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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毛 泽 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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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喧、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四）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
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
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水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1970年8月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
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
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
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9月4日、5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水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五）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
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l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指8月24日、25日、26日——作者注）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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