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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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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15）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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