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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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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ρЫ绺哝�200人联名致电民政部，要求恢复出版《民吁日报》。
12月11日，蔡乃煌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尚书及两江总督，其中说到“日来各学界及东洋香港，纷纷来电函，要求启封。大旨不外借炸药、手枪及毁坏名誉以为胁制，其气焰之大，党羽之多，已可概见”。
12月29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该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最后一条——具保机器永远不许作印刷报纸之用，使于右任等不能故伎重演，换一个报名就恢复出版（所以《民立报》要等到13个月后才能创刊）。
上海的中外报纸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评论会审公廨判决失当，《字林西报》、《英文捷报》的态度尤其激昂，批评这一判决违法悖理，“置租界章程于不顾”。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也发表了评论。
从“民呼”到“民吁”，于右任锲而不舍，一年办两报，虽然昙花一现，却光芒四射，有声有色地书写了“竖三民”时代的前两个篇章。
这年4月22日，上海发生两名印度巡捕轮奸宝山县乡女刘翠英事件。于右任当年手创的《神州日报》从25日起，连续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并配以评论、插图和醒目标题，“大胆记实，力揭其悲”，受到市民的赞扬和支持，发行量突破万份。5月1日，上海英文《文汇报》攻击《神州日报》“排外”。7月10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本报吁天之言》，抗议公共租界巡捕房屡次干涉该报报道印度巡捕强奸中国乡女事，驳斥巡捕房的诬陷与恫吓。7月12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发出传票，传《神州日报》有关人员次日到案。13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揭露并抗议租界当局的迫害。15日，发表《本报讼事报告一》。7月22日，北京报馆公会致电上海《神州日报》表示声援，“请诸君子合力坚持，以保我同胞言论权”。在此前后，上海报馆公会也为声援《神州日报》，并以公会名义，增聘一个代表公会的律师为《神州日报》辩护。7月26日，《神州日报》复电北京报馆公会，“他族逼处，国权不张，既蹂躏吾民，复钳制言论。敝报为同胞人格争存亡，宁掷巨金于诉讼，不能自贱其国民之资格”。7月2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作出宣判，对工部局巡捕房和《神州日报》的诉讼案以和平了结。巡捕房方面的律师提出由《神州日报》赔偿讼费的要求，也被公堂拒绝。
［记事］
1月22日，上海《女报》创刊，第5期出版秋瑾案的专号增刊《越恨》。
1月，英国驻芜湖领事馆致函安徽巡抚朱家宝，要求查封《安徽白话报》。
3月3日，章太炎因积欠东京地方法院所判《民报》应纳罚金，被警察拘留。当日，如数交纳罚金后获释。
5月31日，席子佩与英商美查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以银元7。5万元接盘《申报》全部产业，从此《申报》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只是继续以外商名义发行。
1909年，上海《时报报》出版《戊申全年画报》36册，第20册是《寓意画》，其中之一为《对内对外两种面孔》，讽刺当局的专制与媚外政策。
7月5日，北京《国报》刊出清廷外务部接受贿赂的消息。10日，外务部咨文民政部，要求后者对《国报》“记载失实”一事，“按照报律，严行究办”。
7月，民政部通令各省，禁止报纸刊载有关东三省安奉路政交涉事宜的新闻和评论。
9月14日，清廷民政部以泄露交涉机密、妨碍邦交为名，封禁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报。《国报》被封后，改名《中国报》继续出版。9月17日，《大公报》发表要闻《呜呼北京之报界》，闲评《怪哉一日而封两报馆》，言论《哀哉今日之报界》，予以抗议。
11月28日，《神京白话报》因刊载宫廷新闻被封。
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指责地方当局对报纸的迫害，并对该报在租界出版一事进行解释，“报馆迁移租界口岸，为求安全，非有托庇外人之心，乃出于万不得已”。
下半年，《吉林日报》因为刊载指责外务部门的消息，遭地方当局勒令停刊。
冬天，在浙江台州创刊的《中日僧报》被地方当局查禁。
《湖北日报》因为刊载漫画《石龙》、《怪兽图》，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和鄂军统制张彪，以及嘲讽官场的《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等文，遭当局查封，经理郑江灏及漫画作者向炎生被捕。郑江灏不久获释，当时还是学生的向炎生一直被囚禁到辛亥革命后。
汉口《扬子江白话报》因刊载江汉关监督之子的丑闻遭到封禁，主笔杜木天入狱。
汉口《楚报》因揭露清政府拍卖主权，借外债修筑粤汉铁路事，鄂督勾结英国驻汉领事馆，以“鼓吹革命”罪名查封报馆，将主笔张汉杰下狱数月。
慈禧奉安大典时，天津福州照相馆尹绍耕兄弟两人沿途摄影采访，竟以“大不敬”罪名被判刑10年。《时事画报》发表文章抨击——“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清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
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夜，风雨飘摇的清帝国走向衰亡的终点而不自觉。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显得相对平静，仿佛是山雨欲来之前刹那的宁静。清廷除了封报纸、抓报人之外，还有收买报纸等鬼魅伎俩，不一而足。上海道蔡乃煌就经常玩这套把戏，他受清廷外务部指使，先后收买过《中外日报》、《舆论报》、《时事报》、《申报》、《沪报》等多家报纸。1月6日，御史江春霖上疏弹劾蔡乃煌，天津《大公报》发表《报馆与流氓》的“闲评”：
蔡乃煌之摧残舆论，收买报馆，久为天下所共愤。乃迟至今日始有揭忝之案，始有查办之命，政府之重视蔡乃煌于此可见。
蔡乃煌之言曰：政府之视沪道，实较一军机大臣为重。吾敢易一言曰：政府之视报馆，实较一广东流氓不如。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朝代的气数已尽，不管怎么样钳制舆论都挽救不了它覆灭的命运。
2月20日，曾开创过一个时代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虽然还在流亡之中，却借清廷预备立宪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国风报》半数以上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主要笔名是“沧江”），每期稿件都由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国会、宪法、内阁、官制到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几乎无所不包，目的就是要“造成健全之舆论”，实际上也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书面方案。当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
5月9日，天津《北方日报》创刊当日就被直隶总督衙门串通租界当局查封，起因是宣传广告中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语。此举创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新记录。5月14日，《大公报》在“本埠新闻”中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天津、北京各报纷纷表示不满。迫于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衙门同意《北方日报》继续出版。6月5日，《北方日报》举行盛大的续刊式，天津各界百数十人到会，《大公报》社长英敛之等都发表了演说。第二天，《大公报》报道说，“参会人员对政府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并拍照留念。”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的问世，上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于右任
构成了“竖三民”这一壮丽的新闻谱系。“民呼”、“民吁”两报先后被封并没有动摇于右任办报的决心，虽然《民吁日报》遭遇极惨，“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但经过近一年的筹办，在沈缦云、庞青城、张人杰等一批江浙资本家的帮助下，13个月后，于右任终于以更充足的经费再次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立报》，把他的言论生涯推向了更辉煌的境界。
《民立报》创刊之时正逢重阳节，于右任即景生情，在《发刊词》中以“植立于风霜之表”的“晚节黄花”祝愿《民立报》经霜不凋、凌寒自开。他期望《民立报》成为“正确之言论机关”，“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他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以其文辞优美、缠绵悱恻而脍炙人口，被称为“新旧文学合流之代表作”，更重要的是它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的办报宗旨。
《民立报》的“天声人语”、“论说”、“时评”、“大陆春秋”等栏目都深受读者欢迎。当年冬天，宋教仁一回国就担任了《民立报》主笔，成为社评的主干，他们将一起迎接一个新时代。
［记事］
1月17日，北京《公言报》刊出一篇论说，评论英、德优待海军大臣载洵的用意。21日，民政部以“有碍邦交”等理由下令停刊7天。
3月，山西《晋阳公报》（同盟会主办）揭露巡抚丁宝铨以禁烟之名，屠杀交城、文水两地百姓100多人的暴行，以“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等罪名遭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出逃。
3月，香港《华字日报》因报道广州新军起义消息，被两广总督以“议论既多狂悖，记载尤多虚诬，……有关世道人心，大碍地方治安”的罪名严禁在内地发行。
4月22日，李伯元创办的上海《世界繁华报》因一则社会新闻被控，主编任董叔被捕，报纸随之停刊。
4月24日，赵孔达和杨玉如、刘公、杨时杰等在汉口创办《雄风报》，不久即因“有违报律”遭查封。
4月，汉口《商务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遭查封。
8月8日，德国方面致函山东巡抚，指责中国报纸刊载“离间两国邦交之新闻”，要求更正。清廷外务部、民政部发布命令，禁止各报登载有关德国要求山东路矿权利等方面的消息。
9月4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申报》及天津《大公报》等20个省市、40余家报纸派代表出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界团体。
9月，在桂林创刊的《南报》只出了3期就被迫停刊。
10月，北京《国民公报》、《帝国日报》等7家报馆联合上书资政院，请求修改报律，减轻对报纸言论的限禁。清廷对此置之不理。
11月20日，安庆《安徽通俗公报》因揭露社会丑恶及支持铜官山农民暴动，主笔韩耆伯被暴徒刺伤，报纸被迫暂时停刊，12月29日，报馆又两次被捣毁。
12月11日，北京《国民公报》在“欧洲通信”栏刊载“涉及宫廷之语”，被当局停刊一周。18日，清廷颁布着作权章程。同月，创刊仅2个月的《公论实报》因报道太监德彰盗库事被禁，罚款400元后才准继续出版。
同盟会在广西桂林创办《指南月刊》，不久即被迫停刊。
夏天，同盟会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日报》，以“鼓吹无政府主义”罪名，被英缅当局封禁。主笔居正、经理陈汉平被驱逐出境。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
风起青萍之末，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纸糊的革命结束了绵延267年的清王朝。辛亥8月，汪康年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自动停刊。11月3日，这位一生办过多种报纸、曾执报界牛耳的报人在天津黯然去世，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之一。
桂林《南报》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之后，辛亥元旦，《民立报》发表短评《呜呼南报》：“呜呼！热血南方人，快招《南报》魂！无公理之可倚，惟铁血之可凭。山灵水秀毓苍生，头颅自有价，莫谓秦无人”。
辛亥年的中国，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紫禁城并没有预感到王朝崩溃的命运将至，照样是颐指气使，以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不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神州日报》3月18日发表的一幅漫画配了几句话：“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
1月6日，北京《公论实报》因所刊《狗说》、《群狗竞争图》等文，讽刺了资政院的议长议员，被罚令停刊7天，罚洋30元。北京各报奋起声援，警厅恼怒，加重对《公论实报》的迫害，9日，发出公告宣布《公论实报》“永远停止发行，并附科罚金百元”。10日，《公论实报》在《帝国日报》刊登声明：“同人等受创虽深，此心不死，决为卷土重来之举，以收再接再厉之功。”
3月12日，哈尔滨《东陲公报》因触怒沙俄当局，被当地警局查封。17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发表署名“金刚”的社论《论摧残报馆之适以速亡》，对此进行评论，谴责他们摧残“一线未亡之人心”及“仅存之舆论”。4月3日、4日，《申报》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东陲公报被封之悲愤录》，报道其中详细经过。
6月22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天民报》，出版仅两天，就以“冒渎乘舆”、“毁谤朝政”等罪名被勒令停版，编辑发行人被判刑1年。25日，广东报界公会为此致电清廷，提出抗议，要求转饬地方当局依照《大清报律》规定的法律程序，“以重法权”。7月1日，《神州日报》也就广东几家报纸遭地方当局迫害一事发表评论（此前的4月5日，广州《公言报》、《陀城报》曾被迫停刊）。7月6日，《申报》刊出《戏拟要求阎王延长报馆寿命禀》的游戏文字，就报馆不断遭到当局摧残事进行自我解嘲。
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再次把清廷置于历史的被告席上。詹大悲、何海鸣等志士于1月3日将汉口《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以“敢言”着称，甚至被称为“专以骂字为主义”。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又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8月1日晚，湖北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大江报》随即被封，并“永禁发行”，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酿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报案，也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承担了一切责任，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大江报》被封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6日，又发表《报馆与官吏》，表示愤慨。
9月2日，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因他们两人无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辛亥年，革命派的报纸从北到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月8日，景梅九、田桐等革命党人借清廷立宪的东风，在王朝的心脏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公开的宗旨为“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驰。”2月，广西继《南报》之后又有《南风报》创刊，以“运输新学术、新思想、新言论”自许，共出了8期，为免遭封禁，曾发表这样的声明：“本报内容，自问不敢主排满革命，无犯淆乱政体之条；不敢谤朝廷皇族，无犯诋毁宫廷之条。”实际上，其言论颇为大胆，直斥清廷为“乌合之政府”、“亡国之祸”的由来等。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像的。
3月29日，革命派在广州创办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的《人权报》。30日，陈炯明、朱执信等在广州创办《可报》，出到4月22日。春天，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国是日报》在开封问世。4月，支持民主革命的《克复学报》在上海创刊。7月16日在广州创刊的《平民画刊》曾刊出《三月二十九日纪念图》、《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图》等图画。8月9日，田桐等在北京创办《国光新闻》。9月，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创办《民国报》。革命派报纸屡禁不止，越办越多，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10月8日，两广总督就打着外国人旗号的革命报刊“究应如何办理”，是否适用本国报律等问题致电民政部请示，民政部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的答复是：“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当天，《申报》就刊出了这一消息。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
在殉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至少有七人来自报界，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和《晨报》工作人员，劳培还是新加坡《晨报》主办人。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和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了辛亥年的羊城暮春。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激荡人心的一幕。上海《神州日报》曾连日整版报道，称革命党人“在刑场面不改色……临刑竟不下跪……大有视死如归之慨”，读之令人神旺。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也曾应黄兴电召前赴香港，4月中旬，他临行之际将笔政托人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嫌疑”。自上一年冬天回国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页130……现在我们在《宋教仁集》中还能读到他当年大量炽热的政论，笔势纵横，议论豪健，无论内政外交、现实历史都在他议论的范围，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方面丰富的素养，使他很快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之一。宋教仁以其激动人心的言论，屹立在辛亥年的中国舆论界，他与于右任等一起成就了百年言论史上的“‘竖三民’时代”。
《民立报》把清政府叫做“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痛斥其伪立宪的阴谋，公开预言“民党”即将“战胜政府”、“改造中国”、“担负今年之国事”。还专门开辟“民贼小传”等栏目，把大大小小官员称为“民贼”。并详细报道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黄花岗起义爆发后仅两天，《民立报》即突破新闻封锁，在要闻版头条刊出有关起义的七条专电，率先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接着，又连续以《广州血战记》、《革党流血后之广州》等醒目标题进行详细报道。仅5月6日一天就占了两个整版。还曾刊出方声洞、喻培伦等烈士的巨幅铜版照片。
这样的《民立报》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昼夜印机不断”，日发行达两万多份，成为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少年毛泽东曾经是它的热心读者，25年后，他还在延安窑洞里深情地对斯诺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页118。
武昌起义第二天，《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有关专电，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并配有图片。对武汉的地理位置、起义酝酿过程等背景材料都有报道，“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于右任以“骚心”的笔名发表《长江上游之血水》文，开篇放歌：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
他还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宋教仁也饱蘸浓墨，写下了《湖北形势地理说》等文，热情地呼唤伟大的辛亥革命。
上海市民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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