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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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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注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
（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72）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73）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74）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75）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76）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阳。安阳地区灾情之严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卫河、漳河涌来，有七个县、六千余村庄被水包围，一千多个村庄被淹没，八十七万人急待救援。朱德在当地强调：救灾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78）接着，他又先后到河南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山东济宁、泰安、济南、德州，河北沧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灾情况。朱德对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说：盐碱地可以植桑，种水果，不一定种粮食。（79）他对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说：开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徽、山东。在救灾中，要恢复过去的经济渠道，现在很需要小商贩，供销社也要活跃起来，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农副产品。（80）他对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说：在救灾中，对长途贩运要放宽一些，还可以有组织地去搞。（81）他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调整好，农民有家底很重要。生产稳定了，干部团结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82）回北京后，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信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灾民已经初步安定下来。目前灾区的主要困难是群众的口粮不足，药品缺乏，特别是奎宁奇缺。受灾各省都希望能从邻省的非灾区调这一些于菜支援交区，卫生部能调拔一批药品供应灾区。为了帮助灾区尽快克服困难，应当加强灾区的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应当为灾区的副业生产积极组织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帮助灾区同外地挂钩搭线，组织物资交流，并向缺少资金的杜队发放贷款。（8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行程万里，连续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个盛市、自治区。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视察上海后，他在一月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现在上海市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完整、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今后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个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负责人指出：福建临海，你们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几百万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对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现在群众搞多种经营的劲头比干部大，干部应该来一个大转变，大抓一下多种经营。
（86）三月十四日，他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广西这块地方是亚热带，是全国少有的好地方。不仅发展农业大有可为，而且发展林、牧、副、渔业也大有可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地下的许多宝藏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十分优越的条件。（87）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外出视察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当前，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但是，“困难还是存在的。当前农业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还没有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老灾区要全面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88）这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的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常称为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东北三省视察，调查了解国民经济恢复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二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也有坏的。从点上摸的情况来看，当权派好的不多。应该说还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就急躁起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该审判的人还是按法律办事，要少杀人，把工作做细一点，把坏人当人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好人，这样才好。（89）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提出：“供销社要到农村去换东西，不拿票子把农村的东西收起来，是最大的损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90）朱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赞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91）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嘲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朱德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种养兰花。兰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历来被看作坚贞高洁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展览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赞颂兰花的这种品格：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爱兰花。建国后，他年事已高，种养和欣赏兰花便成为他很少的业余闲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的水平。他以兰会友，结交了不少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寺院和尚和业余兰花爱好者。
广州华南热带植物园养兰女工程师程式君回忆同朱德的交往时说：“朱总每次来，都很随便，同我们以兰友相交。他到兰圃参观时，也把我们带去，借以交流经验。当他了解到我们植物园经费和人员都不足时，便对我们说：‘我们交个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给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尽力帮助解决。’他的和蔼慈祥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92）北京中山公园内有许多名贵兰花是朱德赠送的。当公园建立“兰室”时，想请他题字，朱德欣然答应下来。几天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字让公园挑眩朱德对公园“兰室”的建设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嘱他们：“作为国家的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93）朱德养兰花，还着眼于推广繁殖，供人民群众观赏。解放前，兰花可以说是只供有钱人玩赏的。一些名贵品种，一般百姓更难以见到。朱德曾经说：“兰花不能象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对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谈了要重视种植兰花的问题。“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95）朱德广交的兰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北京中山公园的虞佩珍工程师讲了一个“花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作为友好使者来到中国访问。他和朱德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到中山公园兰室观赏，他向公园点名要了四个兰花名种，不久又回赠了几个日本品种的兰花，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连朱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朱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康克清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96）
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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