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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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27）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　
　　（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　
　　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饬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　
　　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39）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　
　　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三十、回延安　　　　　　　
　　　　　　　　　
　　　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朱德仍坚持以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注意掌握分寸，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主动后撤，作出适当让步，以争取国内和平，为下一步谈判打开大门，使顽固派知难而退，并争取中间分子同情，从而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但当时有些干部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反磨擦斗争的性质和方针，只是沉浸于军事斗争胜利的兴奋中，想给对方以更大打击。朱德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①还有些干部误认为国共双方在河北打起来是一种决裂，并认为将从小决裂发展到大决裂。针对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明确宣布：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方针不变。　
　　局势确实比较复杂。如果不是全局在胸，不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容易被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那种剑拔弯张的紧张气氛所迷惑；从而作出过分的反应。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把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勘、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六个师渡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②但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忠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札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③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　
　　朱德看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尽管形势诡谲变幻，险象环生；但他胸有成竹，沉着应付，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　
　　他致电朱德，希望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因为进行这样的反磨擦斗争本来是不得已的，中共和八路军方面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在接到卫立煌来电后，朱德就下令部队停止追击，适当后撤，准备谈判。但是，蒋介石仍一再命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并要他去重庆汇报。这使卫立煌焦虑异常。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匆匆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晋城，表面上是前来部署向八路军进攻事宜，实际上却是希望同朱德会晤。④他在离开洛阳时，曾向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朱彭会谈。⑤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后，致电前方，表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谈判要点，除重申团结愿望、划分作战区域等外，还提出八路军增饷、扩编等要求。⑥由于八路军主动后撤，双方在实际上已停止军事冲突；但是，相邻驻军之间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仍发生一些小的磨擦。日本侵略军借此挑拨国共关系，在长治城内贴满了“中日联合起来铲除八路”的标语。⑦他们还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形势的紧张，使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而由于晋城受到日军攻击，卫立煌也不得不回到洛阳。　
　　卫立煌在晋城时，朱德把八路军各部最近同日军作战情况和取得的胜利，给他送去了报告。卫将这些转报蒋介石，还报告了八路军主动后撤等情况。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却向蒋介石转送了晋城华北战地服务督导团一个叫郭鸿群的反动分子的报告，说：“现第十八集团军及决死队、牺盟会等又乘中央军调动之时，攫取地方政权，强行共产主义”，丝毫不提八路军与日军艰苦作战的情况。⑧这两个报告反映了对抗日和磨擦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　
　　卫立煌还派一个少将高级参议申凌霄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朱德，但从晋城到八路军总部需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交通很是不便。申凌霄在四月十六日才到达八路军总部。两天后，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分会⑨副主任委员王藻真一行也来到八路军总部，目的也是为了商讨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问题。这时，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⑩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主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朱德这次南行，很快引起各方的瞩目。中共中央期望他同卫立煌的谈判不仅能解决划分防区、停止军事冲突，继续团结抗日的问题，还能解决八路军的扩编、增的问题。蒋介石希望朱德在谈判中能再作让步，并要求朱德在洛阳会谈后经西安去重庆向他“述职”。卫立煌更盼望朱德前去，商量解决军事冲突和共同抗日的问题。日本侵略者则希望朱德同卫立煌的谈判失败。　
　　八路军各部都担心朱德此行的安全，因为南下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某些对八路军对立情绪仍很严重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但朱德却从容沉着地对待这一切。出发前，他先去潞城北村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等研究工作。四月二十五日，等王藻真一行来到北村后，就一起出发，前去洛阳。　
　　朱德他们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壶关附近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