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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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⑤。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⑧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⑨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⑩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一九三○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