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毛 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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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光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谈到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　
　　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六）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越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利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　
　　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　
　　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五·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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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　
　　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9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一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干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