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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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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这个期间，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细阅读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他正确地判断：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军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
为了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虽已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军事封锁和交通阻隔，全会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来，所以，少数领导干部仍坚持应按照中央和军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会上发生了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决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在这里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并等待战机。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在当天命令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晓撤出吉安，移师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峡江，这时，他们已得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的确实情报，并获悉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准备向樟树推进。
当晚，朱德在峡江县城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二）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开始的反“围剿”的战场摆在哪里？
在争论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①但是，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反驳说，“井冈山就不要了？”②为了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会议没有硬性作出东渡赣江的决定，而把问题留待继续讨论。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立刻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而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开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十月下旬，蒋介石加快了“围剿”江西苏区的步伐，从中原战场调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结在南昌周围，开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大敌当前，形势咄咄逼人。在这个严峻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把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否则，必将贻误战机，陷于被动。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刻在这里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决策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膝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讨论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犬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③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革命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耐心说服，对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统一了认识。第二天，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④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也就是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对这个问题仍继续发生争论。红三军团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数领导干部，反对东渡赣江的方针，提出“夹江而战”的主张。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千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⑤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在回忆中也说：“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⑥最后，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
十月三十日，会议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统一指挥下东渡赣江，汇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能力，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会议在极端紧急的时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原有部署，确认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矗罗坊会议一结束，红军在“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立刻开始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一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涂、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⑦并在命令中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按照命令，分别在十一月五日和六日迅速渡过赣江。五日，朱德同毛泽东暂时分手，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峡江县城东渡赣江；毛泽东由峡江前往吉安，参加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的扩大会议，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和撤离吉安作了部署。
红军主力迅速东渡赣江，这是罗坊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正当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以先到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个纵队，采劝并进长追”的战术，向红军发起进攻。十一月七日，他们推进到红军原来所驻的袁水两岸，但因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扑了个空。
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东渡赣江后，立即指挥部队向新涂。崇仁、宜黄、南丰、南城地区推进，威胁樟树、抚州。并抓紧敌军尚未东渡赣江的时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整训部队。十一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吉安，同朱德会合，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立即改变部署：留下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企图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朱德后来说：“我们看（敌军）这样多不行，就往南伸。”⑧为了继续“诱敌深入”，朱德、毛泽东决定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到苏区边沿的藤田、招携一带，在转移途中，朱德视察了各地坚壁清野和其他反“围剿”准备工作。这时，有些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疑虑。朱德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解释工作。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刚刚离开，各路敌军就分别进到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又扑了个空。
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
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四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肢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部署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朱德来到黄破不久，在十二月上旬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在强敌围攻的险恶环境中，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在这年上半年开始展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这又加深了高级干部内部的矛盾。一九三○年十二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当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的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在第二年四月就己解体。）李韶九到富田后，相继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AB团”井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逮捕，在十二月十二日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⑨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红二十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动，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而不利于红军的反“围剿”，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十二月十七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⑩十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作者注）。公开信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出：“富田这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
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平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相当的武装地方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信中强调：“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人，南昌、九江不攻自破。
这种战略才是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略。”“凡是真的布尔塞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并指出：“这一个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公开信最后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11）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于是，他下令将国民党“围剿”军队分为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在红军正面的右、中、左三个纵队，由北向南“分进合击”。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到处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因而陷入困境，停顿不前。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因一样”（12）。
“围剿”军已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样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十八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13）然后进行各个击破，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这样，总前委选定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岗、小布地区为退却终点，准备转入反击。为了打好第一仗，十二月下旬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4）。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努力杀敌，勇敢冲锋，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土地革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工农的天下。
（15）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得到情报：在源头的国民党军队谭道源师，正在大量拉夫，准备向南进犯小布。朱德、毛泽东认为，小布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对红军有利，正是在运动中消灭谭道源师的好机会，决定先打谭师。他们在当天下午一时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16）次日早晨，指挥红军主力由黄肢向小布以北轻装疾进，设下埋伏。这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阵阵，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在冰冷的战壕里等待着。可是，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始终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只得撤回黄陂。二十六日午后，谭道源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到距小布十五华里的树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华里的假坑。朱德、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当天夜里十点钟又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日进至小布附近，待机由树陂来犯小布之敌围攻而歼灭之。”（17）红军指战员在第二天拂晓前，再次进入原来的设伏阵地。可是，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见到动静，只得再次撤回黄陂。
谭道源师为什么没有进犯小布？并不是情报不确实。谭道源确曾下达进攻小布的命令，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由于谭师力量较弱，不敢轻进，也有记载说由于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部队停止出发，并将已经出发较远的前卫部队撤了回去，盘踞在源头一带迟疑不前，源头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谭师居高临下，硬攻对红军不利。两次在小布设伏都没有打成，有的指战员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还说起怪话。
朱德、毛泽东非常冷静，认为红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重大，它将影响全局，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人民等备方面条件都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情况下才能动手，否则宁肯持重待机，这时，又探得张辉琐师正向龙岗方向推进。于是便决定暂时不打谭道源师，先打张辉瓒师。
当红军主力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道源师的时候，朱德、毛泽东已派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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