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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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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
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祝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
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32）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已大为改观：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县城十四个，并在三十多县范围内进行了分田运动，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江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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