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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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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
（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
（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
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37）随后，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广东视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听取三省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汇报。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的梁灵光回忆道：“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38）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39）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40）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41）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42）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杜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4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45）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46）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叉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47）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杜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情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
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杜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拔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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