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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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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宋教仁也饱蘸浓墨，写下了《湖北形势地理说》等文，热情地呼唤伟大的辛亥革命。
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
今天，我们重读于右任、宋教仁他们在90多年前发表在《民立报》的文字，依然感到光焰逼人，它对促成各省独立、推动社会转型无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立报》与先后存在了92天、48天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起自武昌的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甚至不惜编造新闻，日发行1。7万份，最高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
最初，北京《国风日报》试图以“伪电报新闻”名义发表武昌起义的报道，都被警吏抽去，结果“专电”、“要闻”栏全张白纸，不着一字，京城人心惶惶，不知情势究竟如何。后来当局不再控制，《国风日报》才得以大量刊出有关“伪电新闻”。
10月16日，上海《时报》开始出版《时报紧急号外》（后改名《战报——时报紧急号外》）；17日，《时事新报》增出《午报》；18日，《神州日报》出版临时增刊；19日，老牌的《申报》出版《公报——申报馆临时增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的情况，迅速打破了《民立报》孤独呼号的局面。望平街上每晚人山人海，各家报馆都在张贴各地消息，捷报传来则一片掌声欢呼，一有失败的消息则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申报》和《时报》馆的玻璃窗曾因此被打碎。《申报》在要闻版增辟“中国光复史”专栏，及时、详尽地报道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动态，以及有关南北议和、民军北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另外，自19日首先刊出武昌蛇山炮台的照片，从10月22日到11月19日，《申报》共刊出有关起义的新闻照片31幅，平均每天1幅，创下了创刊近40年中刊用新闻照片的历史记录。
［记事］
1月7日，天津《公民白话报》主编温世霖因在国会请愿活动中组织学生罢课请愿而被捕、发配新疆。
1月29日，清廷批准民政部对《大清报律》的修订，从45条变成了38条，条目有所减少，但钳制舆论的实质没有变。
2月13日，留日学生在汉口创办“敢言”的《夏报》，因刊载清军管带萧国斌兄妹通奸丑事，被捣毁，编辑遭搜捕，报纸被查封。
2月22日，广东省巡警道下令禁止省城各报刊载有关中外交涉、外事活动的消息。
3月6日，奉天《大中公报》因刊出评论谴责巡警无理干涉妇女坐车而遭捣毁，社长杜某被打伤，经理袁昆乔被拘捕。
3月，成都商会、农会合办的《工会日刊》因披露当地巡警道官员周肇祥在“国忌”日举行宴会，遭查封。
4月5日，民政部通令各省，严禁报纸登载有关中俄交涉的消息。
4月上旬，北京《公论实报》在有关日本公使来华活动时，一再使用“倭奴”一词，引起日方不满。清外务部要求民政部“设法禁止”。13日，民政部大臣密令各省，严禁报纸刊载有关消息、评论，“以免淆乱”。
5月，北京《中国报》因发表谴责帝国主义的言论，被民政部取缔，有关人员被驱逐出京，递送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5月，杭州《惠兴女学报》因刊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等文，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反对三从四德及夫死不嫁，受到浙江巡抚严重警告，作者之一江亢虎被勒令驱逐出境。
6月10日，天津《北方日报》因报道奥租界（近代惟一的奥匈帝国在华租界）有疫情的消息，奥租界当局勒令停刊，并罚金25元。
9月7日，四川《蜀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揭露邮船部尚书盛宣怀十大罪状被川督赵尔丰封禁，同一天被封的还有《蜀风杂志》、《白话报》、《启智画报》、《西顾报》等。6月26日创刊、发行高达1。5万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也在劫难逃。
9月18日，北京《帝国日报》因报道禁烟公所徇私舞弊消息，被京师地方审判厅以“有碍名誉罪”，判罚50元。该报发表《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察所文》以示抗议，并声明上诉高等审判厅。
9月19日创刊的广州《中原报》因倡导“人道主义”、“复仇主义”、“尊攘主义”等三大主义，21日即被当局勒令停版，主笔郭唯灭遭广东高等审判厅传讯。
10月1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违反报律等莫罪名查封奉天《大中公报》，拘捕经理杜葛岭、主笔沈肝若。当地各界人士为此“大动公愤”。
11月18日，杭辛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年轻的邵飘萍担任主笔。
日本人于1909年元旦创办的日文《长春日报》，因言论激烈被勒令停刊。
第二部分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地平线上。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7日，章太炎在《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各报争相转载。9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认为“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
3月11日，经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六条第四项确认：“人民有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当即对此提出驳斥，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这些都缺乏一定的界说，伸缩性太强，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与第六条构成了冲突。
清廷退位，中山让位，举国共和，一时报纸蜂起，达500种之多，总发行量4200万份。到年底仍坚持出版的还有270种，全年通过邮局寄发的报纸、印刷品总数达3700多万件。历史似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然而，这一年的言论史上却洒满了牺牲者的血雨。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钳制舆论、杀害报人，首开恶例。1月10日，广东各报刊出“燕塘新军解散”消息触怒陈，《国事报》被迫停刊，其他各报编辑受到警告。12日，陈以“扰乱军心”嫌疑，勒令他们更正。23日，广州17家报纸联名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予以拒绝，抗议陈炯明对报纸的“无理干涉”。同月，陈炯明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甚至拘留主笔、记者，迫使《粤东公报》、《公言报》、《人权报》、《光华报》、《光汉报》等多家报纸集议公决“关于广东军队事，嗣后概不登载”。３月１８、１９日，陈下令查封《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等报。4月6日，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捕。1０日，他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被枪决。4月９日，曾创办过《世界公益报》等多种报纸的黄世仲，因不满陈排除异己而遭到逮捕。尽管在4月11日，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向民国政府电劾陈炯明背弃《临时约法》，“剥夺人民生命，钳制言论自由”。但在胡汉民取代陈炯明之后，黄世仲仍于５月３日遭枪决。
2月，湖南《岳阳日报》主笔李澄宇因发表《阅岳州筹饷分局公拟办法章程之诤言》社论，对筹饷办法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逮捕。长沙各报联名致函湖南都督谭延辏Э挂楹蟛呕袷汀�4月，长沙《大汉民报》因发表文章指责湘军师长王隆中酗酒杀人，被谭延辏ХＡ钔？�7天，罚款30元，旋即停刊。6月，长沙各报联合组成湖南报界联合会，拒绝承认谭延辏е贫ǖ摹逗媳ㄖ皆菪刑趵贰�
6月2日，北京《中央新闻》报因披露内务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等丑闻，经理、主笔、校对等11人被捕。4日，《国风日报》发表《中央新闻》记者吴山所写的《启事》，抗议赵秉钧以“政界之公仆”不受“主人翁之监督”，倒行逆施，“虽专制时代，无此横暴。”时值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开会，专门致电参议院，严正要求弹劾“擅用军队，侵害法权，破坏共和大局”的“行政官”赵秉钧。当晚，赵设宴招待北京各报、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表示《中央新闻》一案已“和平了结”，一方面请新闻界“原谅”，以示安抚，并借此“联络情意”。于右任在答词中说：“在报界所求者，言论自由四字，政府之对报界，亦望以言论自由四字为爱护报界之范围。”
8月5日，黎元洪以“摇惑人心”罪名查抄湖北通讯社，逮捕社长冉剑虹（也是《民立报》驻汉记者）。8月14日，《民立报》为此致电黎元洪，要求“迅予查明省释”。15日，上海日报公会也致电黎，要求立即释放。武汉报界同人推举胡石庵为代表，联合武汉各机关团体直接与黎交涉，要求立即释放。黎元洪最初拟将冉剑虹“立即正法”，在报界的抗议声中改为两年监禁。
8月8日，黎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等罪名查封了汉口《大江报》，逮捕编辑、发行人3人。8月9日，汉口《民心报》因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而被迫停刊。同一天，黎通电通缉凌大同、何海鸣等《大江报》主要负责人，要求“就地正法”。8月14日，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及“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七报联名致电参议院、黎元洪，提出严正抗议，指斥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民立报》当天发表长篇报道《〈大江报〉被封记》。9月，凌大同被捕，立即惨遭杀害，一颗血头颅，挂在南楼城门洞口示众。之后，《民心报》主办人蒋翊武、杨王鹏分别在广西、长沙被杀害，主笔毕勷武也死于非命。此外被封的还有《自由报》，黎元洪未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陈姓社长。
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北京《国光新闻》田桐等向参议院请愿要求查办。一个月后，参议院常务会议决定向袁政府发出咨文：“报章为舆论代表。言论自由，载在约法，行政机关，自应依法保护，何得任意摧残。此次《民意报》事件，如果仅以‘言论激烈’四字封禁报馆，已属不合，乃复藉托外人，禁止发行，强扶出界，尤属违法招侮。”要求“澈查究办，以专重约法而保障人民权利。”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661。10月，袁世凯的咨文否认违反约法，不仅拒绝“澈查究办”，而且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
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即便在上海租界，也发生了《民权报》被控案。４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１０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４月19、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４月２６日起又连续发表６篇《讨袁世凯》。5月20日，他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两天后，这位信奉“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青年坦然被捕，虽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案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竟然为他说话。理由是：“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以中华民国新刑律妨害秩序罪判罚30元了事，戴季陶当堂被释。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说穿了，袁世凯就是以戒严的名义随意剥夺约法规定的人民权利。
［记事］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民国元年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2月23日，天津《大公报》改元更始，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当天，英敛之将报务完全托人，“外出”退隐香山，黯然离开苦心经营了10年的《大公报》。
4月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以“违及报律”罪名查封成都《四川公报》（旋被揭封）、《天民报》。
5月4日，福建《民心日报》因为报道当地官吏种种不法消息，被警务司强行查封，经理、编辑人受通缉。
6月30日，开封《自由报》创刊不过半年，遭河南都督张镇芳封禁。
7月，重庆《正论日报》被当地驻军捣毁，社长向执中被拘。
8月1日，鲁迅参与的浙江绍兴《越铎日报》因批评政府“种种失常”及不法行为，“不留余地”，当地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收买不成，纵容部下兵士捣毁，17人被殴，葛星驰伤重而死。8月5日、10月21日《申报》曾几次报道。
8月上旬，福建都督孙道仁以“有意鼓煽，希图构成内乱”的罪名查封福州《群报》，杖责总编辑苏鉴亭，并押送审判厅讯办。
8月25日，福州《民言报》以“诬谤长官”等罪名被警厅总监彭寿松下令查封，告示中赫然以“权行专制手段”自居。此外，相继被封的还有《民听》、《帝民》、《民哭》等报。
９月２２日，章士钊和王无生在南京自办《独立周报》，就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问题、《临时约法》的缺点等展开讨论，特别提出了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观点。对辛亥革命中登上权力舞台的革命党人颇多批评。这本政论周刊可以看作是《甲寅》的先声。
9月23日，《申报》易主，史量才登上报业的舞台。
10月24日，《山西共和白话报》因为报道军队滥发“恩饷”的消息，被太原警厅封闭。
11月23日，杭州《天职报》被暴徒捣毁。
11月，黄远生、张君劢等撰稿的《少年中国》周刊在北京问世，明确以揭露社会黑暗，对政府尽忠告和监督之责，对袁世凯的批评也很尖锐。
11月，四川都督胡景伊逮捕前《广益丛报》记者、《蜀报》主笔、颇有声誉的朱山（云石），第二天以“意欲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王光祈等成都创办的《晨钟报》，创刊不久即被胡景伊封闭。
12月1日，梁启超归国不久就在天津创办《庸言》半月刊，借助他在言论界的声望，发行量最高时达1。5万份。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笔底波澜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
3月20日，时为国民党实际领袖、正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宋案”发生，举国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律不准登载”，宣布从第二天起，由陆军部派人“实现新闻检阅签字办法”。4月1日，与宋教仁政见“时有异同”的梁启超，在《庸言》发表《暗杀之罪恶》，盛赞宋是“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杀害他是国家不可挽回的损害。4月9日、17日，《中华民报》发表《强盗政府》、《讨逆》等社论，直指袁世凯是“全国人民之公敌”，列举了袁的十大劣迹。4月16日，汕头《大风日报》发表《万恶政府》的时评。4月26日起，上海各报陆续公布44件“宋案”证据，引起强烈反响。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逃脱不了幕后指使的嫌疑。4月29日，北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等就“宋案”发表评论，猛烈抨击“民贼独夫”、“万恶政府”。
5月，袁政府通知各报，凡“碍及国家治安或滋生乱事”的新闻电报，将按“万国电报通例”，一律扣发。各地报业公会纷纷致电抗议，一切都归于无效。
孙中山、黄兴这些民国的缔造者，在“二次革命”中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路。袁世凯以武力奄有四海，新闻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迫害，仅6月22日、26日，内务部就几次发布限制报纸言论自由的通令，被杀害或迫害致死的报人至少有13人，到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只剩下139种，史称“癸丑报灾”。
在黎元洪控制下的武汉，1月14日，《群报》、《武汉民报》因为披露湖北司法当局丑闻，两报经理被拘捕。武汉报界联合会通电全国予以谴责，呼吁维护记者正当权益。6月24日，汉口《震旦民报》因出版画刊讽刺袁世凯、黎元洪，黎唆使法租界当局予以封闭，编辑野马、邓狂言、漫画作者何铁华等被捕，野马、何铁华被杀，邓狂言瘐死狱中。汉口《民国日报》遭查封，编辑周览、杨端六、曾毅、成希禹等被捕。7月6日，《民国日报》为此发表《宣言书》，抨击黎元洪。
6月27日，汉口《自由日报》遭查封，社长陈醒黄被捕，很快遇害。
8月11日，黎元洪下令查封汉口《讨报》，12日，《讨报》刊出评论《释讨》予以抗议，并发表《通告》宣布停刊。8月14日《讨报》派人进京，呈请两院弹劾黎无理查封。两院接受呈文，并通过议案，可惜只是一纸空文，黎置之不理。9月24日，原《洞庭波》主编、《民报》庶务、《帝国日报》、《民声报》总编辑宁调元遭黎元洪杀害，年仅31岁。10月6日，黎元洪串通租界迫令《中报》停刊。
在袁世凯的统治心脏北京，5月1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等因“言论激烈”被取缔。3日，北京电报局奉令检查各地报馆的新闻电稿，上海《民立报》连日四电都被截扣。6日，京师警察厅向内务部要求，对北京各报发出的号外传单实行预检，未经检查的一律没收。12日，《国风日报》因刊出《忠告政府与军警同胞》文，协理裴梓青、编辑郭究竟等被捕，多名记者被传讯。13日，《国风日报》特别出了白版四页，仅在头版显着位置以头号大字刊出“启事”，表示抗议。国会议员王有兰根据约法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三日内作出明确答复。9日，《国风日报》再出白版二页，并刊出《本报暂行停刊痛启》，宣告停刊。30日，军警搜查《国光新闻》社，被迫停刊3天。5月31日，军警搜查北京通讯社。7月初，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款”内幕，北京《民立报》被封，张季鸾、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经多方营救，10月初张出狱，曹却死在狱中）。7月20日，《日日新闻》被封。22日，《民国报》、《民主日报》先后被迫停刊。7月31日，《中央新闻》被封禁。上海《民立报》被禁止在北京发行。8月1日，《正宗爱国报》被封，主笔丁宝臣被捕，8月19日被处决。期间，彭翼仲从新疆回到北京，复活《京话日报》，不久就触怒袁世凯而被封。此外被封的还有《亚东新闻》。9月9日，《国报》被封，经理黎国岳被捕。10月13日，追求超然、非党派的《超然报》也遭“停止出版”的命运，30日京师警察总监勒令立即停刊。31日，《超然报》致函北京报界同志会，发出“武人专制，法纪空存，言论之厄，一至于此”的感叹。
在浙江，5月24日，杭州《浙报》以“捏造谣言”、“煽惑军心”等罪名被停刊三周。6月12日，杭州《汉民日报》因刊载消息、评论涉及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主笔邵飘萍被捕，许亲自讯问，邵飘萍从容作答，毫不畏怯。6月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对邵飘萍提起的公诉。庭审实况、审判结果都曾在《申报》等上海各报刊出。
7月24日，浙江都督朱瑞一口气查封了《平民日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天钟报》等五报。7月27日，《衢民新报》被衢县当局以“造谣”罪名迫令停刊。8月15日，温州《东瓯日报》被强行查封。8月17日，邵飘萍主办的杭州《汉民日报》被勒令停版。9月18日，《绍兴公报》被查封，主编王子余在终刊号发表《绝命纪念号》文，表示抗议。
在上海，4月30日，租界工部局发布公告，“禁止报纸言论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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