之诗，为“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把深宫的情景、宫女的处境都写得相当悲惨，并对宫女表现出衷心的同情；这对于本就心怀不满的宫女只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自为重视礼教的宋儒所不取。所以《流红记》中于祐题叶的诗只有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把顾况诗中的强烈感情都清除了。《本事诗》中宫女第二次所题的诗是：“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一方面流露出欲与题诗人相见的渴望，一方面进一步显示出宫女的可悲可怜，连落叶都不如。这样的大胆，同样不是迂拘的宋儒所敢想象，因而《流红记》中韩夫人的第二首诗与此完全不同：“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此情谁会得，肠断一联诗。”虽然用了“肠断”这样的词，但却毫无激烈、越轨的感情。
总之，此一类型的作品由于不敢稍逾礼教的规范，感情贫乏，不可能出现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精采的描写，仅在涉及某些外在形貌时偶有摹画，如上述“兰汤滟滟”之类。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大业拾遗记》、《隋炀帝海山记》、《炀帝开河记》、《隋炀帝迷楼记》。均写隋炀帝故事，作者无考。大抵《大业拾遗记》出现最早①。
这几篇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人物感情的描写。隋炀帝当然是荒淫奢侈的亡国之君，有许多罪恶，但作品不是力图把他写得像个反常的恶魔，反而写了他的多愁善感，——为生命的易于流逝而悲伤。《开河记》里，他看到了“殿壁上有《广陵图》”，就“思旧游之处”，“瞠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圣容惨然”。在《大业拾遗记》里，他回忆起以前与萧妃的浓烈感情和为萧妃所作的诗，当萧妃重念旧诗时，“帝听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来已是几年事矣。’”然而，这种对于生命易逝的细致的感受，在他身上所激起的却是疯狂的享乐欲望。萧妃提醒他，国家的形势不大好，要他留意。
他却说：“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大业拾遗记》）正因“人生几何”，他就要尽情享乐，连皇帝地位能否保住也不放在心上了。因此，即使是好意的提醒，也因影响了他的及时行乐的心境而为他所厌恶。他还公开宣称：“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迷楼记》）所谓“极当年之乐”，就正是“人生几何”的必然引申。于是穷奢极欲，给人民制造了无穷的灾祸；臣子有敢于劝阻的，一律“赐死”，弄得“臣下相顾，箝结自全”（《海山记》）。然而，这样地倒行逆施，他的内心真的很快乐么？却又未必。
①此四篇有人以为是唐传奇，似不确。关于其时代的具体考证，见章培恒《关于〈大业拾遗记〉等传奇的时代》，载《贾植芳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
“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帝闻其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之曰：“敦使汝歌也？汝自为之耶？”宫女曰：“臣有弟在民间，因得此歌，曰：道途儿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启之也！天启之也！”帝因索酒，自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歌竟，不胜其悲。近臣奏：“无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晓。”帝曰：“休问，他日自知也。”（《迷楼记》）
这是写隋炀帝的内心痛苦很深切的一段。根据古代的迷信观念，“道途儿童”所唱的这种歌，是显示天意的“谣議”，意味着隋朝皇帝杨氏（“杨柳”）当灭，另一个家族李氏（“李花”）要取而代之，而当时的现实形势也使他明白自己就要完了。他的歌本想自我安慰，意谓有兴必有衰，用不到为此而悲伤，现在虽已是燕子归去的秋天，但等下个春天来时，迷楼会更加美丽。但这又怎能真的起到安慰作用？当迷楼更加美丽时，作为今日迷楼主人的自己不是早就灭亡了么？是以“歌竟，不胜其悲”。而这一切痛苦，又只能深深埋在自己心里，向谁都不能吐露，对近臣的询问只能回答“休问，他日自知”，这也就更增加了痛苦的重量。像这样深刻而细致的感情描写，在宋传奇中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重视细节描写。无论是较重大的事件或是生活琐事，有些都写得相当出色。就描写的细致说，这些部分较唐传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写重大事件的，如司马戡等弑隋炀帝的一段中，朱贵儿与司马戡的对话都写得感情真切，口吻逼肖，隋炀帝两度叱斥司马戡，也颇见器度。
……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刀向帝。帝叱之曰：
“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负吾？”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傍，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秋寒，诏宫人悉絮袍袴。帝自临视，造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等，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乃大骂戡。戡曰：“臣实负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为贼据。陛下归亦无门，臣生亦无门。臣已亏臣节，虽欲复己，何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携剑上殿。帝复叱之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经。贵儿犹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海山记》）
其关于生活琐事的，则如《大业拾遗记》写隋炀帝命虞世南作诗嘲袁宝儿以及炀帝与陈后主、张丽华鬼魂相遇，就都颇有情致。现节引前一条如下：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癔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鸡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帝大悦。
……
这一段正如鲁迅所评：“文笔明丽”，“情致”“绰约”（《中国小说史略》）。其所以然之故，恐是作者在写作时，并不具有强烈的教化方面的要求，倒是主要从兴趣出发，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帝王纵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乐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则益以隋炀”（同上）。正因注重兴趣，也就把这些事情写得趣味盎然了。这其实是跟宋、元话本的重趣味相通的。
鲁迅在把《海山记》等三篇与《大业拾遗记》比较时说：
前者与后者“相类”，“而叙述加强，顾时杂俚语，文采逊矣”（同上）。诸如《海山记》的“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不知了当得否”，《开河记》的“知他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怀”，均是“时杂俚语”的例子。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在较明显地向通俗化的方向倾斜。
不过，这四篇虽有上述成绩，却“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中国小说史略》）。
第三种类型的作品，以《青琐高议·别集》卷四所收的《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最为突出。
本篇作者不详。写张浩与李氏女子相爱，私下有婚姻之约。李女向张索其亲笔所写诗为凭证。李女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他们成婚，后来李父同意了，但张浩的叔父却要为浩聘娶孙姓的女子。李女就拿“浩诗及笺记之类”到府里去告，说她“已与浩结姻素定”。结果，府里判张浩与她成婚。“夫妇恩爱，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在本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张浩与李女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纯是私合。张浩送给李女的诗，也不过是私情表记，根本不能作为婚姻的凭据。但作者却将此作为合法的婚姻，府里的判决也说他们“已有终身之约”，如果张浩别娶，那就“在人情深有所伤，于律文亦有所禁”。
在这里孕含着一种新的婚姻观念：婚姻的是否成立和合法，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意愿，而不在于是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问名、纳采等形式。这与士大夫的传统婚姻观显然背道而驰，而后来元代的许多著名作品——例如白朴的《墙头马上》、关汉卿的《拜月亭》——却都持类似的婚姻观。就这点来说，此篇实为它们的先驱。第二，李女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她自动去见张浩，率先提出婚姻之约，并要张浩留下凭证；她托乳母向父母提出欲与张浩成婚，遭拒绝后又要人向张表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在得知张浩已聘孙氏女时，她毅然向父母说知自己与张浩的关系和以死抗争的决心，投井自杀；最后又赴府控告，终于打赢了官司。像这样的主动、勇敢和泼辣，简直不知礼教为何物，也与士大夫家庭的小姐大异其趣。可以说，本篇鲜明地体现了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已看不出“士习拘谨”的痕迹；篇中虽未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结尾处说张浩与李女所生两子“皆登科矣”，那显然是叙述当代事情的语气。
不过，作品中的稚拙之迹也很明显。府衙把张浩和李女的私情视作已有婚约，判两人成婚，这已是匪夷所思；而“家财巨万，豪于里中”，“贵族多欲与结姻好”的张浩，虽然很爱李女，却始终不主动向李家求婚，让李女在这件事上孤军奋战，更使人难以理解。至于描写，也失之简率。如李女在“知浩已约婚孙”后的内心活动，投井时的心理状态，作品竟都全不触及。较之《大业拾遗记》等对人物的描写，差得多了。
总之，北宋的传奇虽有深受“士习拘谨”的束缚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与此相背的运动；不过要从这运动中产生杰出的作品，却还要相当长的时日。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三、南宋和元代的文言小说

南宋的志怪小说有郭彖《睽车志》、洪迈《夷坚志》、沈某的《鬼董》等。《睽车志》多谈报应，文字亦芜杂。《夷坚志》则使宋代志怪的面貌有了较重大的变化。
洪迈（1123—1202）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十五年进士，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以主张抗金为秦桧所恶，洪迈亦遭排摈。累迁吏部郎兼礼部。曾接待金使者，不事迁就；使金，以争朝见礼，不屈，几被扣留，还朝后又被认为使金辱命而罢黜。后起用，知泉州，又历知吉、赣、婺州及建宁、绍兴府，入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淳熙二年（1175）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家居二十余年而卒。洪迈学问渊博，所撰《容斋随笔》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夷坚志》卷帙浩繁，计初志二百卷，支志、三志各一百卷，四志二十卷，凡四百二十卷，每志又各以天干分为十编（甲至癸），唯四志只有甲、乙二编。今仅存一百八十卷及后人辑集的《夷坚志补》三十五卷、《再补》一卷。
《夷坚志》较之以前的志怪具有如下特点：一、篇幅加长，情节也较前复杂。如《夷坚志补》卷八《王朝议》、卷十一《满少卿》，皆在九百字左右，字数已远远超过《离魂记》等短篇传奇。《王朝议》写沈将仕被骗的过程，委曲周至；《满少卿》写满少卿与焦氏女由合至离及少卿最终被杀，亦曲折有致。二、题材扩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前的志怪小说都具有非人间的力量所能产生的事物或行为，但《夷坚志》中却引入了一些纯粹人间的故事。如《夷坚志补》卷八《李将仕》、《临安武将》、《吴约知县》分别写三个利用女色诈财的骗局，就都毫无神怪色彩。另一方面，在《夷坚志》中出现了若干市井民众的生活。如《夷坚志补》卷七《丰乐楼》中的沈一、卷十一《满少卿》中的焦氏父女等等，其身份就均为市井民众。而且，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也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市井民众的特色。沈一看到其酒客中有几人情况特殊，以为是五通神，便向他们跪拜，“乞小富贵”；
他们送了他一袋器皿，他摸知为银酒器，耽心背回家去时酒器相互碰撞发声，路上有人盘问，就赶快用槌击脚踩，将它们全都弄扁，连口袋都来不及打开；回家后向妻子“连声夸语”：“速寻等秤来，吾获横财矣。”诸如此类的表现就颇切合市井民众的身份。而以前的志怪小说是很少写到市井民众的，偶或涉及，也看不出作为市井民众的思想感情的特色。三、描写较前详细，且引入若干口语。这在以前的志怪小说中也是难以看到的。前者如《吴约知县》写吴约欲与一妇人私通，入其内室，恰值其丈夫回来，妇人教他伏于床下，其夫“索汤濯足，置盆于（床）前，且洗且浇，须臾间水流满地。吴衣裳济楚，虑为所污，数展转移避，窸窣有声”，终于被其夫发现。这过程就写得颇细。后者如《夷坚》支戊卷五《刘元八郎》中的“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两三日服事你，如何略不陈谢？且与我十万贯”、“我自无饭吃，那得闲钱”之类，都是突出的例子。当然，这些在《夷坚志》中也只是局部的现象，但较之以前的志怪小说显然是一种进步。四、注重趣味性。（夷坚志》中的有些作品固然勉强可说其意存惩劝或发抒自己的感慨，但有的却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伦理目的。
如《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支甲卷六《西湖女子》和丁志卷十五的《张客奇遇》，都写及人鬼相恋。第一篇中与鬼相恋者差点被祟而死，把鬼铲除后始得康复；第二篇中的女鬼相当可爱，其鬼气虽对恋人的身体有损，但她教他服药后就康复了；第三篇中与鬼相恋的张客则毫未受害。所以，作者写这一切，既不是主张人鬼相恋，更不是反对人鬼相恋，而只是为了好玩，他并不希望从中总结出什么教训——也没有教训可以总结。——这并不意味着书中各篇皆无寓意，只是有不少作品确仅从趣味性出发。
若衡以上节所述宋、元“说话”的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夷坚志》向“说话”的倾斜。这种倾向在《夷坚志》以后的《鬼董》中也可看到。《鬼董》作者姓沈，名字已不可考，约生活于南宋后期，为太学生。董狐为古代著名史家，作者以记鬼的董狐自命，故名其书为《鬼董》，凡五卷。其卷一有一篇记张师厚事，大致谓师厚妻懿娘死，师厚继娶刘氏，残刻妒忌，迫师厚发懿娘墓，以骨投于江中。继而刘氏已死的前夫和懿娘的鬼魂均来索命，师厚请法师张云老禳治。但刘氏仍为前夫鬼魂拖入水中而死。云老与懿娘搏斗，却打中师厚，以致殒命。云老亦以误伤人命而刺配。作者在记述此故事后又说，《夷坚》丁志载杨从善妻王意娘死、从善再娶、意娘索命，实即此事，“但以意娘为王氏，师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刘氏）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所载，是否与此有关，可不置论；但从中可见作者的追求目标在于“新奇而怪”，这跟《夷坚志》的注重趣味性实相一致。书中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的，则为卷四《樊生》条；
即《警世通言》中《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之所本。情节离奇曲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为开质库的樊生等市井民众。
南宋的传奇散见于《云斋广录》、《摭青杂说》、罗烨《醉翁谈录》及《说郛》等书。但《醉录谈录》中的有些传奇，可能已是元代的作品了。
《云斋广录》，李献民作。献民字彦文，开封府酸枣县《今河南延津》人。生平不详。此书属于小说类，原为十卷九门，今存九卷六门。卷首有政和辛印（即政和元年，1111）的序，而书中所收《西蜀异遇》的故事却发生于绍兴年间，该篇的写作自不可能在绍兴以前。是其书于绍兴年间又尝增补，而献民的生活时代则为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书中作品最突出的即为《西蜀奇遇》，其次则《钱塘异梦》。
《摭青杂说》为王明清（1127—1202以后）作。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曾为宁国军节度判官、泰州通判、浙西参议。著有《挥塵录》、《玉照新志》等。《摭青杂说》原书已佚，零篇主要保存于《说郛》中。最有影响的是写范希国夫妇和单符郎夫妇的两篇。
罗烨《醉翁谈录》辑集小说多篇，最值得注意的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和《王魁传》。另有一篇《苏小卿》，原也收于《醉翁谈录》，后亡佚；而《永乐大典》二千四百五卷据以转录。周密《齐东野语》谓：“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夏噩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十《王幼玉记》，本非名人。其具有被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