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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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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是战争年代开始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他到哪里，都说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有一次，他去山东视察，正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干部知道朱德很称赞莱阳梨，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他发现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能照他的意见办了。
朱德坚决反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中有些人自以为可以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的错误思想。他自己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利益。他的儿子朱琦、女儿朱敏，小时候都没有在他身边生活。
朱琦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队基层去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只好转到抗大行政部门工作。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朱琦带着他的爱人来看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亲。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嘱咐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后来，朱琦由组织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当练习生干起，再当司炉，而后才当上司机。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儿子开的火车。朱琉事先不知道。火车到目的地后，朱德见了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渍的儿子，为他学到了开火车的本事而高兴。
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一九五三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就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四年。
朱德常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
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祝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于什么。”（25）朱德以身作则，清廉自律的作风是始终一贯的，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深深感动的。前面所说的，只是建国初期他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时的一些情况。
四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同。
大会通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这时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战胜严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才能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怎样逐步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国不久的当时，对这些全新的课题谁都缺乏经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它也成为朱德关心和思考的中心问题。
朱德被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已经快满六十八周岁。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已是年近古希一九五○年底，他患过一次654夕比较严重的肺炎，中央曾决定他到外地疗养了三个月。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仍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决策。为此，朱德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盛市、自治区他都到过。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对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对这方面就一直给予特殊的关注，花费了不少精力。南泥湾的开垦、军工事业的建设等，都是显著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夜，他更一再强调这将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他在纪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①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又说：“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破烂的摊子，朱德深知，要顺利完成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积极性，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朱德在和煤矿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已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人来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就全国来讲，共产党员无论如何只占少数，我们要是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生产建设的任务也是不容易顺利完成的。”③一九五○年一月十日，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不但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他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⑤的观点。第二年八月，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是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朱德认为，为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各种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材。一九五○年他在机械工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若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则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号召老干部学习技术。”⑥一九五一年，他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⑦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工作，朱德十分重视要正确地决定政策。他曾多次强调要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没有把城市独立劳动者和小业主同一般资本家很好区别开来。为此，朱德于三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对独立劳动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他说：“在‘五反’中，我们曾将城市工商业者，按照他们的行业和守法与违法的程度加以划分，这是必要的。”“但是，最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城市工商业者，还必须从其阶级关系上、经济活动的性质上来加以区别，井以此来作为我们决定政策的基矗”“城市中的独立劳动者（包括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在内），应该与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不应把独立劳动者与一般资本家放在一起统称为工商业者。”
“这些独立劳动者，虽然占有很小一部分资金，但他们不雇人或只雇很少几个学徒，并且他们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所以，决不应把他们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而应该看作是与农村中的中农同一性质的阶层。在这次‘五反’中，也证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各城市中的守法户与基本守法户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大部分组成生产合作杜，使其与国家经济联结起来。”“国家对于独立劳动者的政策应与资本家有原则的不同，在税收上，在贷款上都应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给以优待。”“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同时也更有利于城镇的生产。”⑧建国初期，过去长期战争年代中形成的各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状况一时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变。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家财政也必须统一。一九五○年二月，朱德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财政的统一是我们多年来争取的事”，“今后我们必须在统一的基础上来建设全国的财政。”
同时，他又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中央集权，提出将来要建立中央、盛县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了如何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也有银行这个工具，但是没有好好利用，只是发点票子。”今后，“全国要广泛建立银行网。银行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来，掌握资金，监督生产。”“财委要经过银行来掌握家务，使银行成为国家的总会计。银行不仅是一个发票子的机关，国家的投资都要成为银行的贷款。”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银行必须起监督作用”⑨。一九五二年，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除逐步建立农业银行之外，我们还应逐步建立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该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⑩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准备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委，对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五条意见：（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打好，同时，适当发展建筑工业和纺织等轻工业。（二）关于财政统筹统支问题，统倒好，包不了，而且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现在还认识不足。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可以节约国家开支；三是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是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三）注意发展地方工业，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应当明确划分。（四）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求部分出超，以形成对某些国家的储备，以备转口之用。（五）农业除兴修水利、改良技术、这种除虫外，还应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移民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拿钢铁的人均产量来说，在一九五○年只有二点三七公斤。
钢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了给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朱德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不久，便在这年十一月四日视察了北京西南郊的石景山钢铁厂。
石景山钢铁厂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当时的规模还很校朱德早就到那里视察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给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儿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根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矗”（11）朱德这封富有远见而又热情洋溢的信，给了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多次地到这个厂去视察，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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