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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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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一些零星记载也互相抵牾。现在一般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还活着。另外，明人王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稗史汇编》），清人徐谓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均不知何据。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作者之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杂剧作家，剧作存目三种，今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罗贯中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的刊本，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依据嘉靖本，在细节方面各有些改动，总的面貌未有变化，只是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他们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并削除了原书的论赞，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经过这一番加工，全书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但原书的正统道德色彩却也更为浓厚了。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比较简明地分辨“正”、“邪”，其实是通俗文艺很难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容易了解历史人物，对历史作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感情投入。——所谓“正”的一方，对欣赏者而言就是“我方”。苏轼记“薄劣小儿”闻刘备败则忧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实也与此类似。
在三国的三方中，怎样来分辨“正”、“邪”，则是由一种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的。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奸雄”式人物，他虽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却不大容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一点可疑的血统关系，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不过，小说通过对曹操的残暴奸诈的描绘和对刘备的宽厚仁爱的赞扬，也表现出作者、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小说中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跟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这与《水浒传》的情形颇为相似。“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①“义”本义为“宜”，即“正当”的意思。
当然，《三国演义》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么道德教材。
它在向广大的粗具文化的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范围。三国本来是一个风云变幻、豪杰辈出的时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
当小说对这种历史情状作出较真实的描述时，道德化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给人们以一种更深刻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关联的是，小说大量传播了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诸葛亮可以算是《三国演义》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无论何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在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虽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现为反道德的“奸诈”，但对于读者来说，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评判之后，这种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马懿，也是小说中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又有实用的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书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课本，今日在国外，还有许多人从中寻找可用于“商战”的技巧。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三国》与《水浒》之间，通常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长处，显然是《水浒传》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波谲云诡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这一点有时对作者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带来妨碍，像金圣叹所批评的“笔下拖不动，踅不转”那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从总体来看，作者对《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琐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出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几种成分的组合下，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充分地描绘出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并由此展现历史人物各具风神的形象。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特出。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特别是赤壁之战，作为三方同时卷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从《三国志》中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也许就是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使有些人推测他是“有志图王者”。
在确定《京本通俗小说》为伪造之后，再来看中国通俗小说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有重大的进步。以前的通俗小说，都是以写故事为主，对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说，尽管情况比通俗小说好些，但同样也受到重情节、重文采等因素的牵制，加以篇幅有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读过《三国演义》，人们却自然会对小说中许多人物留下鲜明的印象。尽管比起后来的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是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像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虽文字不多，却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写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先借司马徽、徐庶之口，影影绰绰地虚写他的非凡才能；继而是三顾茅庐，仍是从刘备等三人的眼光中虚写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围和一种神秘色彩，逗引读者的兴趣；而后才是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在非常开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现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觉得他的出山之难，自有贤者不可自轻的道理。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类似这些传奇式的生动情节，给人物涂上了浓厚的色彩，多少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除了“煮酒论英雄”借雷声掩饰失等等少数情节，他的言行常让人觉得不可信，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气。曹操的形象则不然。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如第十二回写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惶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
‘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
由是得以脱险。后负伤逃出，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形成一种个性特征。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相杂的语言，和《水浒传》那种纯熟的白话不同。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如关羽出战华雄的一节：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可以说写得很有声势。但全书比起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写成的《水浒传》，语言的表现力毕竟要相差许多。
………………………………………………
第二节 《水浒传》
一、《水浒传》概况与施耐庵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赏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二回柴进在皇宫内御屏风上所见“大寇”姓名，由原来的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变成了宋江、辽国、方腊①，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袁小修在其《游居柿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三期；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三期。
二、《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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