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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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⑧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⑨，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⑩。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故的百战百胜的红军（28）。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30）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激烈的一场战斗，从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万红军被指定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由于敌军有着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线被突破，一批批指战员倒下去，心情异常沉重。这种状况，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佯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四月二十七日，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陈诚部四个纵队从抚河东西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广昌城已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红军虽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五千五百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这个地区进行“决战”的打算，已由严酷的事实证明是无法行得通的。当晚，博古、李德、朱德急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称：“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　
　　（31）（具体战斗情况是在二十九日才电告周恩来的）在周恩来复电同意后，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守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　
　　鉴于这种形势，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这事还需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需进行繁重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伍修权回忆道：“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32）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劝六路分乓”、“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前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了。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九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