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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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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②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④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⑨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⑩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19）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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