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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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　
　　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　
　　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　
　　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劝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　
　　“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往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　
　　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①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②。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③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⑤。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⑥，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证。”⑦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⑧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为此，朱德曾致电批评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⑨，同时，以军委名义通电各军团，“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⑩，朱德还致电中央二纵队的司令员李维汉，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营，牵制敌人，等待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九军团，收容掉队的零散队伍。这时，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问题己越来越显露出来。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无两部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　
　　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十一月中旬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时，朱德向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则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则直接尾追我们”（11）。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部署。这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桂军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深入广西中部，刚将这一线的部分桂军撤防自保，而湘军还没有来得及接防，“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12）。这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如果全军能轻装急进，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抢渡湘江。但由于部队携带的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二百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一百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3）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14）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15）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6），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17）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8）。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