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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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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编《说郛》收有《梅妃传》一篇，题作者为唐曹邺。鲁迅以为是宋人所作，托名于邺，甚是。考其时代，当在南宋②。
除《梅妃传》外，上述这儿篇传奇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把男女之情置于礼法甚或个人生命之上的倾向。
①关于《梅妃传》时代的具体考证，见章培恒《关于〈大业拾遗记〉等传奇的时代》。
②南宋后期陈元靓所编《岁时广记》卷十二引《蕙亩拾英集》已述及此故事的前半；但其后半出于南宋或元代尚难断言。
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张生与李氏彼此相悦，但李氏已有丈夫，一聚之后，便不能再见，故两人相约自杀，一个老尼姑劝阻他们，并为他们出主意说：“但不得以富贵为计、父母为心，远涉江湖，更名姓于千里之外，可得尽终世之欢矣。”张生回答说：“但愿与伊共处平生，此外皆不介意。”
于是两人便私奔了。这就意味着爱情的价值在富贵和父母之上。《苏小卿》中的双渐，在做官以后，发现他的恋人小卿已沦落为妓女，但他对她的爱情依然如故；及至她被迫嫁人，他竟然带着她私奔。这种行为的背礼违法较上一篇中李生的更为严重，因为他是朝廷命官的身份。
与此相近似的是《摭青杂说》中的单符郎和吕氏。单符郎年幼时就由父母为他定了亲，但经过北宋末年的兵乱，其未婚妻已流落为娼。其后符郎在全州做官，见一妓女色艺俱绝，心甚慕之；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与她欢会。最后发现她就是自己的未婚妻，遂与她正式成婚。在那样的社会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个妇女沦落为娼是很可耻的事；但符郎仍和她结婚，这与双渐在小卿为娼后仍然爱她，是同样的性质：都把爱情放在首位，而不以世俗的道德去苛求对方。至于《摭青杂说》另一篇中的吕氏，本是一位官小姐，为“贼徒”所掠，遂被迫与贼首的族子范希周成婚。不久，朝廷派兵征讨，她估计官兵必能获胜，因“不忍见君（希周）之死”，准备自杀（从这点来看，婚后两人感情很好），但希周阻止了她。“贼徒”破灭后，她回到了父亲身边。父亲要她改嫁，她不愿意。父亲骂她说：“令汝从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县君不肯做，尚恋恋为逆贼之妻，不忍抛耶？”但她仍坚持不从。这位恋恋于逆贼的吕氏，就其对爱情的态度来说，与缱绻于妓女的双渐、单符郎显然有其相通之处。
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王魁传》的王魁，原与妓女情深爱重，“对神痛誓，各表至诚”，桂英并在经济上给他很大的帮助。但他在中状元后，认为“吾科名若此，即登显要，今被一娼玷辱；况家有严君，必不能容”，“遂背其盟”。假如说，《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的老尼姑要人为了爱情而“不得以富贵为计、父母为心”，那么，王魁恰恰“以富贵为计、父母为心”而背叛了爱情。桂英得知后，十分悲愤：“今王魁负我盟誓，必杀之而后已。然我妇人，吾当以死报之。“于是以刀自杀，而其鬼魂终于活捉了王魁。很明显，作者的同情完全在桂英一边。所以，此篇的故事内容虽与《苏小卿》等篇迥异，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
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把爱情地位提得最高的却是《云斋广录》中的《西蜀异遇》和《钱塘异梦》。《西蜀异遇》写书生李达道与孤妖宋媛恋爱。达道“爱其才而复思其色”，虽知她是妖怪，而且二郎神已给了他驱怪的灵符，他却“仰天而叹曰：“人之所悦者，不过色也。今睹媛之色，可谓悦人也深矣，安顾其他哉？……’遂毁其符而再与之合”。为了宋媛，他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这就把爱情放到了生命之上。同时，他把“色”作为男女爱情的基础，这与后来《牡丹亭》所说杜丽娘“慕色而亡”，可谓不谋而合。《钱塘异梦》写司马槱与女鬼苏小小在梦中恋爱。最后，司马槱暴亡，其灵魂与苏小小同乘画舫而去。他确实为爱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样的死不但不显得可怕，反而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即意味着获得爱情比保持生命更为可爱。这与《西蜀异遇》的张扬爱情一脉相承。《四库提要》批评《云斋广录》“纯乎诲淫而已”，从封建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批评其实是正确的。
所以，以上七篇传奇在对爱情的态度问题上都可说是《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的继续与发展。
《梅妃传》写梅妃江采苹才色均佳，很受唐明皇宠爱。杨妃入宫，她逐渐失宠，终致被迁于上阳东宫。有一次明皇与她秘密在翠华西阁相会，为杨妃发觉，大闹了一场，此后就连这样的会见也不可得了。明皇密赐她珍珠一斛，她赋诗退还：“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安史之乱爆发，她为乱兵所杀。此篇中的梅妃，基本上是个温婉的、符合传统标准的女子；但她对杨妃仍然不能不妒忌，也不能做到逆来顺受。退还珍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作品显然是赞扬和同情梅妃——
包括她的退还珍珠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道德要求妇女不妒忌的否定（妇女妒忌原是符合“七出”之条的恶德）。作者在篇末的议论中还公开批驳了那种认为杨贵妃和梅妃的悲惨结局“均其媢忌自取”的说法，而把灾祸的造成归咎于唐玄宗。所以，此篇与上述几篇写男女之情的作品都显示了南宋传奇中的新观念。
不过，在艺术特色上，《梅妃传》与另几篇却颇有不同。
它仍基本保持着唐传奇的传统，另几篇则进一步向通俗化的方向迈步。即使是出于较有名的文人之手的《摭青杂说》，也不乏“他在贼中常与人作方便”、“彼自姓贺，自与你范家子了无半毫相惹”之类的语言。描写也更趋于具体、细致；最突出的为《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如写张生与李氏私奔后，经过三年，贫困不堪，“一日，生谓李氏曰：‘我之父母，近闻知秀州，我欲一见，次第言之，迎尔归去，作成家之道。’李氏曰：‘子奔出已久，得罪父母，恐不见容。’生曰：‘父子之情，必不至绝我。’李氏曰：‘我恐子归而绝我。’生曰：
‘你与我异体同心，况情义绵密，忍可相负？稍乖诚信，天地不容。但约半月，必得再回。’李氏曰：‘子之身衣不盖形，何面见尊亲？’生曰：‘事至此，无奈何。’李氏发长委地，但之苦气①，密地剪一缕，货于市，得衣数件与生。乃泣曰：‘使子见父母，虽痛无恨。’生亦泣下，曰：‘我痛入骨髓。将何以报？’李氏曰：‘夫妻但愿偕老，何必言报？’”写对话如此繁富、细腻，并由此逐步深入地揭示人物的感情，这是在唐代、北宋的传奇中从未出现过的；即使与《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篇的对话相比，也自具特色。
①此两字原本如此，“苦”疑为“若”之误，“气”当亦为误字。此句原意大概是说，李氏保护其义发如保护其生命（或其他珍贵之物）。
总之，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的文言小说向“说话”倾斜的过程，既导致了若干背离礼教的成分和对个人要求、感情的某种程度的重视，也使文言小说的形式日趋通俗、描写日趋细致。《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等作品就是这样的过程的产物。而也正是由于遵循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构《娇红记》。
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著录《娇红记》的是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和晃瑮《宝文堂书目》。前书卷六著录“《娇红记》二卷”，注云：“元儒邵庵虞伯生编辑，闽南三山明人赵元晖集览。”后书卷中“子杂部”亦著录此书。又，日本林秀一教授所藏明中叶刊本《（新锲校正评释）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署“元邵庵虞伯生编辑”①，与《百川书志》著录相同。
①见日本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38卷《娇红记》（1984年初版第10次印刷本）卷末伊藤漱平教授《娇红记·解说）。
其作者署名虽不可据，但明初李昌祺撰《剪灯余话》所收传奇《贾云华还魂记》写元末至正年间事，其男主人公房中已藏有《娇红记》，并出现了《娇红记》男、女主人公的姓名。
所以，它在元末当已流行。
虞伯生即虞集，为元代中期著名文人。而明代宣德十年（1435）丘汝乘为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积德堂刊本）所作序，以《娇红记》为元清江宋梅洞所作，郑振铎氏以为丘说必有所据，故其校点本《娇红传》（即《娇红记》）署“元宋梅洞作”（见《世界文库》）。伊藤漱平氏已考出宋梅洞名远，为宋末元初人。按，《娇红记》中人物飞红曾“举古词一首”，“名《昼夜乐》”，其开头几句为“西川自古繁华地。正芳菲，景明媚”。此实与元代梁寅同一词牌的作品开头极其相似：
“秣陵犹忆豪华地。醉春风，花明媚。”又，梁词云“紫陌香生罗绮。夹十里秦淮笙歌市”，而“古词”有“弦歌声中，绮罗丛里”语；梁词云“油璧小轻车，间雕鞍金辔”，“古词”则说“杂遝香车宝骑”；梁词云“同游放浪多才子，诧酣饮、如高李”，“古词”则作“才子逞疏狂，不惜千金醉”。此两首不仅词牌相同，词句的依傍之迹也十分明显。同时，《娇红记》中其他词也常有取自现成作品的句子，如娇娘所作《一丛花》的结句“仔细思量，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即出于张先所作同一词牌的结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所以，《娇红记》的这一“古词”当以梁寅词为蓝本而改作。梁寅为元末人，《娇红记》当亦出于元末；说成宋梅洞或虞集作，均出于假托。梁寅与宋梅洞皆为今江西地区人，虞集自父亲一代起也居住在今江西地区，则此作品或出于江西人之手，是以被假托的作者既为江西地区人，实际的作者也对梁寅这样并不很有名的江西文人的词相当熟悉。
作品的情节是这样的：书生申纯至其舅父王通判处作客，见其表妹娇娘美艳非常，心生爱慕，而娇娘对他也很倾心。相处日久，彼此互诉情愫，终至私通。申生回家，由其父亲出面，请媒人至王家求亲。王通判以法令禁止表兄妹结婚为理由，坚决不许；其实，当时这法令形同虚设。这使申纯与娇娘都很痛苦，申生借故再至舅父处作客，与娇娘愈益缱绻。其后申纯考取进士，王通判也同意二人结合，但帅府的公子得知娇娘美丽，前来求亲，王通判又把娇娘许给了他。两人知事已无望，娇娘遂绝食，不久死去；申生亦自缢而亡。
在我国小说史上，《娇红记》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作品。
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的新的进展。
首先，《娇红记》不仅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坚贞的爱情，而且写出了这种爱情的被扼杀。在这以前，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中的男方都并不坚贞，宋代小说如《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虽也赞扬爱情，但却未能写出这种爱情在当时的悲惨遭遇，给予他们以实际上不可能的美满的结局。《娇红记》一面对申纯、娇娘的爱情作了高度肯定，一面又真实地揭示了这种爱情的多灾多难和夭折的必然性。无论男女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和坚定，但他们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们家长中有一个人不愿意，他们就不能结合。而且，社会上也还存在许多阻碍他们结合的因素。帅府公子看上了娇娘，王通判就对申纯背信弃义而把娇娘许配给他，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这点来说，《娇红记》在反映人的正常要求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矛盾方面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入。尽管作品在最后部分加上了娇娘与申纯死后成仙的蛇足，但也并未抵消申、王爱情的悲剧性。
比起《张浩——花下与李氏女结婚》等作品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来，《娇红记》显得远为清醒。
其次，《娇红记》在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不但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切、细腻，就是与《水浒》的人物描写相比，也各有千秋。如写娇娘和申纯从初见到热恋的过程，就很细致：申生第一次见到娇娘时，便“目摇心荡，不自禁制”。其后日渐熟悉，“或共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娇则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但有一次王通判请另一外甥吃饭，申纯与娇娘均在座。申纯已不胜酒力，其舅母却还要他喝酒，娇娘就帮他说话，说是“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又悄悄对申纯说：“非妾，则兄醉甚矣。”申生说：
“此恩当铭肺腑。”“娇微谢（‘谢’疑为‘哂’之误）曰：
‘此岂恩乎？’”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表示对申生的关心和亲密，从而引起了申纯的“留意”。一天，申纯见她独自一人，“凭栏无语，徒倚沉吟”，“因吟二绝以戏之”，并写出来给她，她“巡檐循诵，倾鬟低面，欲言不言”，实际上进一步流露出了她的感情。申纯回房以后，“殆无以为怀”，因题一绝句于壁上。过了两天，申纯外出，娇娘独自到他房中，见到了他题的诗和另一首词，“踌躇玩味，不忍舍去”，便作诗相和：
春愁压梦苦难醒，天迥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拾集处，落花枝上晓莺声。
从诗中可以看出来，她的心已被打动了，但仍未明确表态。自此，申纯“朝夕惟求间便以感动娇娘，然娇或对或否，或相亲妮，或相违背”，作品并具体地写了几次她的“或相亲妮，或相违背”的经过。直到最后，申纯正式向她提出：“……予每见子言语态度，非无情者，及予言深情切，则子变色以拒。
果不解世事而为是沽娇耶？谅孱缪之迹不足以当雅意，深藏固闭，将有售也。今日一言之后，余将西骑，子无苦戏我。”
她才倾吐了自己的情愫：
娇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有言：妾知兄心旧矣，何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妾自数月以来，诸事不复措意，寝梦不安，饮食俱废，君所不得知也。”因长吁曰：“君疑甚矣。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
由此，两人的恋爱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像这样的对恋爱过程的具体、细腻的描绘，在《娇红记》以前的小说中是从没有出现过的。作者编织了一系列琐细的事件，使读者趣味盎然地看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是怎样逐步接近和融合的。
而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逐步地凸现出来。读者从中看到了申纯追求娇娘的热情、急切，由此而来的喜悦甚至怨怅，娇娘的犹豫、苦闷，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才终于形成的破釜沉舟的决心：“果不济，当以死谢君。”
随着恋爱的进展，两人的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大致说来，申纯固然挚爱娇娘，每当他感到要失去娇娘时就会痛苦万分，但有时却又显得怯懦，在两人盟誓定情后，娇娘要他晚间到自己房间中去，他却说“固善也，不亦危乎”；同时他对娇娘又常有不理解、不放心之处，甚至在娇娘父亲把她许配给帅府公子后，他竟然向娇娘说：“子亲期去此止两月，勉事新君，吾与子从此决矣。”受到了娇娘的严词痛斥，他“方悟感”。娇娘则因这一恋爱是下了以死相殉的决心的，所以在这以后反而处处比申纯主动、勇敢，当申纯怕去她房间时，“娇变色曰：‘事至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钟情如吾二人者乎？事败当以死继之。’”当申纯要她“勉事新君”时，“娇览词怒曰：‘兄丈夫也，堂堂五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乎？妾身不可再得，既以与君，则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恸”。
其勇烈之气，实已超过申纯。但另一方面，他对申纯又是非常依恋、体贴和信任的。她为自己不能和申纯结合而绝食，家里人骗她，说申纯已经别娶，并把娇娘以前送他的香佩送还。
“娇见之泣下：‘相从数年，申生之心事，我岂不知者？彼闻我有他故，特为此以开释我耳。’因取香佩细认，觉其非真，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这跟申纯的认为她要与帅府公子结婚，恰成鲜明的对照。而像这样的思想感情的细腻刻画，也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这样的描写已开《红楼梦》的先声。
因此，《娇红记》的总体成就虽不如《水浒》（例如，其语言上的缺陷就较明显），但对青年男女的这种丰富、细致的感情及其发展过程的展示，在元、明间却首推《娇红记》。
也正因此，《娇红记》所写的事件虽较单纯，但由于描写的深细，全书竟达五万余字，而且除个别地方（如申纯遇鬼的一段）外，并无支蔓之病，这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空前的。
不过，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浅近的文言——与这种细致的描写却难以适应。上文所引的娇娘的那些话，如果改用生动的口语，必然将大为生色。同时，从文言的角度看，这样的细致描写又不免显得冗杂。所以，后来较好的小说，要末使用文言而回到简洁的路上去，要末就采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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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产生年代，过去一般笼统地说是元末明初，而通行的文学史都把它们编入明代。我们认为，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附加的小字注所提及的“今地名”系指元代地名的情况，以及某些重要地名变更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完成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以前，按习惯可以说是元后期。至于《水浒传》，罗贯中也是它的作者之一，对小说作了进一步加工的施耐庵则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把这两部小说编入元代文学要更合理些。进一步说，这两部小说的形成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就其所联系的历史背景而言，显然与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尽管元后期与明初实际年份相差不多，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来叙述，也是把它们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
这两种小说都是“章回小说”的形式，后来的古代长篇小说也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它最初起源于民间说话中的“讲史”。在说话艺术中，“小说”类基本上都是能够一次说完的短篇故事，“讲史”类则专门演述长篇历史故事，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相当后来的一回。现存早期的讲史话本，均为元代所刻，其情况在前一章已作了介绍。这类讲史话本大抵都是根据说书人的简要底本敷演为书面的读本，内容以史籍载录与民间传闻相杂。以故事情节为主，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文字大多比较粗糙。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于罗贯中、施耐庵这样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的参与，通过对已有的材料的整理加工和提高，终于创作出中国最早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仍是继承着“讲史”的传统，而《水浒传》则既吸收了“讲史”中的有关内容，又汇集了大量关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短篇“说话”及戏剧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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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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