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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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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3）红军主力在白石、枫边休整期间，朱德出席中央局和总前委会议。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朱德特别强调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训练。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他亲自带领红军指战员帮助驻地群众割禾、挑水、劈柴？？。驻地群众见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自发地组织起慰劳队、洗衣队，用最好的食物慰劳红军，帮助红军洗缝衣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消息。这种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军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国民党军队却丝毫未觉察。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向北洋动的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领下，相机攻占了乐安县城。这下，蒋介石、何应钦更以为这一支确是红军主力，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将进攻临川，急令卫立煌的第十师由黄陂速回临川，又令赵观涛的第六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陈诚的第十四师等部由黄陂、君埠地区向北追击红十二军，准备决战。红十二军趁此紧紧地牵住敌军主力，专走险路。红军携带的是轻武器，行动起来非常灵活。国民党军队携带了许多重武器，行动十分不便，被拖了半个月，弄得饥疲不堪，士气沮丧，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红军主力决战。
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又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急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陷入饥饿疲惫的困境，红军却已养精蓄锐，休整了半个月。为了继续调动敌军西进，进一步疲劳他们，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九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再向西转移到兴国、赣县、泰和、万安之间的山区，隐蔽集结。国民党“迸剿”军主力回头开到兴国北部时，又扑了个空。
由于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已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的坚壁清野，游击队、赤卫队的随处袭击，把进犯军搞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同红军作战。国民党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陈铭枢也叹息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14）这时，反蒋的两广当局正向湖南进兵，也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这样，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下令各路军队撤退。
朱德，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对他们进行袭击的好机会。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正由兴国经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撤退。朱德。毛泽东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出其不意地先消灭正在运动中的蒋鼎文师和蒋光鼐的两个师，然后相机扩大战果。
九月六日晚，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兴圩、老营盘疾驰。当天晚上，各路红军进入阵地。
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首先抢占蒋鼎文师北撤时必经的黄土拗，切断了他的先头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络，从北、南、西三面包围这个先头旅，发起猛攻。下午二时左右，全歼这个先头旅，俘敌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二千余件，迫击炮十门。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又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的蒋光鼐的两个师发起攻击。这一次战斗没有取得胜利。在历时两天的激战中，虽然毙伤蒋部二千余人，但因为战斗力较强的蒋部已先占据有利地形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战斗打成对峙局面，红军的伤亡同敌军几乎相等。朱德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说过：“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做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如果当时不打蒋，蔡，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他又说：“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15）最后，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队在老营盘、高兴圩战斗中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后，不敢再经这条路北撤，改变了撤退路线。朱德、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午后九时，命令红军主力向东急进，进行追击。十五日拂晓，红军主力赶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张家背附近，抢先控制有利地形。韩德勤师的六个团和蒋鼎文师的一个炮兵团进入红军的伏击圈。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将他们全部歼灭。韩德勤被俘后，扮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逃走。这次战斗共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四千五百余件。
这次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遇敌机轰炸牺牲。朱德痛惜他说：“我们有名的一个军长黄公略，被飞机击死。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材，是我们顶大的损失。”（16）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实行“诱敌深入”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其中除高兴圩战斗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战斗都取得很大胜利，共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敌军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较量了两个半月，最后仍以失败告终。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再次破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形势。首先，国民党各路军队已退出中央苏区，转入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第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民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九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责问：“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土，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17）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声浪日益高涨。第三，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两广当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更趋发展。第四，国民党军队退出中央苏区后，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恐慌不安。这些，都为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九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主力向福建的长汀转移。命令中指出：“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18）十月二日，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抵达长停红军在长汀经过短暂休整后，分兵波浪式地向闽西、闽西北和赣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主要任务是：筹措给养，整训部队，扩大红军，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开拓新的根据地，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在这些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拔掉革命根据地内部残留的一些由地主武装控制的上围于。朱德、毛泽东于十月十四日发出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9）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
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井在长廷雩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十个县境，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
取得这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什么？朱德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20）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在九月二十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①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相对抗，为了统一领导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各地代表尚未选出，交通不便，中央苏区又正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因此，项英、毛泽东、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令，将大会延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②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要先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朱德、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政治、红军、工会运动等决议案。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错误地批评中央苏区的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局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严重。”提出“要集中人力反对右倾”。③在政治决议案中，指责中央苏区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并强调：“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④，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指责说：“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
提出：“在红军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最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的提高。”⑤在这个决议案中，还规定在红军中取消党的委员会，以政治委员为全权代表，代替党委会的集体领导。
尽管这样，中共临时中央对这次大会仍很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批评这次大会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
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⑥在临时中央看来，这次大会只批评毛泽东等是“狭隘的经验论”远远不够，应该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苏区党代会闭幕后，朱德又于十一月七日出席在瑞金以东的叶坪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十四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列席代表有五百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还有些来自红军、全总、海员等处。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上午，在叶坪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受检阅的红军队伍，身穿整齐的灰布军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排排站在广场上。朱德、毛泽东等登上主席台。随后，他们在总参谋长叶剑英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
下午，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在会场附近举行提灯晚会。朱德被代表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在大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十一月十五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他走向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久久不息。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要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⑦十一月十九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十一月二十日，代表大会闭幕。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
当时，各苏区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己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驻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这个部队里工作过，共产党的主张在这个部队中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投向蒋介石，被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该路军总指挥，于一九三一年春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剿赤”。第二十六路军是北方军队，并不愿意去南方同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第二十六路军的第二十六师被红军歼灭过半。那些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曾耳闻目睹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和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事实，看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士兵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被释放回去后，便把所见所闻在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又引起第二十六路军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杂牌军”的种种歧视和压制，更激起官兵们的极大愤慨。
赵博生等和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派袁血卒（又名袁汉澄）到瑞金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听取指示。袁血卒到瑞金后，先在红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德。袁血卒回忆说：“到了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见了我。朱总司令以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调问我：‘你是地下党员吗？，我说：‘是。我是朱瑞叫来的。’他亲手给我倒满了一碗水，继续问：‘你们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人？’我说：‘浦口点名时有两万人，实际上没那么多。后来病死了不少。’朱总司令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你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⑧第二天，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到会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左权、李富春、刘伯坚。会议听取袁血率的汇报，并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会后，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对武装起义作了重要指示。
袁血卒带着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返回宁都，并向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亚等作了汇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名官兵，带着两万支枪，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经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第五军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十二月十六日，起义军刚开到苏区石城地区，朱德就从瑞金赶到这里。他去看望起义军的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郊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红区两重天呀！”⑨第二十六路军都是北方人，在南方有语言隔阂，难以做群众工作，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为了帮助他们，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从红军中调一批战斗员充实红五军团。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出席在石城的秋溪举行的庆祝整编胜利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勉励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巩固整编成果，不断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二十四日，朱德又出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的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和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他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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