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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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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和王稼样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而国民党却“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还“不准兵士抵抗”。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一起努力!”⑩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一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朱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的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回忆说:“我最早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我们宁都暴动的队伍开进苏区整编。整编前,我在赵博生同志兼任军长的十四军军部任参谋。赵让我首先带着近三百人的参观团到瑞金参观。”“第二天,听说朱老总要来给我们讲话,大家很高兴。早饭后,我把队伍带到驻地的词堂前,我对大家说:‘今天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来讲话,我们要遵守纪律,注意听,能做笔记的做笔记’??。我这么说着,朱德同志已经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德。’我一听,赶忙从讲台上下来,请他上台讲话。朱老总讲了个把钟头,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的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11)另一位参加宁都起义的苏进也回忆道:“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和我三人,在刘伯坚的陪同下,到瑞金东北十五里的叶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其他首长。”“朱总司令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中间地上放着一个炭火盆,床上一条红色的长毛毯子,算是这里唯一的高级用品了。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夹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让我们围炉喝水。我们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请他讲解十大政纲中我们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如何从旧军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谈着,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已晚,我们就住宿在叶坪了。”(12)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朱德和周恩来介绍季振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旧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日益扩大,中央红军不断壮大。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革命力量仍然是弱小的。 
  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相继下达许多错误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断言:“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13)十二月三日,在一个紧急通知中要求:“尤其是中央区,现在必须立刻向敌人进攻,向西南发展,同湘赣苏区打成一片。” 
  (14)第二天又发出训令,再次要求,“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15)。同月六日,在《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中提出:“江西敌情现侧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如何望讨论执行。”(16)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这样估量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稀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根据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设想,他们要求红军立即行动,“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7)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时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的过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也不同意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夺取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意见。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多次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最迫切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要不要攻打赣州。对此,会上发生了争论。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开始在湍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18)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得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局会议的决定。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中央红军的目前任务应该“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 
  “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9)训令还规定红三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闽西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负责指挥支作战军。后来,红三军、红五军团也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斗。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和章水两条河流的汇合点上,东、西、北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赣州又是赣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咽喉。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在又高又厚的城墙周围又修筑了密集的堡垒群,防御工事十分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城内驻有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是马崑,约三千人。此外,还有集结在这里的各地地主武装约一万人,守军共达一万三千人。离赣州北面不远的峡江、吉安、万安等地,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随时可以增援赣州;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还驻有粤军陈济棠的部队。地形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对红军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月十人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命令部队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进攻赣州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扫清了外围工事。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攻城。 
  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难以进行,守军又进行顽强抵抗,所以,经数日围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红军伤亡很重。二月二十八日,朱德、王稼祥赶到赣州城附近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同彭德怀一起指挥攻城战斗。二月二十九日,陈诚奉蒋介石的命令,派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和两个独立旅共约两万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进至赣州西北郊。攻城红军共约一万四千人,双方力量悬殊。罗卓英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使红军处于遭受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 
  三月一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又发布训令:“我军围攻赣城直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天,中间一度爆炸,以技术不精,攻城未克,而敌援已至。可是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红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迅速的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20)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相差大大,守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经过几天激战,仍不能攻进城去。中革军委不得不在三月七日下令撤围赣州。 
  这次攻打赣州的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红军伤亡巨大,仅红三军团就损失三千多人,还丧失了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有利时机,教训是沉痛的。 
  朱德对这次历史教训,在若干年后仍牢记心中,并经常用来教育后人。 
  一九四四年他曾指出。 
  “这一胜利(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者注)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21)曾在朱德身边工作的沈毓珂回忆说:“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经江西铅山县到闽西视察。 
  途经武夷山时,汽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到达岭头时,他特意走下车来,爬到一个小山包上盼望了好久。当他看到那一带层峦叠峰,连峰矗天的形势,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 
  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挺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面发展,但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结果力量分散,使我军更加被动,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后,才扭转了当时的形势。”(22)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绕在朱德心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挥毫写下《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 
  灭敌在此间。(23) 
  撤围赣州后,朱德等指挥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红四军、红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七军、红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红十三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三月中旬,朱德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会议总结了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 
  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三月十八日发布训令,指出:“我工农红军应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中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中对两路红军的任务的部署是:“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甫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24)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领中革军委移驻雩都。同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改中路军为东路军,向闽西活动一段时间。“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 
  (25)以后再按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停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④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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