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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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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③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④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⑤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⑦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⑧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⑨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⑩当朱德队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1）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12）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14）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夭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15）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这年二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请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淡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16）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的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17）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18）一九六七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19）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20）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21）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23）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24）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27）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常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
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者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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